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将此文献给家族的先烈们！

大清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前两个月，我的祖父来到了这个世界。穷家薄业的曾祖父，在族谱上的记载是“忠厚持守信实待人”。然而，他的忠厚持守并没有给他的家庭带来任何改善提升，也不能给他的家人生活以任何帮助。他的妻子因为营养不良没有一滴奶水！

曾祖父只能用稀稀的米湖汤来喂养他刚出生的第一个儿子，着嗷嗷待哺、日渐消瘦的儿子，敦厚而贫穷的曾祖父心如油煎，几近绝望……

在祖父苦苦煎熬了十一天之后，堂伯出生了！

堂伯的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富裕家庭，家中有十九亩水田，还开了一家日杂店铺，日子过得绝对是小康小康的。所以，堂伯的母亲绝对不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奶水也是充足充足的。因此，在喝了十一天稀米汤之后，祖父终于在他堂嫂的怀抱里吮上了人生的第一口奶，他的小生命，真正起航了。

当然，祖父也因此有了个“奶娘”。在我的家乡，“奶娘”并不是小说和影视作品中那种去大户人家为别人奶孩子的下人，而是一种类似于“养母”角色，认“奶娘”是要办酒席、下跪磕头认亲的，认了奶娘就是要尽一份儿子的职责，如果奶娘晚景无后，你必须尽养老送终之责。

祖父和堂伯这对堂叔侄，就这样从出生就搅在了一起。要说清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就得往上推三代说起：祖父的曾祖父虽然三十九岁盛年而殁，却留下一个泼辣能干、治家有方的妻子和五个儿子，老太太不仅把五个儿子都培养成人，成家立业，而且还把家道经营得红火兴旺，以至于老太太七十大寿时，邻村告老还乡的大清进士、翰林院学士肖老先生亲自送来一块“德门贤母”的贺匾。不仅如此，经肖老先生推荐，县衙还给了五兄弟一个“登仕郎”名额。这个名额由老太太拍板给了老五，也就是堂伯的曾祖父，而祖父的祖父就是五兄弟中的老二，新晋“登仕郎”大人的亲二哥。

据族谱记载，堂伯的曾祖、祖父两代都“恩荣登仕郎，九品入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县政府任科级领导干部”，呵呵。这也就是堂伯家为什么能成村里数一数二富裕家庭的原因和由来。

自打会说话起，堂伯就叫祖父“细叔”，祖父则一直叫堂伯的乳名“良生”。良生伯有个大两岁多的亲哥“春生”，但是他一直不亲近这个亲哥，天天和自己的“细叔”粘在一起，两人混成了形影不离的发小兼铁哥们，以至于到他们七岁时，祖父竟随着良生伯入了办在祠堂里的私塾，两人又一起同窗了三年。当然，祖父的束修是“奶娘”帮他出的。“文革”期间，祖父偶尔也会看看邮递员送到家里的报纸，他的这点文化底子，应该就是那三年打下的。

读完三年私塾后，良生伯去了县城的国立高小。穷家薄业的曾祖父无力再供缴儿子读书，十岁的祖父开始跟随父母下地耕作。良生伯读完高小后又考入省立第七师范，去了吉安读书。这一对发小兼铁哥们开始渐行渐远。如果不出意外，最终的结局就是良生伯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启明小学做一名先生，而祖父只能象他的先辈一样，在家里做一名自耕农。

可意外偏偏就来了！

民国十六年的家乡，风起云涌，波澜壮阔。那段年月，故乡县境出了两个赫赫有名的革命者，一个是名列江西“革命三杰”的曾天宇，一个是后来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张世熙。在他们的鼓动、宣传、引导、组织下，全县发展党员500余名，遍布各个乡村。那一年的秋天，村村成立了农会，乡乡组织了农军，全县除了县城已全部赤化。这个偏居赣中南一隅的小县，不仅成了江西农村革命的中心，而且引起了远在上海的党中央的高度关注。

