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我军游击战争的指导思想和作战原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指导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初期的游击作战以及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抗日战争中，十六字诀游击战战法大显神通，再次创造了抗日根据地军民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

然而，最早提出这一游击战法的，却是一名没有进过军校的县委书记。

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22日发表的学党史文章《“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怎样形成的？》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井冈山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都明确记载：“1928年1月，毛泽东主持遂川、万安联席会议时，听完万安代表张世熙汇报万安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后，总结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县农民自卫军同国民党斗争经验时指出：‘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要看敌人的多少，了解敌人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人来了，我们就退，敌人退了，我们就后面追。’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游击战术十二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是1928年7月12日，张世熙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应共产国际的邀请，赴列宁格勒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作的万安暴动专题报告。报告中第一次将在万安暴动中采用的“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农军游击战略战术公诸于世。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起草的《前委致中央的信》，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回信中，第一次将这一作战原则称为“十六字诀”。 毛泽东这封信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十六字诀”，也是“十六字诀”第一次见诸于历史文献中。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在小布开了一个动员大会，会前，毛泽东曾亲笔写了一幅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

当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红色根据地先后形成了各自的游击战法：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洪湖地区在1928年6月，当敌人大举“清乡”时，就提出了“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1929年6月，中共鄂西特委总结过去的作战经验，提出了游击战争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指导原则：当敌内部矛盾激化时，游击队应积极向外发展；当军阀战争停止，敌之正规军协同团防“清乡”时，游击队则应保存实力，荫蔽在群众中，伺机袭击敌之弱点，避免同敌人打硬仗。

1929年11月，鄂豫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红十一军两年来武装斗争的经验，提出了游击战术的七条原则：“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袭的方式”、“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1929年12月下旬，鄂西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也提出了五条游击战术原则：“对敌人所设的坚固防守工事，不应冒险去攻”、“当敌人大部队向我进攻时，应绕到其侧面或后方去袭击。敌情不明，要慎重作战，没有胜利把握不应冒险去打”、“有解决可能的反动武装，一定要解决，不能保守”、“在集中指导下，分散去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去打击敌人”、“作战一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

湘鄂赣根据地的红五军，在游击战争中，提出了“化整为零昼伏夜出，敌来我藏，敌退我追，敌左我右，敌往我截，彼合我散，彼散我合，虚张表势，避实击虚，集中围击，疲惫敌人”等游击战术。

赣东北根据地的红军，在反“进剿”的斗争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作战指导原则：“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去就跑”的游击战术。

在各根据地提出的游击战术原则中，井冈山红四军提出的“十六字诀”是最具代表性的，它把退和进、走和打、防御和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达到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的、行之有效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

从时间上比较可知，张世熙应该是最早提出“二十字诀”游击战法的人。

张世熙，男， 1894年出生于万安县窑头乡中塘村一个务农世家，1917年，他抱着实业救国的良好愿望，从南昌二中退学，考入饶州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陶瓷专业红又专。1921年7月毕业后回到万安，在县立高小任教。次年冬，曾天宇从南昌来信要他在万安组织进步团体，出版进步刊物。他立即与曾洪易、严安华、许大权等人组织了“万安青年学会”，并于1922年创办《万安青年》杂志，以之为阵地，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1924年冬，为配合全国的“国民会议”运动，他在万安成立了“国民会议促进会万安分会”，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他就任县教育局局长职务。1925年2月，万安建立国民党县党部，他是县党部主要负责人之一。1926年春，曾天宇、肖素民介绍张世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万安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员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7月，中共万安县支部成立，他任支部书记。1927年6月，万安县党员发展到200余人，成立了中共万安县委，张世熙任书记。

是年6月，“江西革命三杰”（方志敏、袁玉冰、曾天宇）中的曾天宇奉党的指示，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回万安组织农民武装斗争。7月，曾天宇与张世熙等人发动工农武装5000余人，围攻遂川碧洲“军界偕行社”，攻打遂川县城，营救了遂万两县被捕的革命同志。8月下旬，国民党在万安境内实行“清党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已公开暴露身份的张世熙等一批同志离开国民党万安县党部，退入农村坚持秘密斗争。同时，县委和县总工会、农会、妇女会等都迁到罗塘至善小学办公。9月中旬，张世熙在罗塘至善小学主持召开了全县党代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会后，他赶到石塘乡横路村，召开了有两万多农民参加的全县群众动员大会，号召群众打倒士豪劣绅，建立工农政权。九、十月间，万安农村到处竖起了镰刀斧头红旗，成立了红色割据政权，党领导的农会力量已完全掌握了全县农村。县委成立了万安暴动行动委员会，张世熙与曾天宇、肖素民成立三人军事参谋部，并组织了万安工农革命军，编成五个纵队，世熙担任第一纵队总指挥。从1927年11月20日至1928年1月9日，万安农军一次攻占泰和县城，四次攻打万安县城，并在第四次时成功攻占万安县城，建立了江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

万安暴动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1月15日,国民党省政府调集重兵，从赣州和吉安向万安夹攻。由于敌众我寡，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万安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等机关主动撤离县城，转入农村开展斗争。张世熙率农军骨干组成的游击队辗转万安、兴国、泰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这一期间，张世熙等提出了“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应敌策略。

1928年1月20日，曾天字、张世熙等十多位万安同志受毛泽东邀请，前往遂川五华书院参加了红四军前委和万安、遂川两县县委联席会议，张世熙向毛泽东汇报了万安的工作情况，包括“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游击应敌策略。

4月，张世熙赴南昌向江西省委汇报万安暴动的情况，省委又派张世熙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告万安暴动的情况。6月，他作为江西省三个党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的10个委员会中，他参加了政治、农民土地、苏维埃、军事、宣传、财政审查等六个委员会的工作，并作了两次大会发言，受到了与会代表的好评和党中央领导的重视。1928年7月12日，张世熙应共产国际的邀请，转赴列宁格勒，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将在万安暴动中采用的“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农军游击战略战术公诸于世。

1928年9月，张世熙回国，向省委传达汇报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10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已遭到敌人破坏的中共江西省委进行改组，确定张世熙等四人为新的省委常委。12月12日,在中共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张世熙当选为省委书记，他的出色工作，受到中央的致信表扬。1929年9月，张世熙作为省委特派员被派往景德镇工作。12月，由于叛徒出卖，赣东北特委机关遭到破坏，张世熙不幸被捕。12月12日，张世熙押解至南昌，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毫不畏惧，对于叛徒的无耻劝说，他厉声斥责，最终被国民党杀害，牺牲时年仅35岁。

张世熙的胞弟，中共赣州地委书记张世瞻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杀害。张世熙牺牲后，其妻、子均被地方反动派枪杀，满门忠烈，浩气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