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摘自奥兰多·费吉斯《创造欧洲人：现代性的诞生与欧洲文化的型塑》（王晨 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版，第六章第1-2节，第384-394页。原标题为“没有音乐的国度”。

一

伦敦有一个庞大的法国流亡者群体。他们分几波到来，首先是1793年后逃离革命恐怖的大批保皇党；然后是1848年，当时的总统拿破仑对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共和派进行了镇压。1851年12月，当拿破仑发动推翻第二共和国的政变之后，甚至更多的人陷入流亡，大约4000名拿破仑的政敌逃到了英国。维克多·雨果就是其中之一，他首先前往泽西岛，在那里因支持一家批评维多利亚女王的报纸而被驱逐，然后他与家人在根西岛定居，从1855年到1870年都生活在那里。他的大多数同胞在英国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伦敦大约有1000名流亡者，主要集中在苏豪区和菲茨罗维亚区。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浪漫派作家‍‍‍‍‍

莱斯特广场是伦敦法国人聚居区的国际中心，萨布洛尼埃酒店（Sablonière Hotel）是总部和新来者的接待中心。萨克雷称该地区为“黑暗的现代法国”。“这里有法式咖啡馆、台球房、餐厅、服务员、市场、贫穷的法国人和富有的法国人……”普法战争爆发后，第三波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波移民潮到来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估计有8000名法国人居住在伦敦。手头拮据的流亡者，包括许多艺术家，在苏豪区落脚；但更富裕的人害怕苏豪区的妓女们，搬到了菲茨罗维亚和马里波恩等时尚地区。

英国完全是欧洲政治流亡者的避风港。没有法律阻止移民进入英国，无论他们的国籍或信仰如何，也没有任何法律手段阻止他们在英国落脚后继续进行政治活动。1848年的《外国人法案》（Alien Act）确实允许政府在法院承认个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将他们驱逐出境，但该法案于1850年失效，从未使用过一次。英国人的自由意识延伸到了保护革命者免受外国政府的伤害。马志尼、马克思和恩格斯、路易·勃朗、勒德吕—罗兰和赫尔岑都把伦敦作为他们的宣传基地。

1858年，在意大利革命家费利切·奥尔西尼（Felice Orsini）试图暗杀拿破仑三世后，法国政府要求对奥尔西尼在英国的同伙采取措施，他向皇帝马车投掷的炸弹就是在英国制造的。巴麦尊（Palmerston）政府适时地提出了一项法案，将在英国境外密谋杀人的法律性质定为重罪。但该法案在下议院被否决，后者通过了对政府屈服于拿破仑要求的谴责投票，迫使巴麦尊辞职。

巴麦尊（1784-1865），英国政治家

英国强劲的经济也吸引了来自欧洲大陆的经济移民。大多数人在伦敦定居，他们的手艺在那里很受欢迎：法国的裁缝、珠宝商和工程师大多集中在苏豪区；德国的面包师、钟表匠和音乐家主要在菲茨罗维亚区；意大利的食品进口商、冰激凌制造商和桶形风琴演奏者则集中在克莱肯韦尔（Clerkenwell）的小意大利。

没有人因为天气或食物而来英国。外国人对两者都有怨言。他们通过在欧洲大陆广为流传的恐英症的陈词滥调来看待这个国家：伦敦的忧郁迷雾，英国人性情的冷漠，物质主义，虚伪，“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等等。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的《伦敦漫步》（1840年）在普及这些刻板印象方面可能比其他任何一本书都做得更多，尤其是在法国人中：

在伦敦，你在空气中会呼吸到忧郁，它通过所有的毛孔进入你的身体。没有什么比这座城市在雾蒙蒙的日子里或在雨中和黑暗中的样子更阴郁了……它让你深感绝望……对一切都感到厌恶，并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自杀欲望……在这样令人讨厌的日子里，英国人中了他们的气候的魔，变得粗暴。

把英国的气候和英国人的性情联系起来是欧洲人的常见话题。法国反奴隶制活动家维克多·舍尔谢（Victor Schoelcher）认为，从任何意义上讲，英国都是“地球上最冷的国家”。19世纪50年代，冯塔纳曾在伦敦待了四年，他得出的结论是，好客在英国人心中已经“灭绝”：“他们的国家是开放的，但房子是关闭的。”

