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法学

历史学不仅必须具备 “客观性 ”因素,同时还必须兼有艺术想象成分在其中,这种认知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科学化的向前迈步。但仅此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博杜安等历史学家所倡导的那样,历史不仅要包括世俗历史、教会历史,还必须要融合多种元素和吸纳其他学科智慧因子,与政治、哲学、甚至是法学结合起来,如此才能构成 日益丰富的历史思想。实际上,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思想史，就是刻画这些历史实践的独有特征。本节将重点放于历史与法学之间的关系上，分析文艺复兴后期历史是如何与法学结合起来，又是如何从法学那里借鉴智慧思想的。

虽从当下现状来看，历史与法学似乎 已无密切的关联可 言，但在早期阶段，“由于历史与法学同时具有道德说教功能 ” ，它们之间存在着 千丝万缕且微妙可 言的关系。

法学的复兴

有道是 “光辉的希腊、伟大的罗马 ”，罗马的伟大不仅在于其是盛产哲学家、文人的民族，更在于它是 一个诞生政治家和法学家的民族 。湮灭千年的罗马法复兴可 以作为佐证 。“罗马法的影响无疑是 ‘罗马遗产 ’中最为重要的，同时也是最令人困惑的一面 ”。‘ 一世纪的德国学者鲁道夫 ·伊赫林说过，罗马曾经三次征服世界 用她的武力、用她的教会、用她的法律。

“高卢风格 ”

在人文主义法学家的努力下，历史与法学奠定了相当稳固的结合基础 ，相互参考、互相借鉴、相互融合，法学家关注事物发展 以及对事件原因的分析，历史学家注重客观实际基础之上的历史真实。 世纪的博学者，并非作为历史学家，而是作为法学学者总结出一些结论 罗马法不管公法还是私法，都是古代社会的产物，已不再适应现今发生了变革了的社会。该结论也得到当代美国史家施夫曼的证实 “将人文主义文献学知识应用于 《查士丁尼法典 》’’的侄释，这个做法本身 已充分 说明罗马法过时了，赶不上当今社会实际需要的步伐，再也不能被称作普遍法体系。”

因此，解决与现实脱节的方案，只能从追溯法国 自身民族状况开始，从最初的历史那里寻找源头，从而实现了从远古到当下的过渡，完成了从研究过去到研究现今社会的转变。

“高卢风格 ”提倡的关注法 国 自身民族特色文化这一主张，在拉 ·波普利尼埃尔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在 《新法 国史的构想 》一书中，提出了法 国历史蓝图的新构想，这 比以往学者的见解都更为广阔也更为纵深。

尽管历史学在近代作为一个独立的、完备的科学学科始于 世纪，伊格尔斯也曾说过，只是到了 世纪，历史学才能转化为一种专业化的规范而使它 自己成为了由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们在实践着的一种科学。” 但不可否的是，自 世纪以来，历史学 已在 内容、形式和方法上，开始 了反思与定位 。至少在一些思辨学者看来，历 史由于根据一套系统的方法组织起来，并定位于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因而在字面和概念上逐步向科学靠拢，地位也 日益突破 了艺术的局限性 。同时，山于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 中大量原始资料的出现，加速 了对这些史料文献的利用和批判，也使得历史学在科学化 的道路上又前进 了一大步 。

“博学时代 ” 史料整理与历史研究

（一）、转型中的史学“博学时代 ”

处于近代西方史学的发韧成长阶段，既突破前期人文主义史学的固有模式，又未能企及后世理性主义史学的应有高度，充分展现 出转型时期历史学继往开来与承前启后的典型特性，在西方史学发展 长河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 的影响 。

同样，博学时代 ” 的兴起也离不开它的时代背景，其中最主要的是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较量。当时，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对 “博学时代 ”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出于宗教论战的需要，基督教新派和旧派都以历史写作作为武器参加战斗，客观上促进 了人们对历史研究信念的笃定，同时伴随着宗教战争，尘封在各大修道院图书馆的珍贵文献、会议记录、教皇信札等重现天 日，这都有力地促进了 “博学时代 ” 的到来。最终把史料编辑工作发扬光大，推 向高潮的当属负有盛名的学术团体— 玻兰达斯派 和圣摩尔派。

（二）、玻兰达斯派

玻兰达斯派 ’是隶属耶酥会的比利时学术团体，以专门收集、考证、研究、出版圣徒行传为职志，因其杰出人物玻兰达斯所起的重要作用为之命名。西欧年代纪编纂在近代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比较而言，世纪 比任何时代都要有意义得多，其重要性无与伦 比。自中世纪流传而来的浩如烟海的圣徒行传，因掺杂大量荒诞不经的虚构迷信传说，丧失了可靠性和真实性。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又因崇尚古典希腊罗马的典籍手抄本，未经批判地接受其中许多拉丁文著作，更没有对这些著作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直至十七世纪，《圣徒行传 》充斥着大量传说修辞、假 冒轶事 以及虚妄一言，淹没在想象与错误之下，历史批判法则始终未被应用其中，此前先辈的工作，只是努 力勤勉地编辑、虔诚尽责地评论，缺乏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这些都激起人文主义学者与新教徒的讥讽嘲笑。为建立真实性、确定文献价值，玻兰达斯派创始人赫伯特 ·路斯威德 ，一 决定重新编纂圣徒行传 。因此可以说，“这种状况到 世纪因为荷兰一 比利时耶稣会士对卷轶浩繁的 《圣徒行传 》进行收集 、整理和考证时‘发生变化 。

