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蒋百里的《军国民之教育》，系统地提出军国民教育的方案，不仅对于国人战争观念的改变，清末民初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勃兴以及中国近代军事制度的改革和军事学术的开展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而且对于当今强军兴军以及增强全社会的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仍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纪念《军国民之教育》发表120周年暨蒋百里诞辰140周年
二、《军国民之教育》的历史价值
《军国民之教育》发表后，日本人下河边五郎将此文其与蔡锷的《军国民篇》合编为《军事编》，先后印行了七版，对于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提出了一种新的战争观念。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强调以道德立国，以仁义化育天下，因而对战争和暴力素来持谨慎乃至厌恶的态度。孔子强调仁义，主张“为国以礼”，自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墨子反对战争，主张“兼爱”，提倡“非攻”。老子则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处”，只是“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31章）。庄子及其后学倡导“无功”“无名”，以保养真性、顺应自然为宗旨，对战争亦持反对态度。即使是兵家、法家，虽然对战争抱积极态度，但对暴力因素的发挥亦留有余地。《孙子》重视“主孰有道”，强调“上兵伐谋”；《商君书》则指出，战争的目的是“以战止战”，“以杀止杀”；《韩非子》反对轻易发动战争，告诫人们“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秦汉以降，随着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和人们心理观念中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再加上道家精神、佛教教义的侵淫，中国人对战争暴力愈加反感。儒、道都强调阴阳和谐互补，讲求对立面的统一与平衡。这种观念折射到社会生活中，在儒家便是尚仁贵中，以道德治天下；在道家则贵柔主静，强调宽容，推崇清静无为；在佛家则讲因果报应，教导人们对动物、对自己的同类要仁慈，认为屠杀是不仁道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兼融儒、道、佛，其观念不仅普遍左右着历代士大夫，就是普通百姓亦受这种观念的支配。“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协和万邦”等等，都是中国人最熟悉、最常用的词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对战争暴力带否定倾向的价值判断对中国古代军事发展产生了十分明显的消极影响，导致社会的主体文化缺乏尚武的精神，挫伤了人们从军的积极性，阻碍了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面对中国屡败于世界列强、备受欺凌的现实，洋务派虽然致力于制器、练兵，但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结果在甲午战争中宣告失败。维新变法期间，维新派虽从强国着眼，提出了建立近代军队，废止已为“博物院之古物”的弓刀石等旧武器，“广设武备学校”以及“裁汰绿营，选改营勇为巡警，更仿照东西国兵制，大练新军”等主张。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又普遍认为“泰西之所以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因而，又转向致力办报刊、办学校、办学会，对于军事改革，却未曾深入研究。因此，蒋百里在20世纪初年宣传军国民，鼓吹尚武是对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的一种反动，也是对帝国主义的兴起所造成的空前战争危机的一种积极回应，旨在使中国人在“强权即是公理”的世界大势之下，变革传统“战争之可畏”的落后观念，认识到“不战争之战争可畏”，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气势澎湃的尚武思潮。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清政府为了“自保”而被迫宣布推行“新政”，其中把“练兵”摆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1903年设立练兵处，推行编练新军计划，开办军事学校；1905年又宣布废除科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20世纪初年中国军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官兵素质的改善、军事制度的改革和军事学术的开展。
其次，代表了一种新的救国思路。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救亡图存，中国有识之士纷纷探索救国之道。洋务派本着“变器不变道”的原则，把练兵、制器和筹设海防作为“自强”的主要内容，开展了“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但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接着，资产阶级维新派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提出了采西法，改变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变法维新主张，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而“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则粉碎了维新变法的迷梦。变法失败之后，中国一部分流亡到日本的知识分子，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和日本明治维新后快速发展的刺激下，逐渐认识到，要救亡图存，仅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注重对国人自身的改造。梁启超因此提出了“新民说”，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他们进一步提出了教育救国、习俗救国、文学救国、音乐救国、小说救国等主张，其目的就是要以这些手段唤醒国人、改造国民，提高国民素质，以塑造一个具备近代文明素质和健壮体魄的国民群体，最终实现救亡图存。这种改造国人、塑造新民的救亡图存的新思路与以往的“师夷制夷”“中体西用”“维新变法”等思路的不同之处，在于从以往注重和强调器物文化与制度文化的物化形态转向注重和强调精神文化的观念形态。而蒋百里的军国民教育思想以鼓吹尚武精神为主调，批判了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呼吁国人培养尚武精神，就是当时注重国人自身的改造这种救国新思路的一种反映。它明确地告诉人们，在帝国主义不断发动殖民战争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所长期信奉的从价值观念上否定战争的态度已经过时，必须变轻武为尚武，以武力对武力，以战争反战争，这样才能抵御列强的侵略，实现救国图存的目标。因此，蒋百里对尚武精神的呼唤，在广大青年学子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激励着一大批有文化、有理想的青年投笔从戎，走上了习兵练武，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第三，催发了一股新的教育思潮。《军国民之教育》面世后，对20世纪初年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勃兴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当时特定社会政治背景之下，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的民主教育家，为达到不同的政治目的，对军国民教育进行了宣传、倡导，并加以利用。1903年，黄兴、秦毓鎏等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确定“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的宗旨，“分射击班、讲习所和体操科，进行军事训练”。随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发展革命势力，组织和训练武装力量，还借军国民教育思潮盛行体育之机，积极创办体育会，开办体育学堂，以体育为掩护，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培训了大批革命军事人才。1904年，清政府在推行的“新政”中，对旧教育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公布了中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癸卯学制”，其中规定，各级各类学堂均开设体操课作为必修课，小学堂每周三学时，中学堂每周二学时，高等学堂每周三学时；另有兵学一学时，内容有军制学、战术学、战史等。同时，学制还规定，高等小学以上的学校体操课宜以兵式体操为主。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还提出，“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并于文高等学堂中，讲授军制、战史、战术等要义。”这一时期的体操一般分为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两种，而学校的体操课多以兵式体操为主，其主要内容就是军队的整队、队列等，此外还有射击打靶、兵学战史之类，基本上是军事训练。1906年，清政府第一次颁布教育宗旨，把“尚武”作为教育方针之一明确规定下来，并要求“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促进了军国民教育的实施。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也把军国民教育列为教育宗旨之—，并明确规定，军国民教育应占学校教育的l0％。1912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正式把军国民教育列入教育宗旨之中。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就接受了学校组织的军国民教育，对健体强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积极进行冷水浴、登山、长跑、游泳、旅行等体育活动，而且在1915-1917年主持学友会期间，增设了拳术、剑术、架梁、蹴球、庭球、野球、竞技、游泳等8部，使之占了15部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体育之研究》一文，强调锻炼身体的重要性，指出：“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他认为：“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并阐述了体育“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的四大作用，提出了学校教育要“三育并重”“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的思想。由此可见，毛泽东体育思想、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在湖南一师接受军国民教育不无渊源。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人民开展了英勇的抗日战争，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最终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与蒋百里倡导的尚武思想和军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亦不无关系。
综上可知，蒋百里介绍和提倡的军国民教育“关系于国民精神重且大”，并经过近代中国社会的实践，对于促使国民心理由重文转向尚武，加强国民的爱国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产生过较强的历史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本文入选海宁市2022年纪念蒋百里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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