各个国家的来访者都注意到了英国上流社会的沉闷，尤其是俄国人，他们的贵族阶层以活泼和私下的不拘礼节著称。在抵达伦敦的第一天，屠格涅夫就被他的俄国朋友尼古拉·热姆丘日尼科夫带到帕尔摩尔的一家俱乐部吃午饭。屠格涅夫被过于僵硬的服务员激怒了，他们用不同的银盘依次端上每道菜。他忍不住拍打着桌子，用俄语咆哮道：“萝卜！南瓜！芜菁！荞麦粥！”—以此表达他的欢乐。热姆丘日尼科夫回忆说，服务员离开后，“他就开始取笑我，取笑英国人和英国”。

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小说家、剧作家

屠格涅夫的朋友赫尔岑从1852年开始就生活在伦敦，他认识一个曾在维亚尔多夫妇的巴黎家中当仆人的英国人。这个英国人对他们的随意方式感到震惊，很快就离开了。在被问及是什么导致他不满时，英国人回答说：“他们不是那种懂礼仪的人：在晚餐桌上，和我说话的不仅是妻子，还有丈夫。”

英国人的怪癖是另一个常见话题。欧洲人将其解释为英国与欧洲大陆的隔绝。《若阿那指南》伦敦卷警告读者：

英国人长期无法与欧洲大陆民族接触，或者出于骄傲而认为后者是野蛮人，他们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礼仪规范，像他们自己一样僵硬和生硬，他们的绝对僵化的法律被奴性地遵守……外国人应该知道并遵守这些规则，否则就会被认为不够绅士。

维亚尔多夫妇已经习惯了英国人和他们的怪癖。他们从30年前就一直造访这个国家。路易认为英国人很古怪。在《狩猎回忆录》中，他把这个国家比作一所“巨大的修道院”，因为英国人非常严格地遵循着他们古怪的礼节。“如果外国人在街上跟人打招呼时没有脱下帽子，或者胆敢用刀子吃鱼，就会被认为没有教养”。他们曾受邀前往格罗斯特郡的一个很棒的庄园打猎，发现即使是在英国5月潮湿寒冷的天气里，穿着白色细棉布连衣裙参加晚宴的女人也会露出颤抖的手臂和脖子，“就像他们要去参加舞会一样”。保琳娜以为她们是因为她在场而打扮得如此荒唐，表示真没必要，但其中一个人回答说不是为她才穿的—她们每天晚上都穿成这样：如果她们的父亲独自在家，他会戴白色领带参加晚宴。

即使在来到这个国家30年后，维亚尔多夫妇仍然难以认同英国人。像许多与他们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和秉持世界主义理念的欧洲人一样，他们认为英国人是沉闷、冷漠和自负的。他们缺乏音乐细胞，喜欢追逐时尚和名人，而且保琳娜还要不断奉承他们的“低俗品味”，这些都让她感到恼火。1850年，在演唱会后于白金汉宫与维多利亚女王一起参加的晚宴上，保琳娜向屠格涅夫抱怨说，英国皇室成员既不知道如何穿着得体，也不知道合适地谈论音乐：

女王穿得像一根鲁昂苹果糖棒，用蓝色和银色紧紧地裹着身体，相当僵硬。穿了那么多衣服，她吃起东西来肯定不舒服。当她来到艺术家面前时，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而是对他们所有人都说了同一类话—比如她对我说：“我非常钦佩你最近在《先知》中的表演—那一定很累—但很有趣，特别是教堂的场景。”然后她又走向别人。

当然，法国人天生倾向于批评英国人，因为他们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对英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就像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1870年）中开玩笑说的：

法国人不能原谅英国人，首先，英国人不会说法语；其次，当他把查令十字街读成Sahran-Kro，或者把莱斯特广场读成Lesesstair-Skoar时，英国人听不懂他的话。此外，他的胃不能消化包含两大块肉和鱼的英式晚餐，只能应付五小份各式各样的杂碎、炸小鱼、烩串烤野味等等。还有，他永远不能听任餐馆星期天关门的“奴役”，让人们无聊地面对上帝的荣耀，尽管整个法国一周有七天都要无聊地面对波拿巴的荣耀。

赫尔岑（1812-1870），俄国思想家、革命活动家

事实上，赫尔岑在这最后一点上站在法国人一边。“这里的生活就像奶酪里的蛆虫一样无聊”，他从伦敦给一位俄国朋友写的信中这样说。大多数欧洲人都同意他的观点。19世纪70年代初，埃德蒙多·德·阿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第一次来到伦敦时写道：“外国人觉得伦敦的夜晚非常令人沮丧。”