于是，那场震惊中外的大暴动，不可阻挡地爆发了。

十六岁的祖父首先被这场红色风暴裹挟了进去。作为贫农子弟，他理所当然地参加了村农会。之后，因为读过三年私塾粗通文墨，他被选到乡苏维埃作外勤，做通信联络工作。

时过一个甲子之后，在老家院子内的大梨树下，祖父陆陆续续给我讲过他和堂伯的“革命经历”。

关于那场连远在英国的《泰晤士报》都专门作过报道的大暴动，祖父记忆最深的就是“三杀令”：“挽澜老师下令，全县总暴动，各乡村都要杀土豪劣绅、杀流氓地痞、杀告密分子。” “开桂花的时候，窑下的张世熙到我们隔壁的横路村来，开了上千人的暴动大会，三杀令要杀了人才算数，不杀不算暴动。我们村里都是兄弟叔侄，能杀哪个？最后捉了个过路（流浪）的癫佬，在兰田的沙洲上杀了抵数。是光尖动的手，用梭标捅死的。光尖就当了村苏维埃主席，他这个人人品不好，吃喝嫖赌，民国十九年打AB团，他被春生也是捉到兰田的沙洲上枪毙了。暴动那一年，杀了好多人，你娘的爷爷也是那时候杀掉的。你外公真是能忍，他是黄埔军官生，只要带一连兵回家，他黄陂坑还不要血流成河啊？要是他和振五老师俩姨丈（连襟）联手的话，都可以在全县杀三个来回了！”

只读了三年私塾的祖父，之所以能说出“血流成河”一词，是因为他在大暴动那年的六月，亲眼见过这种骇人的场景。在全县总暴动前夕，国军刘士毅部一个旅进驻兰田村，清剿县境东北各乡村，在兰田村前的芦源河边的沙洲上，枪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余人，鲜血把整个沙洲都染红了。

故乡的那场大暴动，以农军攻占县城、建立江西第一个苏维埃县政府为高潮。接下来的发展却有点象悬崖瀑布，出人意料。

民国十七年一月，国军方鼎英部一个主力师杀入县境，由西向东横扫全县，兵锋所至之处杀人如麻、尸山血海。短短几天，四万农军土崩瓦解、作鸟兽散。挽澜老师被围自戗，张世熙出走南昌，毕业于黄埔二期的军事指挥官肖素民战死，曾经竖满镰刀斧头红旗的广大乡村几乎一夜之间陷入白色恐怖。“八十农民上井冈”、“农军游击到东固”，这些载入中国革命史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段。

前一个故事的代表者是朱总司令夫人康桂秀，而后一个故事的领导者叫肖子龙。这个赣西南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出生在与老家一河之隔的兰田村中一个中等富裕的自耕农家庭，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二，毕业于国立吉安第六中学，为人精明而彪悍，是本县最早的党员之一。民国十六年，21岁的肖子龙刚刚结婚不久，尚未育子，所以有时间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发展党员，组织农会，组建农军，筹备暴动，是本县东北片声名卓著的农运领袖。大暴动中，肖子龙先后当过兰田乡苏维埃主席、茅坪区委书记、农军一纵队（负责东门）攻城副总指挥。在攻占县城的战斗中，一纵队攻占了县警察局，从警察的手中缴获了17杆快枪，肖子龙将其全部交到了兰田村子弟手中。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一举动极具战略眼光。

大暴动失败后，全县乡村迅速白化，保甲制的推行，民团、守望队的成立，让原来的农村乡绅治理格局迅速瓦解。在这种白色恐怖形势下，革命者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活下去！肖子龙是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所以，在民国十七年的大年初一，他带着几十名农军和那17杆步枪，钻入了村后的茫茫大山。

