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节选自美国历史学家R.R. 帕尔默《法国大革命的至暗时刻》（曹雪峰、周自由 译）一书的序言部分，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i-viii页。需要注意的是，该书英文原名 Twelve Who Ruled：The Year of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直译为《救国十二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之年》。

自1941年出版以来，《法国大革命的至暗时刻》一直在加印。至少在法国大革命研究的领域，这样的常销书殊为罕见，但不难找到解释。20世纪80年代，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又重新发现了强叙事性（strong narrative）的优点（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历史学家们偏爱分析研究，叙事，或言“事件史”成了过时之物），而早在此之前，R. R. 帕尔默已精心叙述了一段引人入胜而又令人信服的历史，这段历史对于理解大革命至关重要。

本书出版以来的六十余年，其中有将近一半时间，我都在课堂上用它。因而，我也一再反复阅读，其中最精彩的部分也许读了有二十次，从未厌倦。反过来，无一例外，学生们也反应热烈。给予《法国大革命的至暗时刻》好评的不仅有新接触法国大革命史的本科生，也有更老到的研究生，甚至（有实例）还有一些抱有强烈兴趣、思想深刻的“终身学习者”。所以，本书的出版史和我个人的教学经历都表明，它的魅力超越了不停更变的史学时尚，超越了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超越了人们的注意力周期。

这本真正经典之作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在其出版轨迹里，这本书曾经有过两个副标题：一个是“恐怖统治时期的救国委员会”，另一个是“法国大革命里的恐怖岁月”。（1989年终于得以出版的法语版，名字恰当地叫作《恐怖统治：救国委员会岁月》。）以法兰西共和国风起云涌的共和二年（1793—1794）为中心，这本书讲述的是“二次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之后，1792年选出的国民公会所创造的革命独裁。这段时期一般被称为“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这是因为在1793年夏天，革命激进分子们鼓噪着要“让恐怖成为时代秩序”。在这种胁迫之下，国民公会做出了让步，然后中止新实施的民主宪法、所有的选举活动，以及各种普通的民众权利，直到取得和平。而这三项是定义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因素。

在第五年的夏天，大革命面临着多重困境，其中有一些是其自身造成的，共和国实有被颠覆之虞。外敌在五个战场同时发动战争，大部分的共和国军队都被击败。3月，在法国西部的旺代地区，叛变分子到处发动残酷的游击战。严重的食物短缺和通货膨胀威胁到了城镇居民的生存和国家军队的供给。这又导致了巴黎绝望情绪的不断升级，使得激进分子们转而反对国民公会的可能性出现。面对这种种情况，国民公会手足无措，内部分歧种种，革命领导者内部出现了“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相互攻讦的党争局面。

考虑到当时环境的复杂性，帕尔默明白所有其他问题的背后都潜藏着一个问题：如想克服危机，一个充分团结、强大和合法的政府是必需的，不管首先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就是本书的主旨。1793年6月，国民公会屈服于巴黎大众的压力，对主要的吉伦特派代表做了清洗之后，取得了“以分离求团结”的效果，他们才犹犹豫豫地得出了这个结论。这时，国民公会就放心大胆地开始实施各种严厉的紧急状态法，最后导致了临时的革命独裁。虽然名义上还有控制权，但公会已经将很多权力都让渡给了救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关键地位人们一直都很清楚，但是一直到1941年，它还从未成为过历史研究的对象，得以彻底梳理。

完成这样一项任务既需要个人视角，也要思维开放。R. R. 帕尔默遵循的是自由民主制的道德准则，相应地，在他的讲述里，共和二年革命独裁，或者说雅各宾独裁既是必需的又是有瑕疵的，既是成功的又是灾难性的。帕尔默发现接下来的那一年里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太可悲叹，但他也认识到了国民公会所作所为背后的逻辑。救国委员会要力挽狂澜，它的权力与其所要承担的责任就要相符。在最开始阶段的人事调动结束之后，救国委员会的委员们终于都是一些愿意做出艰难的、存在道德风险的抉择的人了，他们可以在内部争论一番之后，团结一心执行所做出的决定。毫不奇怪，救国委员会这样一支坚定无畏的领导队伍会成为后来铁杆革命者的楷模。

