我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倡“读经”，那样可能会从小就培育原来传统政治体系所需要的奴性道德。

“读经”与“启蒙”

记者：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据中国国家汉办透露，中国计划将在未来几年内在全世界建立一百所“孔子学院”。有媒体将此事件解读为“汉语将改变世界大脑”，您怎么看？

李：实际的情况似乎是，外国人要与中国人做生意，急需汉语人才，如此而已。

记者：您与学者陈明有一对话，把“思想界开始重视本土文化资源”解读为“由于中国近十年来之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您是想说中国近十数年来的发展颇多得益于本土文化资源吗？

李泽厚

李：不是的。

“本土文化资源”这个概念太宽泛，不清楚。确切地说，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在这里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喜欢将自己“事事不如人”全归结于“文化不行”，于是反传统。我曾经批评过、反对过，惹来不少咒骂。现在，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了，发现自己并非“事事不如人”，又开始吹嘘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了不起。对此我也反对，结果又会有人骂。

记者：您似乎对倡导少儿“读经”不甚以为然——“不反对”而已，能具体说明吗？

李：我不欣赏“少儿读经”之类的笼统做法、提法，它很难与当年袁世凯的“尊孔”彻底分清。蒋庆先生公开谴责蔡元培先生当年取消读经。在我看来，如果五四那批人是“启蒙”，那么现在一些人就是“蒙启”：把启开过的蒙再“蒙”起来。我说“不反对”，是因为蒋先生是民间的自发活动，人各有自由，他可以去尝试。

记者：蒋庆先生认为，“李泽厚先生主张把公德和私德分开是不能成立的”，对此您怎么看？

李：公德私德之分并不是我提出的，梁启超早就提出了。我是主张培育宗教性道德的，但我不赞成笼统地提倡“读经”。儒家经典中的许多道德是与当时的政治法律体制和生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它产生在已有严格等级的氏族社会中，发展在专制政治体制的传统社会里。所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等等便是这种道德的核心内容。“经”也有一大堆，“四书”、《诗经》以及《周易》《礼记》可以选读一些，但尚书、春秋（这是蒋先生视为至宝的）也要人去读去背吗？《仪礼》《周官》《尔雅》呢？需要人人必读吗？我以为不需要。

蒋庆

记者：蒋庆先生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地戴上西方文化的有色眼镜，认为儒家文化压抑人的独立，其实并非如此。比如孟子讲的“浩然之气”等。蒋先生有一句反问：“难道两千年来西方的知识分子是走过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是爬过来的？”您怎么看他的这些评论？

李：关于“儒家人格”，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似乎并不比上述评价低。

至于那句“反问”，我以为那只是缺乏论证并无学术意义的煽情语言。现在问题之一也还是一些知识分子喜欢耸人听闻，以煽情的激烈话语来鼓吹“民族精神”或“道德义愤”，我以为这是危险的。

余英时说，当年五四反传统的人物，都是饱读旧笈、深知传统的人，今天反传统的人物其实并不知传统为何物。我觉得今天某些提倡传统或传统道德的人也大体如此。从他们的言谈论著行为活动中看不出一点传统的影子，看不出一点孔老夫子那种“温良恭俭让”、“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道德、精神或风貌。

所以，剩下的便只是激情口号、妙论奇谈。

记者：一些学者在此次论战中对少儿“读经”表示了同情。如秋风先生，他说：“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延续至今，全盘反传统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本能的意识形态。当年有人呐喊不读中国书，因为中国书所教导的都是愚昧无知。过了近百年后，这个声音依然清晰地回响在我们耳旁。”您怎么看他的这个判断？

李：我不大相信全盘反传统已成了现代中国人的本能意识。其实从五四时代起，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扔掉中国古书”（“文革”是例外），只是少读了许多罢了。今天从小学到研究生，读的大半是数理化、电脑、科技，所以我是主张读点中国古书的。特别是《诗经》、《论语》等等，不然，我费时费劲去写一大本《论语今读》干什么？

但是，我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倡“读经”，那样可能会从小就培育原来传统政治体系所需要的奴性道德。

