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鸡

谁都需要临终关怀，圣人也一样。不同的是，很多人的临终，灰暗，惨淡；圣人的临终，像将熄的烛光，余烬中有一丝温暖。看看他们的临终，对死亡也就不必感到恐惧了。

西方有苏格拉底。他并非“善终”——原本可以多活几年，但他拒绝了。雅典当局判了他死刑，罪名是蛊惑人心，尤其是鼓动青年人，让城邦的“神明”很没面子。的确，生活中如果有了神，谁还愿意去拜雕塑呢？

这个罪名实在有点“莫须有”，所以雅典当局希望和苏格拉底达成默契，给你判刑，表明我们“倍儿面子”，管你是不是名人、有多少人拥戴，照判不误，以示威严；暗地里，却又一如既往地放松监狱的管理，希望苏格拉底收买狱卒越狱——这在那时候不难办到。

如此一来，我赚了面子，你赚了里子，两不相欠。可苏格拉底偏不：“我都70岁了，难道还要流亡国外，让人耻笑我去祸害他们的青年吗？”

不走。选择喝下毒酒。喝完毒酒，苏格拉底说了人生最后一句话：“不要忘记，我还欠医神一只鸡。”（傅佩荣，《先秦儒家哲学》）

什么意思呢？在古希腊，人们病了，要去拜医神；病好了，要去“还愿”，给医神送上一只鸡，以示谢意。人生终了，却要给医神送鸡，什么意思？

答案相当豁达：死亡=痊愈。用哲人的话来说就是：“人生是一场病，死亡只是疾病的痊愈。”这般豁达，确实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孔子临终：泰山其颓乎？

相比而言，孔子的临终，没这么幽默豁达，却有几分悲壮。《孔子家语》记载了孔子临终前的场景：

孔子早上起床，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唱起了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歌词虽然悲怆，但此时还能唱得出来，的确也不是凡人了。学生子贡听到夫子的歌声，连忙过来。孔子和他说，自己做了一个梦，不太吉利，大概是自己快要死了吧。七天之后，圣人撒手人寰。

对比一下东西两圣人的临终，很有意思。表面看，苏格拉底似乎不在乎死亡，孔子比他更在乎死亡；苏格拉底似乎认为使命已经完成，活着甚至不如死亡，孔子则认为使命远未完成，“革命尚未成功”，不如“向天再借五百年”！

孔子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的圣人。正因如此，他从来不会作践自己，更不会轻视生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或许也是出于这一考虑。毕竟，人只有吃好了，身体好了，才能完成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也就是所谓的“天命”。也因如此，他并不拒绝物质收入，比如学生求学，固然“有教无类”，还是要送几条腊肉作为学费的，否则自己创办的私学就会难以为继；私学难以为继，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必然后退。他更不会对学生进行道德绑架，要学生装清高，做买卖、当官，他并不反对，甚至会支持。学生子贡就是善于经商，富可敌国。

强烈的使命感，让孔子的思想架构，显得十分“入世”。他既有宏大的甚至不可实现的目标（比如完全恢复周礼），也有务实的、基础的、“慢工出细活”的理论体系。宏大的使命，和春秋乱世、短暂人生放到一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矛盾，注定难以完成。

孔子固然努力，也无法摆脱“人终有一死”的命运。生于乱世，死于乱世，半生颠沛，一生流离，临终悲怆而歌，也就可以理解了。

孔子的积极心理学

孔子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反倒有“杀身成仁”之志：“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但在使命感的感召之下，孔子绝不敢作践自己、轻视生命。在匡地被困，孔子一度面临生命危险，他说的是：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这段话简直就是在骂苍天：苍天啊大地啊，你不公平啊！既然把传承文明礼乐的重任交给我，为什么又让我面临绝境？如果你想断绝礼乐文明，就让我死吧！如果你不想让文明礼乐断绝，那小小的匡人，又能把我怎样？