一周后，滇军杨如轩部81团进驻兰田村，芦源河边的沙洲上，又一次血流成河。留在当地打游击的中共泰和县委书记康纯和他的十几名同事最先遭到枪杀。

祖父晚年多次给我讲过：民国十六、九年，兰田洲上的樟树长得特别茂盛，那叶子，又大又肥，绿幽幽的发着暗光，看着让人心里发慌！

兰田村背靠的这片大山，是横亘在兴国、泰和、万安边境的武夷遗脉，崇山峻岭，逶迤千里，南至广东、福建，北达江西新淦。

面对国民党正规军的不断清剿和各村守望队的阻拦和窥探，肖子龙和他的游击队只能在深山老林中东躲西藏，狼奔豕突。在兜了一个月圈子之后，他们游到了兴国县，与黄埔教官陈奇涵领导的农民赤卫队取得了联系。不久，东固红色武装第七、第九纵队也相继来到兴国，在乡村组织武装暴动。同年九月，第七、第九纵队被黄埔四期毕业生李文林整编成为江西红军第二团，肖子龙的游击队有部分队员编入了红二团。剩下的队员正式组成万安游击队，随红二团来到被毛先生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称为“李文林式”的东固红色根据地。民国十八年二月，李文林又将根据地15、16纵队整编为江西红军第四团。肖子龙率领的万安游击队在此期间也发展到七、八十人、五十余枪。同年11月，肖子龙率领万安游击队配合红二、四团长途奔袭，攻占万安县城。民国十九年一月底，红二团、红四团和赣西南游击武装在万安被整编为红六军，彭德怀的搭档、红五军副军长黄公略出任六军军长，毛先生的连襟、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任军政委。于是就有了毛先生的大作“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在我的老家，民国十九年的革命形势，和两年前已大不相同。因为大暴动失败一年后，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前往闽西、赣南创建新的根据地。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不仅红军队伍得到扩大，赣南、闽西苏区也初具模形。而背靠兴国中央苏区的万安东北半县，陆续恢复了党的活动，肖子龙就是这个时候带着六十余人枪回到了兰田村，并立即组建了万安红军独立第八团，恢复了茅坪区及各乡、村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茅坪及兰田村也立时成了红色万安的中心。

堂伯的父亲作为乡绅，在这场红色风暴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他几乎被吓破了胆。所以，自民国十六年起，他连连写信给堂伯，严令他安于学校不准回家，似乎想用空间距离把堂伯隔离于这场他眼中的“浩劫”之外。

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堂伯就读的省立第七师范，是吉安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最早、最重要的基地和中心。吉安共产主义革命导师级的人物、1924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的罗石冰，早年曾在第七师范任教，因此，第七师范就成为大革命时期吉安中共党团活动的中心。堂伯的同学和师兄师弟们，象赖经邦、曾炳春和高克念等人，不仅早早成了共产党员，而且已经在东固开始了建立武装割剧农村的革命实践。在这样一所学校就读的堂伯，怎么可能不触“红”？天性不安份的他，又怎么可能安心做一名“老师”？

就在肖子龙在县境东北闹得水起风生的时候，堂伯也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回到了家乡。

老家与兰田村仅一河之隔，那条宽不过二三十米的芦源河，将中央苏区和国统区一隔两岸。处于红白交界区的老家，因此象石磨的磨心，惨遭来回碾压和磨难。不过，这盘时代大磨的磨槽中，流出的不是米粉、豆浆，而是血肉！祖父有段话，当时令我背脊发凉，不寒而栗，所以记忆犹新：“白军来了，杀！白军退了，红军来了，也是杀！大樟树底下，原来是十几户人家，现在只剩下文生和文烈两家了，其它的人就是那个时候杀绝的。”

文烈家是村里最大的地主，父、祖都是大清县衙的钱粮师爷，家里不仅有二十几亩水田，还在圩镇上有布店和药铺，村里人盛传他们家的花边（银元）用米缸装，一缸一缸地埋在地下。他之所以能在这种红白拉锯中活下来，用祖父的话说：“他就是会做人！见到谁都是笑眯眯的，谁家春荒年关过不去，向他张口了，他都会借个三斗五升的，也不急着催你还。”

我是完全相信祖父这话的，因为文烈爷爷家有一栋专门的大仓库，土改时那仓库被没收充公了，生产队用来堆放集体农具，小时候我们没少在那仓库里玩捉迷藏。

我的老家是个大村，上百户人家，但都是一姓，同一个祖宗。村里全部是自耕农，家家户户或多或少有点水田，没有那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绝对贫雇农，也没有那种巧取豪夺、占人良田的恶霸。在我已知的村族历史中，只有小爷爷的养父因为抽鸦片，把家里的地全部卖给了文烈的父亲，最后连妻子都饿跑了。但由于他是村中长房长孙，按族规这户人家是不允许绝嗣的，所以族议把我祖父的弟弟过继给了他为子，为了保障小爷爷的生活，还从祠堂的祭田中无偿划了1.5亩给他家。

