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马伯庸：这次，是局中人|作家|宇宙|小说家|局中人|施耐德电气|银子|马伯庸

没有人比自己更懂自己的作品。

这么多年，《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是作家马伯庸首次担纲编剧的影视剧。

在这个历史事件里，换做另外任何一人，可能连最基本的人物关系都很难挖掘出来。

从一个简易文本，要扩展到十四集的影视剧，编剧要做的，是要从头去了解且理解很多背景信息，包括明代的财政史、法律史、政治关系，甚至要具象到明代税务的种种细节。

“与其绕这么大一个圈子，还不如我自己来。”

成果显而易见。

01“改编《显微镜下的大明》很难”

翻阅历史，马伯庸总是对那些在史记中只有寥寥数语的能人抱有一种惋惜感。

这种心理，促使他从浩瀚史书中挖掘出了“帅家默”这个至诚至真、为民生不求回报一直奔波的人物。

在《显微镜下的大明》这出群像戏里，每个出场的人物都很鲜活。

怎么能在历史缝隙中，把更真实、更生动、更符合特定历史时代的人物形象描绘出来，是马伯庸这次剧本改编中，感觉最难的部分。

关于主角“帅家默”的原型，在原著中就连他掀起徽州府六县“丝绢大案”的动机都没交代，“他只是一个符号化的存在。”历史中也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供马伯庸借鉴，包括他是怎么出现的、怎么消失的，完全没有记载，只有歙县地方志中有那么模糊的一句“这是一位义士，为我们歙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咱们史书中对于这类所谓‘小人物’的记载太少了，但他们在自己所属的年代，也是留下过丰功伟绩、有过惊鸿一瞥的人。”

在剧中，如何把人物动机讲清楚，是马伯庸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帅家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何要去“招惹”与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陈年破事”？马伯庸为此想了好久，偶然机会下，他突然意识到有一类人天生就很轴、甚至有点偏执，“阿斯伯格症”这类患者如果觉得哪里不对，就要大声说出来，才不考虑任何禁锢。

把这点应用到“帅家默”身上，整部剧的起因就解释清楚了。在剧里，帅家默是个只对数字感兴趣、不会管数字之外任何事情的人。甚至在开集剧情中，赌场内外都乱作一锅粥了，他还在一丝不苟计算被黑心老板强加过来、本不属于自己工作范畴的账本。

从这条线入手，逐渐向外延伸，各色利益集团就能悉数登场了。

马伯庸想展现的，是一幅明代基层的政治生态百景图。老百姓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怎么打官司？他们最怕什么样的流程？当官的怕什么？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比如“丝绢案”中，这个税怎么收都难有定论，数县之间争执不休；徽州府作为上级，也无办法安抚下面每一个县的情况。最后只能是各个利益集团出于自己的目的，彼此妥协，暂时形成了一个充满了平衡之术的解决方案。

那在这其中，官员、戌吏、乡绅、平民、读书人等各自为政，诉求完全不同。各级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只能在政治场中尽力做到平衡，连哄带骗、连拉带踩、左右逢源、长袖善舞、哄上瞒下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一个生动鲜活的人，必定是优缺点并存的。马伯庸认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初心，也必定有其性格、做事中的槽点。

关于《显微镜下的大明》中的群像，马伯庸在剧本改编中，思虑良多。如何将众多基层官员塑造的有血有肉、更加真实，让观众能更有代入感，这是他很在乎的一件事。

你会看到，在“丝绢案”中出场的每个人，性格简直千差万别。方懋珍、任主簿、黄知府、刘巡按、马兵宪、李巡抚等官员，各自的选择背后，都有很深的渊源和个人背景存在。

马伯庸在剧中塑造的每个人，都不止一面。坚守、拉扯、转变、妥协，人性的复杂性非常值得玩味。

02“我有一种历史责任感”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第一稿写出来，已经用了大概五个月时间，“基本上等于重新写了一部小说。”

盛名之外，皆为本心。

这位“局中人”，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之外，并不太在乎剧作能否成为爆款。“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他很坦然。

让他更为欣喜的是，观众对这部剧的讨论。大家在看剧后，是否能关注到剧里的隐晦细节和剧外的真实历史，这些他更为关心。

“如果能给大家开启一个感兴趣的窗口，进而愿意继续深挖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背后还藏着更深的东西。”

剧中有一段非常专业但又一闪而过的明代民生经济水平讨论，经由一位小角色口述出来，大致为“我们交完一年税，老百姓家里剩余的可能连一两银子都不到。如果朝廷再让我们增加税赋的话，那就真的活不下去了，只能卖儿卖女卖田直至沦为佃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