总体而言，虽然玻兰达斯派的影响远没有圣摩尔派那么广泛与深刻，但重要的是，在史料的编撰过程中，他们推动了历史考证方法的进步，总结了文献考据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不可轻信第二手的证据 确认作者和写作 日期等细节 以辨认文献本身的真伪 语一言文句特征和历史背景是校勘的重要依据 注意不同文献的地方特性 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手抄本不一定是最忠实于原稿的。” ’附在圣徒传早期各卷前面的序言，便是历史方法和历史批判、校勘学方面的范例，而且也是这类文献的先驱 。因此，对于这样一份史学遗产，我们还是应该不遗余力地细细挖掘 。

（三）、圣摩尔派

圣摩尔派，依托于圣摩尔修道院，隶属本笃会的法国学术团体，是当时博学派的主要前沿阵地 。如前所述“博学时代 ” 的辉煌成就在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突出，汤普森也一再阐述， 世纪是史学的时代，尤其在法国更是如此，它不仅 为法 国造就 了一大批卓著的博学家，也为法 国成为近现代 史学大国奠定 了基础 。

教派缘起及组织梗概

圣摩尔派 以圣摩尔修道院为基础，在学派创始人路克 ·达希里 ，一 倡导下，修士们致力于使用语 言学、历史学方法考订文献，研究和编辑本笃会修道院历史、修院圣徒传 记以及教父和中世纪教会作家的著作，当时的 “圣瓦纳修道院有个不成文的职责，即培育、传授知识和学习，这 已成为遗产的一部分被年轻的圣摩尔派团体继承并发扬 。 ”据统 计，仅仅在 世纪就能从其 中找到著名学者。数 目可观 ，犹可见它的学术成就之丰瞻 。

杰出代表人物 马 比昂、蒙福孔

1632年马比昂出生于法国香槟省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在兰斯大学攻读六年课程后，1651年进入神学院继续深造，次年削发为僧，1652年获得兰斯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其后来到位于兰斯的摩尔派寺院圣雷米修道院，但 由于身体健康状况，在这里呆的时间并不长久，无奈之下，搬到更为偏远乡村的一个修道院。他有关古代学习的兴趣即来源于早期的旅行和对古代修士的研究。1663 年进入圣丹尼斯修道院，这所修道院承载着法 国国王坟墓的重任，这一因素也加速马 比昂对基督教古物 以及历史的浓厚兴趣1664年前往 巴黎圣 日尔曼修道院‚后来分别于1683和1685 年先后去德意志和意大利进行学术访问。1707年在圣 日尔曼修道院去世 。

演进的历史轨迹

综观圣摩尔派的发展历程，在 一个半世纪 的生涯里，十分 “盛产 ” 。依照其著作来划分，可分成四个阶段之 一，前马比昂时代，即个人努力与无 导向写作时代，达希里要求建立一种方法和提议议题，著作主要是一系列书籍的编辑和编纂 一，马比昂时代，其著作 占据最为显著的地位，我们可以看见塔里西和达希里揭示了马比昂的著述和他的联合组合，也可称之为“拉 丁之父 ” 编纂阶段 一，马泰钠和蒙福孔主持的时代“希腊之父 ”蒙福孔着重进行古代遗物整理工作，而马泰呐则多从事圣餐仪式工作 其后，第三阶段 自然融入第四阶段 ，在这里只有很少的杰 出人物，但也有几个范围比较宏大的主题著作，另一方面也包含无以数计的宗教历史和国内历史。根据不同时代的著述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不断进化的演变过程 。

综上所述

文艺复兴后期的法国史学，无论从史学内容、史学方法、史学视角还是史学与其他学科关联性方面。都可以看出较之过去任何时代更为活跃，历史理解较前深化。历史视野也较前开阔，明显表现 出 “擅变与转型 ”的史学特征。一系列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纪的有关人类历史发展的 自然规律性、进步性和整体性等基本观念逐渐萌芽、成形，同时，对待历史学 自身进程问题上，也把历史学当成一门科学方式去对待、思考。

这就是文艺复兴后期的史学状况，前有文艺复兴史学作为基础，后有启蒙时代史学作为后续。或许，这也是此时法国史学走在西欧其他 国家前列的原因之所在 。表现在史家史著的数量和质量上，明显地要超过其他 国家，它的史学思想，也显 而易见地要较其他 国家的史学更为深刻一些 。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这是一个闪光睿智的时期，上承人文主义史学之遗产，下启理性主义史学之坦途 ，加速 了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历史进程，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进步，科学史学的最初萌芽也出现 了。它的影响早已超出时代范畴，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伴随着西方史学发展的进程，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