在这样一个民风淳朴、自给自足的村庄里，近二十户人家灭绝，那是何等残酷的一场“浩劫”！

堂伯刚到兰田苏区时，是负责给独立第八团的红军战士上政治理论课。在第七师范几年所读的那些赤色书籍和刊物，加上对家乡风土人情的了解，让他的讲课大受欢迎，他迅速和那些红军战士打成了一片。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肖子龙正苦于分身无术，于是顺水推舟地任命堂伯担任独立第八团政委。

肖子龙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的堂姑父，堂伯的姐夫。

堂伯担任团政委后的第一项人事任命，就是调在乡苏维埃跑腿的祖父到独立第八团任警卫排长，还能有谁比“细叔”让他更放心呢？

不久后，他又将团部从兰田村搬到了老家的大祠堂。不要小看这一挪！他这一搬，老家及临近数村就由白区变成了苏区。堂伯不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疆拓土”了，而且兰田也有了拱卫和屏障。更重要的是，红军跨过芦源河，意味着红、白两军的攻守易势了。在芦源河下游离老家仅三里之距的剡溪乡，原来是驻扎着一支靖卫团的，堂伯的队伍一过河，这支靖卫团就立即后撤到了20里外的窑头镇。顺便说一声，靖卫团的团总，是任过外公副官也是他堂弟的肖称健。

当初，肖子龙带着17支快枪打出去。近两年后，从东固带着60支快枪回到老家，组建了红军独立第八团。堂伯接手第八团时，全团已有近四百人，快枪九十余枝，土铳六七十把，其余都是大刀长矛。中原大战爆发后，县内只有一连国民党正规军驻守县城，所以第八团的主要对手是地方靖卫团、守望队和反动会道门。在堂伯的指挥下，第八团接连打垮了县境赣江东岸数支靖卫团，扫清了远近邻村的守望队，缴获了四五十条步枪。但全团依旧是汉阳造和老套筒当家，没有一挺机枪，没有一支手提冲锋枪，更遑论重武器了。所以，扩编队伍、改善装备一直是堂伯心中的头等大事。

在老家院子内的大梨树下，祖父曾多次对我感慨：“良生这伢崽，18岁就当团政委啊！可惜了啦！”

关于堂伯的故事，祖父断断续续反反复复跟我讲过很多遍，而我能清清楚楚记得的，是他指挥的两场战斗和他的牺牲。

一场是在民国二十年冬，枫林靖卫团总何太礼率反动组织“海螺会”会众千余人围攻苏维埃政府派出的征粮队。堂伯获讯后率第八团三百余战士直扑枫林驰援，路过老家时正遇他的堂爷爷（前面介绍过的五兄弟中老三的儿子）在路边晒场晒红薯干，就是把红薯煮熟后用刨子刨成片晒干。由于全团官兵都没吃早饭，堂伯下令：每人丢下两个铜钱，红薯随便拿，边跑边吃。他的堂爷爷煮了好几担红薯，因此收获了半竹播箕的铜板，砍了好几斤猪肉，好好地改善了几天生活。独立团赶到枫林战场后，堂伯一声令下，一阵排枪过去，“海螺会”倒下二十多人，千余乡下会众哪见过这等场面，立即鬼哭狼嚎，屁滚尿流，作鸟兽散，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何太礼和他的十几个靖卫团员丢盔弃甲逃回了西山老窝。是役，红八团击毙靖卫团和“海螺会”匪徒20余名，缴枪11枝，缴获大刀和梭标无数。

另一场是民国二十二年的清明节前一天的一场仓促的伏击战。那天，祖父和他的父母在村外山背的田里插秧。直腰休息时，他看到了田边路上的一队人马。时任国军高安警备团中校团长的黄埔四期毕业生、横路村乡贤肖振五夫妇，带着卫队正回乡扫墓。祖父目送这一行人走远之后，拔腿就狂奔回村找堂伯报信。堂伯一听对方只有十几人枪，也没有调集驻守兰田苏区的主力，当即召集在村里的几十名独立团官兵，操起武器就追了过去。