救国委员会成为了事实上的战时内阁，委员们获得了近乎独裁的权力。帕尔默既把它当作一群截然不同、意志坚强的个体，又视它为一个全新的机构将之写入史书。从个体而言，这十二人具有完全不同的背景、经历和禀性，尤其是最后两位委员，科洛·戴布瓦（Collot d᾽Herbois）和比约—瓦雷纳（Billaud-Varenne）9月被选入之后，国民公会里两位最为激进的代表进入了政府，这样他们就不会置身其外肆意攻讦。只是除了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和让邦·圣安德烈（Jeanbon Saint-André），对于其他人，帕尔默所能提供的传记资料很是有限，但是他对这十二位的描写深刻而具启发意义。

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贝特朗·巴雷尔（Bertrand Barère）、圣茹斯特（Saint-Just）等其他人的传记研究领域相应地出现了马塞尔·雷纳尔（Marcel Reinhard）、列奥·格西（Leo Gershoy）和贝尔纳·维诺（Bernard Vinot）等优秀学者。毫无疑问，他们丰富了帕尔默之前所讲内容的肌理。不过，在军事工程师卡诺如何成为委员会“胜利组织者”这点上，帕尔默仍显出洞见卓识。读者们可以看出来，在十二人里，帕尔默最欣赏的就是卡诺。至于巴雷尔，帕尔默从未相信过流传甚广，围绕在这位天资过人的律师身上的不好传言，“断头台上的阿那克里翁”是别人对他的称呼，他常常站在国民公会的讲席上代表救国委员会讲话，当时的人就鄙视他为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这种说法留传至今。帕尔默预见到了格西对巴雷尔更平和的刻画，一个“不情愿的恐怖统治者”。在帕尔默的讲述当中，圣茹斯特的形象也十分突出，他既是来到前线的无情特派员，也是一个理论家。有关圣茹斯特的传记研究后来出了很多成果，超出了帕尔默的描绘程度，但他抓住了这位年轻革命家忠诚和狂热的一面。

《法国大革命的至暗时刻》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它不仅关注个人，也将制度作为焦点。在法国大革命的标准年表里，帕尔默将一个被忽略的转折点凸显了出来。不像大部分改变大革命发展轨迹的戏剧化的、由大众推动的“特殊的日子”，这个关键的时刻发生得悄无声息，那就是共和二年霜月十四日（这是新的革命历法，也就是1793年12月4日）国民公会通过了由救国委员会提议的一则法令。霜月十四日法令从法律上规定，救国委员会的权力在各省政府之上，在国民公会其他委员会之上，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国民公会外派的代表、掌管一方的特派员之上；事实上直到此时，这些人的权力都处于不受约束的状态。帕尔默认为这条法令起到了相当于新权力机关宪章的作用，一个集权的革命独裁政府由此出现。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将救国委员会置于路易十四、拿破仑同一谱系之下，视之为法国历史里不可避免的中央集权增长之时，便是对帕尔默论述的支持。

帕尔默为写作这本书所做的研究工作全部完成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1939—1940年间，法国的文献资料与图书馆对一个美国学者而言根本遥不可及。另一方面，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当中，帕尔默极少沉浸于资料研究当中。但这本书的完成仍主要基于第一手史料。就像牛顿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样，没有阿方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的工作，帕尔默也写不出本书来。作为索邦大学首位法国大革命历史教授（此教席由巴黎市创设于1889年），奥拉尔对第三共和国及其革命遗产推崇备至。与此同时，他也赞成历史研究的职业化，对不断扩充的基本资料做实证、客观的学科建设。为完成此项使命，奥拉尔主持了规模庞大、至关重要的和法国大革命有关的资料的出版工作。奥拉尔的《汇编》（Recueil）资料被用英语译成了《救国委员会法令及其与特派员通讯汇编》（Collection of the Acts of the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and of Its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Respresentatives-on-Mission），这厚厚的二十八卷资料在帕尔默动笔写作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版了。