我反对文化相对主义

记者：“文化相对主义”是去年《甲申文化宣言》的核心观点之一，您怎么看待文化相对主义？

李：不敢苟同。

文化多元论、文化相对主义是西方后现代的时髦理论。我不赞同用“相对主义”来否认或忽视人类仍有共同的普遍性的价值和原则。我反对认为文明并无进步落后之分、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价值等同的文化相对主义。以最时髦的西方理论来捍卫最保守的传统事物，这倒可与蒋庆相呼应。

秋风

记者：您认为从传统文化中可以开出现代的“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宽容、多元”的文化之花吗？

李：不经改造，无此可能。

记者：如何改造？您依然相信并坚持您的“西体中用”吗？

李：当然坚持西体中用，如我提出的两种道德论。

其实今天争论的关键并不在应否提倡传统、提倡道德，而在于如何阐释这些道德和应否以此来排斥、反对、贬低建立在现代生活基础之上的社会性道德（自由、平等、独立等等），这两种道德有一致处，也有冲突处。我的“两种道德论”就是为探求这个问题而提出。

蒋庆先生则根本否认现代社会性道德，似乎硬要回到“君、父、夫”具有绝对权威、绝对统治，“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的传统道德。三纲六纪是传统道德的核心，张之洞、陈寅恪等很多人都讲过。“中国首重三纲而西人最明平等”是严复的名言，看来，梁启超、严复，更不必论胡适、鲁迅，统统是“跟着西方走”，都应该是蒋先生所猛烈讨伐的对象。

记者：《甲申文化宣言》认为，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西方文化的解毒剂，对“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有一定的启示，您是否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功用？

李：我不认同。他们这种希望的实现，也许在二十二世纪，不在“当今”。

而且，如何解读“中华文化”颇值探究。难道其他文化就没有那种品格（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吗？

鲁迅

记者：近年国内思想界反思五四，有人认为五四的“激烈反传统”为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李：完全不认同。

五四是启蒙，“文革”是“蒙启”，两者在精神上是背道而驰的。五四激烈反传统确是其他文明中少见或没有的现象，我以为这倒恰恰与没有强大宗教背景的中国传统有关，是实用理性的中国传统精神的展现。

记者：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是非常推崇鲁迅的。近年大陆学界“扬胡（适）抑鲁（迅）”思潮比较流行，您对此现象有何看法？

李：今天我仍然喜欢鲁迅。鲁迅是文学家，他给我以情感力量。

记者：情感力量？您是说您现在主要是在“文学家”的意义上喜欢鲁迅吗？那么，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呢？

李：我曾说过，鲁迅只是大文学家。……我并不完全认同鲁迅的思想，例如他对京剧、对中医、对大众语、对汉字拉丁化的主张，对某些人（不是所有人）的尖锐嘲讽等等。他常常失之偏颇、片面，并非以理服人。但我接受和喜爱鲁迅对一切事物爱憎分明的情感态度，对旧事物特别是对披上新衣帽的旧事物非常警惕，毫不留情地揭穿、打击。鲁迅是文学家，不能以有理论体系和逻辑形态的思想家的标准来要求他。

我最近看国内的电视，宣传一个地方“绣龙”（号称“龙乡”的某地，数十人同时在一大幅布面上绣出龙的形象），说开工那一天和完工那一天，都下了雨、雪，而那个地方那个季节是极少下雨下雪的，说得神经兮兮，大有天人感应、龙的神灵出现的味道。而这正是在宣扬“传统”、“国粹”旗号下进行的，这种宣传并不止这一次。

我当时立即觉得还是鲁迅棒，现在仍然需要鲁迅。

“四星高照，何处人文”

记者：最后，先生能否对中国目前的文化（思想）领域的整体现状再下一个简短的判语——和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句著名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一样？

李：我从不敢下“判语”，那句话也只是现象描述。

目前中国文化似乎是“四星高照，何处人文”？“四星”者：影星、球星、歌星，还有节目主持（人）星也。

不是说“人文”没有了，而是到哪里去找人文？这是我愿意提出的一个问题。但我以为不必担忧。我说过，中国人多，现在大学生、硕士、博士也多，一百个人文硕士、博士里有三五个愿意做点思想学术，也足够了。因为人文也不只是思想学术。

摘自《李泽厚近年答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