这里不是悲壮，而是豪迈，孔子把天命和自己的命运深度融合，我就代表天命，天命就是我。我们丝毫看不到面临险境时的恐惧、苍凉，仿佛只是一个人在舞台中央慷慨激昂。

天下昏暗时，孔子感慨：“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即便前途固然渺茫，孔子也没有贬低自己的价值：我依然是块宝玉，是“凤鸟”，可惜生不逢时啊！这是一种积极的、自信的、自我褒扬的心态，这种心态，让孔子的内心充满阳光。怪不得有人说，从言行来看，孔子是一个坚定的“积极心理学”践行者！心情灰暗、消极的时候，不妨读读孔子，《论语》堪称中国古代的“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的核心要素，第一是擅长从积极的一面看待困境，第二是自我肯定。苏格拉底的人生态度，略显消极；孔子则更灵活、更积极。他赞美蘧伯玉为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同时强调“小不忍则乱大谋”。苏格拉底明明可以逃跑却选择死亡，在孔子眼中，或许可以看作“小不忍”。

苏格拉底的选择值得尊重，毕竟，是该忍，还是“忍无可忍便无需再忍”，关键要看最终的选择是否有价值。谭嗣同慷慨赴死，目的是以鲜血唤醒国人；梁启超逃亡国外，创办报纸、著书立说，目的是以文字唤醒国人。两者殊途同归，前者更震撼人心。1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读读谭嗣同临终前的文字，内心尚澎湃不已，何况亲历此事的国人呢。

“此心光明”：积极的临终态度

和苏格拉底、孔子相比，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临终态度，更像是将苏格拉底的豁达和孔夫子的豪迈糅合在一起，一句“此心光明”，照亮无数人心。

苏格拉底和孔子都出生在人类文明从昏暗逐步走向明亮的时代。带来明亮的烛火，就是人类的文字与文明。他们之前，文字虽有，却只为少数人所掌握；教育虽有，却多为贵族垄断，平民很少有受教育的权利。他们之后，尤其在中国，孔子创办私学，让普通人有了教育权，实为划时代之举，堪称点亮中华文明的火炬。

正因为此前的昏暗，所以无论苏格拉底还是孔子，都很难有明确的偶像。孔子想要恢复周礼，最难的就是缺乏记载——即便有，也是一鳞半爪，困难得很。因此，即便崇拜周公，孔子也对他也只能表示膜拜，却不能说“我要成为周公”——连周公的相貌、作为都搞不准确，如何“成为”呢？

他们之后，情况好了很多，毕竟文字和教育更加普及了。孔子2000年之后的王阳明，对孔子已经十分了解，孔孟之学也已发扬光大。这种氛围之下，王阳明自幼便立下“读书是为成圣人”的豪言壮志。

某种程度上，他的确做到了。立德、立言，自不消说；关键他还平定叛乱，得以“立功”，圆了古代文人“三立”之梦。只是身体状况不好，成了他人生最大的“不圆满”之处。57岁那年，王阳明病逝于江西的一叶扁舟之上。

令人感慨万端的是，就连人生的末了，王阳明留给后人的场景，也和孔子十分相像。孔子临终前，陪伴他的，是子贡等一众弟子，儿子孔鲤已经先他而去，孙子尚年幼，学生便如同他的儿子，陪伴老师走完最后的人生。

王阳明是在办公差的途中去世的，学生周积听说老师要路过此地，提前好几天就做好了迎候的准备。令他伤心的是，两三天后，他迎候多时的恩师，已经卧床不起，气息奄奄了。

听说学生来了，王阳明缓缓地睁开眼，说了三个字：“吾去矣！”

周积泣不成声，连忙问老师还有什么遗言，老师说出了令他铭记在心，也令世人震撼的8个字：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是啊，一个人如果内心光明，还需要其他的语言吗？没有任何语言，能表达一个人内心的光明；没有任何俗人，能参透一个人内心的光明；也没有任何恐惧，能穿透一个人内心的光明。

王阳明是儒家中，一个积极入世、入仕的代表人物。在他身上，也有着类似于孔子的使命感。在这种使命感的感召之下，他既能穿透宋明理学带来的迷雾、创立心学；也能百折不挠，即便九死一生，也不改对人生、对命运的大追求；更让他以国事为己任，即便朝廷昏庸，也能顾全大局，以四两拨千斤之巧力，化解宁王朱宸濠叛乱，避免了国家的大动荡。如果孔子也有“积极心理学”，那他毫无疑问，是这门课上，孔子最好的学生。

（《走进孔子》2022年第6期）

高金国，笔名高了高，高级编辑，著有《好父母养出好孩子——给家长的35堂教育思考课》《写给孩子的趣味中国历史（12册）》《少年读史记故事（3册）》《人生是一场修行》《唐朝那层窗户纸》《齐国那些事儿》等图书2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