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红四方面军中，勇猛善战的将领很多，余天云就是其中的一个。

1927年11月大别山地区的黄麻起义爆发时，时为农协会员的余天云与李先念、王树声、詹才芳、陈再道等一道，积极投身其中。起义中，余天云手持钢叉冲锋在前，英勇杀敌。

黄麻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余部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打游击，余天云则留在家乡黄安县(今红安县)紫云乡一带隐蔽活动打起了游击。

1928年1月，余天云经甘济时、赵赐吾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麻起义军余部转移到木兰山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后，于1928年1月1日改编为了工农革命军第7军。4月，工农革命军第7军从木兰山重返黄麻老区。7月，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余天云参加了这支红军，从普通一兵干起，作战非常勇敢，每每奋不顾身，是一个很好的革命苗子，为他以后迅速擢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1年7月，余天云被鄂豫皖红4军军长徐向前任命为第12师第36团副团长兼第1营营长。第36团的团长，是后来成为开国大将的徐海东。1932年3月下旬，徐海东负伤后，余天云升任第12师第36团的团长。第12师的师长，正是从上海来不久的陈赓。陈赓呢，后来也是开国大将。

第12师第34团的团长是许世友，他和第12师第36团的团长余天云是陈赓麾下的两大战将。据当时也在红4军中担任基层政工干部的胡奇才中将后来回忆：无论在脾气还是在酒量上，许世友当时都畏惧余天云三分。

在第12师第34团团长的任上，余天云血战无数次，多次以少胜多越战越强。

1931年11月7日，红4、红25军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镇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后吴焕先），全军近3万人。

1932年，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镇的柳林河村打响了著名的柳林河战役，与敌人激战两天一夜，歼敌30000多人。

此仗万分凶险。激战中，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坐镇指挥部时，差点就被敌人给端了。整个指挥所的战斗人员不足100人，连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也都拔枪向敌人射击，徐向前还在与敌人的对射中受伤了。这时，余天云率部出现了，他并未接到援救总部的命令，靠自己的敏感判断火速赶来救援，全歼了来敌，才使指挥所转危为安，立下了一大战功。

1933年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粉碎敌三路围攻胜利后，余天云升任红11师任师长。随即，红11师扩编为红30军，余天云任军长，政委是李先念。

开国上将王建安、开国中将杜义德、程世才，此时都是余天云的部下。王建安时任红30军第88师政委，杜义德时任红30军第89师政委，程世才时任红30军第90师政委。

当四川大军阀刘湘组织六路围攻进攻红四方面军时，余天云率领红30军在黄木垭一战中围歼川军万余人。战后，余天云的红30军获得了红四方面军授予的三面锦旗，分别是256团被誉为“夜老虎”、263团被誉为“钢军”、274团被誉为“夜袭常胜军”，可见红30军的战斗力之强。

红四方面军的掌舵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余天云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明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军长”。张国焘甚至还将余天云与毛主席相提并论，称两人都是“游击天才”。当然，这个评价有褒有贬，后来批余天云时，张国焘说一定要他去除身上的“毛泽东般的游击习气。”

余天云脾气暴躁，个性太强，经常打骂警卫员、通讯员等，还曾打过同为军级干部的张成台一个耳光（张成台时任红30军政治部主任，后在中原突围中牺牲）。这种行为，是人民军队绝对不允许的。

余天云的另一个缺点，就是蔑视政工工作，主张“枪杆子第一”。在他看来，只有打仗才能消灭敌人，政治工作可有可无。他有个口头禅：“军事能打仗，能消灭敌人，你政治工作能消灭敌人吗？”他的这种说法，令政委李先念极为反感。

1935年7月，余天云改任红31军军长。

两个月后，针对余天云身上的诸多问题，张国焘当场宣布撤销余天云的红31军军长一职，安排他去红军大学学习。

在红军大学，余天云是个令教员们很头疼的“刺头”。他将郭天民（开国上将）、彭绍辉（开国上将）等教员怼得无法上课，对时任红军大学校长的刘伯承也很不客气。

刘伯承从余天云傲慢、跋扈的行为里，感到革命队伍中流氓无产者习气的嚣张，为教育大家，就写了一篇文章《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发表在红四方面军的《红炉》杂志上。

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余天云竟掏出枪，气势汹汹地要和刘伯承拼命。张国焘闻讯急忙赶到学校，下令将余天云关进禁闭室反省。

这个阶段，余天云的妻子刘伯新也出事了。刘伯新是安徽六安人，时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第二团的团长，是红军中为数不多的作战部队女军事主官之一。过草地时见其下属饥饿难耐，身为团长的刘伯新就同意让大家捕杀了藏民的一头牦牛，结果藏民上告到张国焘那里，张国焘执行军法，枪毙了刘伯新。

自己境遇不好，妻子又丧命，余天云哀莫大于心死，情绪更差了。

1936年4月，张国焘南下踫得头破血流后，红四方面军处境日趋艰难，被迫向西康东北部转移。这时余天云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无法走路，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当快要走出草地时，在西康省丹巴县一个铁索桥上，余天云突然纵身跳下，葬身于丹巴河里，自寻短见。

余天云的尸体被打捞上来安葬时，张国焘讲了话，他说，“我首先悼念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他曾几次负伤，不惜个人牺牲来为革命争取胜利，但我也着重指出自杀行为之不当，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同志养成轻生观念，是要不得的。我重复阐明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处罚并非侮辱，乃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手段”。

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央为余天云进行了平反昭雪，追认余天云为革命烈士。

还有一种说法，说余天云之死，是张国焘的刻意安排。抬担架的人，是张国焘的亲信，是他们故意把余天云扔进丹巴河的。说张国焘之所以对余天云恨之入骨，是因为余天云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并与之多次面对面斗争。这个说法，似乎不足信。

余天云的一生就像一个巨大的谜团，不管是他的功绩评判还是赴死之谜，至今仍有不同的声音。

革命战争年代的很多事情，看似很遥远，又仿佛在昨天。但因情况复杂且时过境迁，真相很难追寻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历经了多少腥风血雨，革命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所有为革命而献身的先烈，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