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剑锋

出品|网易科技《科学大师》栏目

拍摄|网易新闻直播中心团队

黄天荫,世界顶级医师科学家、新加坡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2022年底第四度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

黄天荫,是一位华裔科学家,能讲中文,他的父母早年由香港赴新加坡工作和定居。他出生在新加坡,并成长为一位颇有国际名望的科学家,主要从事黄斑病变和视网膜疾病相关的临床工作,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老年性黄斑变性、视网膜血管性疾病及近视性黄斑变性,并致力于视网膜疾病和眼部成像(含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创新,在视网膜疾病和眼部成像方面的流行病学、转化、临床科研等方面进行系列跨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取得众多开创性成果。

2021年,为进一步发展医学学科,清华大学聘请黄天荫全职加盟,成为清华大学医学学科带头人和讲席教授。

作为世界顶级医师科学家,黄天荫带着培养下一代医师科学家的使命进入清华园。2022年起,清华大学原临床医学八年制“医学实验班”全面升级为“卓越医师-科学家”培养计划,目标是将临床医学生培养为“具有高度人文情怀的顶尖医师-科学家”。今年春节前夕,黄天荫应邀参加国务院外国专家座谈会,与总理相邻而坐,重点汇报了全球医疗现状和清华医学发展规划。

网易科技《科学大师》团队见到黄天荫的时候,是在去年冬天,他在清华长庚医院出诊结束后,抽时间接受了我们的访问,以下是访问实录。

一,怎么样才能做出一流的科研成果?

《科学大师》:您去年末第四度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根据您的经验,要怎么样才可能做出世界公认的科研成就,而不是老跟在别人屁股后头?

黄天荫:对科研工作者而言,好的基础训练非常重要。长期的基础训练能够帮助科研工作者抓住机会,打造一流成果。

举一个例子,我是一名眼科的医师科学家,对眼科流行疾病方面了解深入。当我看到某个趋势,认为它可能会发展成重大疾病,就可以提前介入研究。在预见、求解、解决问题后,会发现做出了原创性的科研。

我在数据医疗方面有一个特别原创的科研项目,是把人工智能应用在眼底病治疗上,这在世界上可以讲是数一数二的一项研究。得益于前期在基础流行病和眼底疾病方面坚实的研究基础,在人工智能还没在医学领域应用之初,我已经意识到它在医学、在临床治疗眼底疾病上能有重要的贡献。

我抓住机会,把人工智能技术转化应用到眼底疾病治疗上,就做出了一个原创性成果。

训练扎实、基础稳固的科研工作者,更能抓住这种机会。

包括面对疫情,大家都迫切想解决问题。但如果没有长期扎实的基础训练,面对问题也难有头绪。

《科学大师》:好的基础训练应该是什么样的?

黄天荫:好的基础训练在专业教育之外,要有广泛的通识教育。比如我做医生,也应该知道其他工程专业领域的情况,甚至掌握人文学科比如社会学的知识。这能帮助你打牢基础、拓宽视野。

据我们现在所知,疾病不是由某一个基因或细胞变异造成的,而是很多内在外在因素影响所致。很多人治疗的难易程度,跟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跟个人的吃住情况、医疗资源情况等都有关系。

治病是一个复杂问题。如果对社会文化经济状况知之甚少,我们很难做好医疗工作。举个例子,很多人知道心血管疾病通常由吸烟造成,但是为何还是有很多人一直吸烟?要从个人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和社会环境来综合判断,才能对症下药进行治疗。作为医生,如果只了解某种疾病、某个细胞是不够的。

此外,我认为人需要终身学习、不间断教育。不是说我获得本科或者博士学历,我的教育就结束了。我本人30年多年来一直在学习,教育是永无止境的。

好的通识教育,加之持续的学习与教育,也许会帮人打下很好的基础。

二,多开发年轻人创新的主动性

《科学大师》:在清华,您希望怎样培养人才?

黄天荫:第一,我们很重视教育,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色。在国内,不论去哪里我都能发现,老师充分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尊重,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第二,我们也是很注重基础科研,做出了很不错的基础研究。比如在生命科学、细胞基因等基础研究中,因为我们有优秀的学生、先进的设备、努力的老师,中国已经追上了美国等国家。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给我们尤其是年轻的科学家、年轻的医生多一些自主性,让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我认为我们在大学或者医院等科研单位,要多给年轻人更多探索的自主权,让他们自己做决定,自己寻求创新,一件事他可以说我去试试看可以不可以做。

正如我对我现在的团队成员说,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去做,什么都可以做,你要自己去主动。这种思想和文化可能增加我们的创新能力。

三,越想着要拿诺贝尔奖,你可能越是拿不到

《科学大师》:您认为中国医学研究水平距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

答:于我而言,诺贝尔奖不是研究者的唯一追求。你只盯着这个目标,反而可能离它越来越远。

例如肿瘤研究等领域,研究者要是都举整个团队之力去钻研获奖,就会很难有创造性成果产出。实际上,很多国家的研究者并不是奔着诺贝尔奖去的,结果反而获奖了。

诺贝尔奖是一个注重原始创新的奖项。国外有些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科研经历还没到十几年,只因一个项目,就突然获得诺贝尔奖。

《科学大师》:就是说你一心想达到那个目标反而就达不到,因为你一功利起来,很难扎扎实实坐下来搞研究,很难把事情本身做好?

