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心郎：满汉翻译？那只是兼职，我对大清的贡献可不算小|启心郎|宗人府|满汉|皇太极|翻译|贝勒|顺治

场景1：1632年，六部衙门建成之时，皇太极召集六部启心郎，苦口婆心地告诫：“我挑选你们作为启心郎，顾名思义即各部贝勒有过失之时，你们应当要力谏，使之及时匡正。”

场景2：1638年，豫亲王多铎（掌管礼部）因与皇太极“闹别扭”，没有出席多尔衮远征的送行，为特别重视远出之人迎送的满人所不齿，为此皇太极大动肝火，将未能起到规劝多铎随圣驾的礼部启心郎祁充格革职。

场景3：1639年，皇太极历数兵部启心郎穆成格罪状质问：“用尔于兵部，原为开导贝勒...尔部贝勒行事僭越，尔何故不开导之？”

为何皇太极如此看重启心郎呢？还得从努尔哈赤留下的“烂摊子”说起。两次立储失败的教训，使得努尔哈赤确立了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明确了八旗独立性、自主性、相互间平等和相互协商等原则性问题。

这不，尚未继位之前，二贝勒阿敏便以推举为条件，要皇太极应许自己“单飞”，完成父亲舒尔哈齐的“夙愿”，出外就藩，而后又屡次不听号令，对皇太极的“怀柔”政策置若罔闻，在永平四城以及朝鲜，或肆意屠城，或纵兵抢掠。

皇太极的“嫡哥”莽古尔泰也不是省油的灯，进攻大凌河，造成了其正蓝旗一定伤亡，愣是要求皇太极退兵，急眼了还上演一出“御前露刃”，影响极坏。

凡此种种，表明了皇太极的地位实则等同于旗主贝勒，新汗的权威时常受到严重挑战，长此以往，统一的后金国势必分崩析离，努尔哈赤创下的基业将功亏一篑。

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皇太极利用汗位的便利，或通过换旗，或通过打击三大贝勒，逐渐掌握了两黄旗、镶白旗，但和硕贝勒权力依然强大，与皇太极时有冲突。

为此，皇太极采纳宁完我的建议，仿照明制设置六部，借以削弱诸贝勒的权势，并在六部之下设置了启心郎的官职，主要对诸贝勒进行监督规谏，最终达到加强集权的目的。

皇太极设启心郎并非突发奇想，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为了掌控日益激增的国家版图，清太祖设诸申、蒙、汉巴克什各八人，作为耳目对八贝勒进行监督，可见皇太极沿袭了父亲这方面的想法。

不过，按照代善六世孙昭梿在《啸亭杂录》提及：

国初，满大臣不解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遇议事，座其中参与之。

认为启心郎设置的目的是充当翻译，以消除满汉官员沟通障碍。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清入关以前，负责翻译的主要有巴克什、笔帖式和通事三类官员，巴克什、笔帖式以笔译为主，而通事则主要负责口译，而巴克什又可细分为一般巴克什和赐号“巴克什”。

其中一般巴克什于皇太极时期改称笔帖式，由此也继承了一般巴克什部分职能，诸如翻译、管理档案等。

而清入关后，由于统治区域的迅速膨胀以及大量明朝官员的归降，言语不通成为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障碍。

为此，笔帖式被广泛地派往中央和地方的各个衙门，即便如此还是供不应求，部分兼通满汉的启心郎被迫干起了“兼职”，从事翻译工作。另外，1658年顺治裁撤启心郎也提及：“各衙门满汉启心郎原因诸王贝勒管理部院事务而设”，原来如此。

由于启心郎的设置是皇太极为加强集权的手段，是汗权与和硕贝勒斗争的产物，所以随着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设置的人数出现变化：

随着皇太极站稳脚跟，后金国机构日趋完善，相继设置了理藩院、都察院、宗人府。其中理藩院为管理蒙古等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都察院是掌监察机构，宗人府则为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启心郎人数设置：

此外，启心郎觉和托包庇本旗（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而被鞭一百，以及《满文档案译编》记载：“于清廉，原历任汉军固山额真祖泽远下启心郎.....”。

表明了皇太极还在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内部设置了启心郎，人选皆由各旗人员出任，从而确保对后金国各个要害进行“全天候、无死角”的监督。鉴于启心郎专为八旗高级军事长官所设，而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各旗各有一名固山额真、两名梅勒章京，如此算来，应该是24名满启心郎和24名汉启心郎。

至于品级，皇太极显然忽略了，最初只授予了部分满启心郎牛录章京（相当于正四品），汉启心郎则无一人受封，所以出现了开篇的场景1，而后皇太极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启心郎的职责，只是启心郎有心无力。

皇太极意识到了症结所在，不仅提高了满启心郎的品级（甲喇章京，正三品），而且还授予了汉启心郎牛录章京，以履行启心郎监督规谏之权限。

从清代记载看，启心郎在清初非常活跃，又不仅限于监督规谏：

献言献策：1633年，拿下旅顺口后，兵部启心郎丁文盛、赵福星献策，认为“旅顺口虽小，系水路咽喉之处”，应当加强防御力量；
处理部院事务：加强集权时期，皇太极非常强调启心郎监督规谏的专一，鲜有插手部院事务，而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则皇太极掌控了局势，其次新任的启心郎多为科举选拔，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处理部院一般事务逐渐增多，如出现了汉启心郎高士俊、朱国柱负责管理户部仓库钱财的记录；
参与军事行动：继位后，皇太极坐镇盛京，居中调度各大贝勒攻城掠地，为及时了解战场状况，频繁派出启心郎经常来往两地，传递军情以及旨意，成为了清初君臣之间沟通的重要媒介。此外，启心郎还随军作战，如启心郎迈图在松锦大战中牺牲；常有凯旋时，启心郎代表本部贝勒向皇太极请安的记载；
出使：与明朝的作战非朝夕之功，双方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或战或和，而蒙古和朝鲜也成为左右战局的重要因素，为此，皇太极派出启心郎出使，完成为使有利于己方的外交活动。

此外，随着入关后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各项事务纷至沓来，启心郎成为了“救火队长”，诸如充当殿试阅卷官、甚至被派到各地，处理地方事务，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事务，出现了启心郎“供不应求”的局面。

于是，启心郎的来源从最初近臣，如祁充格便是皇太极“龙潜”之时的旧人，索尼、穆成格则经常奔走各地，传达皇太极的旨意，逐渐扩充从明诸生以及科举中选拔充任，如工部启心郎罗绣锦是天聪朝第一次科考的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