有人批评奥拉尔是法国大革命的“官方历史学家”，为其极端行径辩护或者打马虎眼。这种指控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但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汇编》作为一项浩大的工程，至少是在实证主义历史学领域建立起来的一座里程碑，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曾尖锐地称之为矛盾的雄心，因为奥拉尔此举将历史变成了一门研究特别对象的科学。但是一旦印行于世，这套精心编辑的原始资料汇编本就获得了自己的生命，任何人都可以对其进行重新解释。不管是辩护者还是批评者，有关1793—1794年间危机的编年史和细节的爬梳对于任何一个大革命史研究者都有必要。不管别人怎么评说奥拉尔，帕尔默的讲述绝不是什么“官方史”或者辩解词。恰恰相反，这本书厘清了当时的变化形势，成功展现出了几种角逐的力量，列出了各色人物的动机、行为及其结果的谱系。

这是一本体大思深的研究作品，它没有陷入谴责或者辩护的死板立场。《恐怖统治》所展现的是当时救国委员会的委员们和派往各省的特派员们所面临的艰难抉择，而有时候这种选择就是无可选择。帕尔默没有回避对不公之事做出严厉的判定，比如在里昂和南特所发生的暴行，还有牧月二十二日法令，这项法令将革命法庭在1794年6月变成了死刑流水线。但到最后，他又给读者们留下了空间，请他们自己对共和二年做出一个总体判断，这也是学生们对本书到现在还反应热烈的原因。

救国委员会看似自由实则深陷包围，身处这种困境当中，这个政府机关杀伐决断毫不手软。罗伯斯庇尔宣布，革命政府“是自由对暴政的专制。武力只是用来保护犯罪的吗？我们用法律诉讼手段来对付阴谋分子。暴政诉诸武力而自由诉诸论理”。到了共和二年，论理之声已息，而武力之势将起。

记住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全书，即从一开始帕尔默的叙述就很清楚：恐怖统治于三个不同层面展开。首先，统治针对的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敌人：旺代地区“天主教和保王派的军队”，里昂、马赛这些南方城市里的“联邦党人”，反雅各宾分子和叛乱分子。对这些人而言，被驱逐的吉伦特派是他们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方针策略，恐怖统治将大部分人明显改变了，使得他们可能以恐怖的手段去镇压叛乱，在极端时导致血腥的屠杀和恐怖的暴行。

其次，统治意在胁迫普通公民遵从力度前所未有又人人讨厌的各种法律，这些法律有关招募新兵、征用物资、调控物价，都是关系到军备的大事。而且，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人们要对机关、官员以及共和国的各种象征物在言行举止上表现出尊敬。作为这些公民责任的自然结果，革命政府利用这个稀有的机会推进平等主义议程，既注重意义也落实实际操作。这就导致了一个明显自相矛盾的结果：共和二年，民主空间既大为扩张但同时又被压缩了。一方面，民主扩张是指在例如公共福利、公共教育和军事组织上因为实行前所未有的平等主义，民众的主动性大受鼓励；而另一方面，民主被压缩是指中止选举、减少公民基本自由，以及整体上实施预防性拘留（preventive detention）和即决审判（summary justice）。

再者，在巴黎和国民公会的革命领导层内部，救国委员会以更加精简的方式，利用恐怖统治清除异见者或者后起之秀，因为此时不管左右（右派是丹东和其他温和的宽容派，左派是埃贝尔和其他的激进革命者），都仍有异见者存在。在坚持革命政府需要一个“思想核心”的前提下，救国委员会所操纵的大清洗先从激进派下手，再收拾宽容派。与之前处理吉伦特派一样，大清洗以告发谴责开始，以匆匆审判和处决收尾。革命依旧在“吞噬它的儿女”，最终也会毁灭罗伯斯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