战斗是在我们村的大庆山打起来的，堂伯和祖父他们本是居高临下冲锋，但没想到对方有四、五支手提花机关，其余人手一把快慢机。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斗，火力为王！一阵弹雨泼过来，堂伯手下倒下五六个，其余人马赶紧趴在地上，在堂伯指挥下，祭出了被他们视为致胜法宝的“排子枪”。但这一次，他们碰上硬茬了。

“三通排子枪都压不住啊，那花机关是‘嘟嘟嘟’‘嘟嘟嘟’地叫个不停，那快慢机换上长弹夹就是一把小机枪啊，那子弹就跟下雨似的，打得我们是头都抬不起。我一看不对劲，就叫良生赶紧跑，别惦记那几把花机关了，保命要紧。这仗打得真他娘的窝囊，本来是我们打人家的埋伏，最后倒被人家追得象癫狗似的满山跑，我们是被追到隔壁的独岭村的大松树林里才脱的身。村里光瑶一直想当警卫排的副排长，老要我去跟良生说说，所以他在良生面前就积极，打仗冲在前头，他和光益就是那天牺牲的。不过，振五老师他们的家伙什是真好啊，连你姨外婆的腰里都挂了把橹子！”祖父后来跟我讲起这次战斗，依然抑制不住他的羡慕。军人嘛，谁不想有把好枪呢。

我读高二时的那年春节，陪着妈妈去姨外婆家拜年，曾经忍不住问过姨外婆，是否还记得半个世纪前的这场战斗，没想到年近八十的老人家明明白白地回答了我一句：“他们缺德！清明节也不让人去祭个祖、扫个墓。”当我告诉她，我还健在的祖父当年也在伏击队伍里边，而且被姨外公的部队打得抬不起头时，老人家哈哈大笑，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带祖父去看望她，说一定要见见这个和她们打过一仗的亲家公。而且她还把这段奇缘写到了信里，告知了海峡对岸的陆军中将、国大代表肖振五，要他也回来见见当年伏击他们的红军排长。当时闪过我脑海的，只有这一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在回忆堂伯的牺牲之前，要先说说他的亲哥“春生伯”。 春生伯也在县城读了国立高小，毕业后秉承“长子理家”的传统回到了家中照顾父母。大暴动那年，春生伯就在肖子龙的介绍下入了党，当了区苏维埃的保卫委员。大暴动失败后，又跟着肖子龙上山打游击。到东固后，由于他算个小知识分子，所以没有编入红二团，而是进了省苏维埃政治保卫局。民国十九年肖子龙回兰田时，他也以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的身份一起回到了故乡。

在祖父的口中，这个大他两岁的堂侄“春生长得没有良生秀气，一张脸板板正正，做人却是很公道正派。民国十九年打AB团的时候，春生是说了算的角色！他说抓谁我们警卫排就得抓谁，他说杀谁就杀谁，你子龙姑父都有点怕他。但他抓的都是抽大烟、赌钱、吃公款、还有反过水的人，春生没有乱杀过人，心还是蛮善的！”

如果他按照当时省苏维埃政治保卫局下达的指示进行肃反，他的亲弟弟良生伯早就被处决了。

良生伯家中是有妻子的，是童养媳，两岁就从她娘家接到良生伯家中抚养。堂伯母是个文盲，长相也确实不敢恭维。所以良生伯回家后死活不同意父母提出的“圆房”。良生伯有个相好的姑娘，那是他率队“扩红”时，在离我们老家十四五里的珠坑村认识的。那天，良生伯带了一个连到珠坑一带发动群众，扩编红军。部队撒下去以后，他带着“细叔”在村里巡视，突然发现一位极美的姑娘坐在家中的厅堂看书。那个年代的乡村，男人识字的都不多，女子看书就是可遇不可求的美丽风景了！良生伯说了声“细叔，你看着。”自己就走了进去，祖父在屋外警戒。

