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清华大学之所以堪当国内顶级学府，正是因为有顶级大师的加持，其中学问最大、名望最高的，无疑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那么，清华国学“四大导师”都是谁？他们分别有何成就？最后的结局又如何呢？

始建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起初是晚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主要传授英文和欧美相关知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涉猎反而少之又少。

1924年，清华学校决定“改办大学”，改革第一步就是效仿北大，增强国学教学与研究，以传播民族文化香火为己任。

1925年2月，在校长曹云祥力推下，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成立，聘请哈佛归来的吴宓主持筹备事宜。

曹校长听取了胡适的建议，“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按照入校顺序，“四大导师”依次是：

第一位，国学大师王国维。

王国维，字静安，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是继苏轼之后，中国又一位旷世全才，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领域均有极深造诣，吴宓评价他“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郭沫若尊奉他为“新史学的开山”，就连鲜少夸人的鲁迅都说：“要谈国学，王国维才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后人更有“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的至高赞誉。

可惜的是，后世对王国维的了解往往只局限于他的《人间词话》以及“人生三境界”理论。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因“义无再辱”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终年50岁。

第二位，文坛领袖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人。他是公车上书的发动者、戊戌变法的领袖、晚清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近代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毛泽东称其为“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郭沫若说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黄遵宪更是推崇道：“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梁启超当时的地位之高、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绝对的文坛泰斗、精神领袖。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据说，梁启超是死于一场医疗事故，由于医生和护士的疏忽，误将他健康的右肾切除，导致病情急剧恶化而去世。但为了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梁启超临终还在极力为医院辩白，登报发表声明称：“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第三位，民国鬼才赵元任。

赵元任，字宣仲，又字宜重，原籍江苏武进（今常州），生于天津。他年少成名，博学多才，26岁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精通7门外语，能说33种不同方言，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后来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与此同时，他还是数学家、物理学家、音乐学家以及“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

1973年5月13日，赵元任回国探亲，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接见，回忆起当年在南开大学时，他原本打算去清华追随赵元任学语言，却正好赶上赵元任去给罗素当翻译了，未能如愿，深表遗憾。赵元任听后摆手道：“幸亏你没来，不然中国可就少了一个好总理！”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享年90岁，是“四大导师”中唯一长寿善终的。

第四位，“教授的教授”陈寅恪。

陈寅恪，字鹤寿，江西省修水县人。中国近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陈寅恪是真正的“无冕之王”，吴宓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梁启超甚至自谦道：“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加在一起也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的博学，无人不服，所以他的课堂上不但学生云集，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清北教授也常来“蹭课”，正因为如此，陈寅恪也被誉为“中华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49年，陈寅恪选择留在大陆，文革期间遭到残酷折磨，手稿书籍全部被毁，晚年双目失明，1969年，陈寅恪惨死于广州，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