黄天荫:应该是说,比起诺贝尔奖,我们的医生、科学家,我们的大学能否为社会作出大的贡献,能否真正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才是追求所在。在这样的平台,可能过几年诺贝尔奖会自然而然会出来。

四,近视可以通过手术治疗,关键还是要做好预防

《科学大师》:在10年前有媒体报道您的开创性研究,就是视网膜疾病和眼部成像,目前它发展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黄天荫:我在视网膜疾病和眼部成像的研究已有20多年,实现了几个重要突破。一个是我们运用现在的视频成像技术,清晰查看视网膜情况。这是以前的诊断技术做不到的。以前我们检查视网膜,只是用眼睛经验性地去观察,现在影像技术越来越精细,借助成像技术,可以观测到细胞、血管情况,这是很大的发展,能够以此了解疾病的发展过程。

另外在治疗眼底疾病方面,经过了约20年的转化,医学上出现了激光治疗等突破性的治疗方法。与我的研究相结合,利用激光治疗保护血管,很多与眼科相关的流行疾病,尤其是糖尿病、眼底疾病、老年黄斑退化,都可以通过这一手段治疗,会减少几千万人的失明风险。

还有人工智能影像技术的加入,提高了检查和治疗的效率。这一突破给患者、尤其眼底疾病的患者带来很大的希望。如今基本上我们可以告诉患者,治愈你的眼睛我们可以拿出办法。但20多年前,我还是年轻的眼科医生时,基本不能这么说,我只能说你患有这种病,我们努力试,我们尽量治。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告诉患者,我们有治愈方案,你按照方案去做就好了,我们会尽可能避免失明风险。

《科学大师》:大家非常关心,近视能不能通过手术彻底根除?

黄天荫:近视眼的激光手术经过三四十年发展,已经很成熟了。国内国外不少人都进行过近视眼激光治疗手术,有很多案例。至于别的技术手段,比如放一个蓝色眼镜片在眼睛里面,近几年也开始在临床应用。

近视眼的手术,一般不存在后遗症,已经是个相对安全的手术,不用特别担心。

《科学大师》:最重要的是,近视是可以预防的么?

黄天荫:是的,但要从小开始,至少注意两点:一是多进行户外活动。不要整天宅在家里,要多走出家门进行体育锻炼,或者纯粹出门散散步也是很好的。总之要走出家门,形式不限。如果能多一些户外活动,孩子近视几率会大大降低。

二是不要长时间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科学地降低工作时间。我们看视频、看手机和读书,都不能时间过久,视间距也不能太近。这会对眼球产生影响,增加近视的概率。

如果能做到这两点,会减少近视,或避免加深近视。

《科学大师》:一旦得了近视眼,它是不可逆转的么?

黄天荫:对,不能逆转,尤其是已经成人之后的近视。

《科学大师》:一旦我发现自己近视了,应该怎么办?

黄天荫:轻度近视不用进行手术,戴个眼镜就解决了,没有什么大问题。

其实轻度近视是相当普遍的,我们更需关注的是深度近视。600度、700度、800度这种近视可不是小问题。这些患者以后出现早期白内障、早期青光眼,或者视网膜脱落的概率会比较高。

如何避免高度近视,还是预防为主,尽量别往高度近视发展。

此外,高度近视建议进行眼部疾病的筛查,防患于未然。

五,老龄化成重大挑战,医生的地位也会凸显

《科学大师》:有时我们会看到医患关系紧张的报道,这会对医务人员造成困扰,有一种负重前行的味道,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黄天荫:我们都看到三年疫情的情况。如果没有完善的医疗系统,没有足够的医生,没有足够的医师科学家,社会很难恢复正常秩序。

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医疗的紧张可能会更加显现。这么多的老年人口,如果没有医生,怎么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老龄化社会对医学水平提升、对医疗资源覆盖提出的要求,甚至是一个挑战。

《科学大师》:这个挑战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黄天荫:老年人口多,不只是一个数量的问题,更表现在疾病上。很多老年人不是普通疾病,都是慢性病,也不是一种疾病,可能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所以比较复杂。

如果年轻人患病,比如眼部疾病,一般考虑是一个眼部疾病;如果老年人就医,告知有眼睛上的毛病,很可能就不只是眼睛的问题,可能会是心脑血管的问题,是神经方面的问题,也可能是其他系统的疾病。所以老年人可能不只看眼科,别的领域的医生也可能得看。

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我们的医疗资源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一个医院如果有200个床位,理论上可以看200个病人。如果都是年轻人,相对容易容纳,因为他们住一两天就可以出院;但如果是200个老年人,可能要住5天、10天甚至更长时间,床位首先就会出现压力。

《科学大师》:那怎么办?

黄天荫:我认为可以考虑转变现有模式,从单纯的诊疗模式向预防模式转变,以求减轻医疗方面的压力。如果我们的老年人预防保健到位,健康状况较好,尤其慢性病不多的话,医疗的压力会比较少。

这也不能单靠医生,我们还可以发展社会护理。国外的老年患者已经开始不只靠医生了,一些医疗需求尤其是基础医疗的需求,可以依靠专业护理人员解决,而不是都去看医生。如果你去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看,很多时候护理已经替代了医生的角色,他们比医生更熟悉老人的情况。当发生比较严重的健康问题时,才会寻找医生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也可以寻求转变以分散压力。否则这会是一个死结,我们要不断地训练医生,医生和床位却总是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