通过交谈，良生伯得知，姑娘的父亲是这一带有名的裁缝，她的母亲在生下她和妹妹之后早逝，父亲爱女心切，怕她们受委屈，一直没有续弦。她父亲读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所以打小就教姐妹俩读《三字经》、《弟子规》和《增广贤文》，姐妹俩就这样识了字、能看书。当日，她父亲带着徒儿去了外村上工，姑娘闲着无事就拿了《增广贤文》在看。由于父亲是个裁缝，所以姐妹俩的衣着也比一般人光鲜亮丽。

在老家院子内的大梨树下，祖父与我说过他对那姑娘的第一印象：“那姑娘长得是好看，十里八村都是数一数二，但鼻太尖、耳太小，没福气！良生是战场上打滚的人，要找个有福旺夫的女人才对。”

但天雷地火已相遇，谁能阻挡？良生伯当天就已迈不开步，要不是祖父牵着马在门口大喊催促，他是绝对不想率军回村的。而那姑娘，在得知眼前这个长相俊秀、谈吐文雅的年轻人竟是大名鼎鼎的独立第八团最高长官后，也是芳心暗许。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良生伯隔三差五的偷偷往珠坑村跑，两个年轻人浓情蜜意时，早已越过周公之礼。姑娘满怀信心地等着良生伯家里去提亲，却不知良生伯家中已有童养媳，他一直不知如何向父母开口。

民国十九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大肆肃反杀AB团，苏区干部连正常的恋爱都在肃整之列，良生伯能幸免于难，确实是要感谢春生伯的善良！

但春生伯的善良，救得了弟弟，却救不了姐夫。

民国十九年11月底，东固红色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在宁都被当作“AB团”首要分子被逮捕。不久后的12月11日晚，党史军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爆发，受“富田事变”牵连，民国二十年五月间，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被当作“AB团要犯” 在万泰县遭处决。

肖子龙与李文林是国立吉安第六中学的同期校友，又在东固及赣西南苏区并肩战斗过一年多，所以注定在劫难逃。民国二十年五月，时任万泰县茅坪区委书记的肖子龙，受李文林案的牵连，被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认定为AB团要犯，在茅坪直接逮捕，枪杀在兰田的沙洲上，一代豪杰，冤沉河沙！

民国二十三年初秋，独立第八团奉命到泰和老营盘配合主力红军阻击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祖父就是在这场战斗中负伤的。

“我们一到老营盘就觉得不对劲，他们的炮火太猛了，犁地似的，一丈三炸。我一上去就被炮弹片打断了腿，打了一个冲锋，一个团就死了几十号人，你春生伯就是那天战死的。我是后来后方医院被广东兵打散了，逃回家才知道的，良生没了，春生也没了。我要是不负伤，良生就不会死！” 祖父一直固执地认为，如果他在良生伯身边，良生伯就不会被杀。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地方红军部队受命阻击敌军，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独立第八团的阻击战场仍旧是老营盘。但部队刚出动，国民党军已突破老营盘一线，国军一个主力团已经从老营盘插到兰田村后的山区，兵锋直指兰田村。良生伯闻讯后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将部队交与参谋长带领，回援兰田村。自己却骑马赶去了珠坑村，他要带着心爱的姑娘一起撤退。匹马单枪的良生伯就这样一头闯进了珠坑村，把姑娘拉上马后就往外跑。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军进展神速，此刻的珠坑周围，大批国军正在往兰田村方向围聚而来。这对年轻人一出村就撞进了国军堆里，弹尽被擒。国军军官用脚指头都能想得明白，这个骑着马、拎着驳壳枪的红军绝对不是普通士兵。到此地步，良生伯倒是尽显男儿气概，他坦率地自报身份，只要求国军兄弟放了这姑娘。可惜的是，国军在枪杀他之后，将那姑娘也以“匪属”的罪名枪杀于他的身边。

第二天，姑娘的父亲在安葬完女儿之后，收敛了良生伯的遗体，让他的徒弟把棺梓送到了我们村。

短短一个多月，两个儿子都战死沙场，在又一次遭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之后，堂伯的父母终于倒下了，不久之后相继撒手人寰。最后为“奶娘”送终的，真的是我的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