一种强烈的忧郁会降临到我身上。我已经习惯了巴黎林荫大道的华丽和拥挤的节日人群；相比之下，伦敦的街道似乎黑暗而阴郁。我想念人头攒动的咖啡馆，富丽堂皇的商店，甚至蒙马特大道上奇特的魔术灯笼展，它们让我很容易忘记了看到巴黎随处可见的肆无忌惮和招摇过市的妓女时感到的愤慨。

对于1871年逃到伦敦的法国社会主义领袖儒勒·瓦莱斯（Jules Vallès）来说，新教的统治扼杀了伦敦生活中的所有欢乐。“通奸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宗教几乎是强制性的，而且非常令人反感。英国的神是丑陋的，没有同情心，而且已经陈旧褪色……天主教的狂热对妇女的贞洁构成了危险。因此，改革后的宗教不是让金发女郎会为之疯狂的东西。”主宰着英国周日的无所事事让路易·维亚尔多抓狂：

从加的斯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周日在整个欧洲大陆都是休息和欢庆的日子；但在英国，那是无所事事的一天。它被从日历上抹去，从生活中除掉。周日是不存在的。你想像往常一样吃东西吗？你最好在前一天买好储备，因为那天没有东西卖。你想拜访朋友吗？所有的房子都关闭了，只有教堂在祈祷时开放。你想写信或者收信吗？邮政服务停了。多么愚蠢！多么虚伪！英国人反对在周五吃鱼或喜欢吃青蛙而不是烤牛肉的罗马天主教徒，但他们允许这种对周日的盲目崇拜，以致议会每周都会收到数千人签署的请愿书，傲慢地要求禁止所有铁路和轮船服务，认为这是对圣日的可憎亵渎。

对路易和许多欧洲游客来说，英国人的新教文化与他们务实、平淡、冷漠和有商业头脑的性格有关。法国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伊波利特·泰纳在《英格兰笔记》（1872年）中写道：“英国人的大脑内部可以与穆雷指南相比，事实很多，但想法很少；大量准确而有用的信息、统计数据和数字，可靠而详细的地图，简短而枯燥的历史笔记，通过序言提供的有用的道德提示，但没有考虑一切的远见，也没有对好作品的兴趣。”

英国人是一个商业民族，而不是艺术民族，这是欧洲人，特别是浪漫主义者的一种普遍看法。海涅厌恶英格兰，讨厌“万物的严肃性，巨大的统一性，机械的运动”—你可以派一位哲学家去伦敦，他写道，“但派个诗人去就是自讨苦吃”。1865年，克拉拉·舒曼在伦敦巡演时写信给勃拉姆斯说：“在这里，所有的艺术兴趣，事实上是所有的理想主义都为‘生意’做了牺牲。”不过，她还是19次造访英国。

肖邦同样认为英国人对金钱的感觉比对音乐更灵敏。1848年造访伦敦期间，他向在巴黎的朋友们讲述了他与一位英国社交圈的女士的典型对话：

女士：肖邦先生，您要多少钱？肖邦：夫人，我的收费是20几尼。女士：哦！我只想让您弹一首短曲。肖邦：夫人，我的费用是一样的。女士：那你会演奏很多曲子吗？肖邦：如果您愿意，可以弹两个小时，夫人。女士：那就这么定了。这20几尼要预付吗？肖邦：不，夫人。事后再付。女士：我确信这很合理。

二

英国人同情1870年的法国流亡者。在普法战争中，他们大多站在法国一边。认为他们是失败者，正如克拉拉·舒曼在1871年2月从伦敦给勃拉姆斯写的一封信中所解释的那样：

当我生活在这里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对德国的依恋有多深。这一次，英国人的反德情绪使其更加强烈，他们表达了对弱小的一方，也就是对法国人的同情。起初，我以为这是英国人嫉妒德国人，后者刚刚证明了他们的伟大，但生活在这里的某些德国人向我保证，英国人是出于同情。

为了帮助法国流亡者，英国人成立了一个全国伤病员援助协会，后来成为英国红十字会。音乐家们为伦敦的难民设立了市长官邸救济基金，其中包括作曲家威廉·斯特恩代尔·贝内特和亚瑟·沙利文，他们组织了一些慈善音乐会，包括与保琳娜一起在座无虚席的埃克塞特音乐厅举办的一场音乐会。

战争永久改变了英国对德国的态度。在此之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认为德国人是最接近他们自己的欧洲国家：他们拥有共同的撒克逊血统，共同的新教宗教（至少在德国北部如此），以及在道德说教上具有共同的严肃性。他们还有一个与德国有联系的王室。所有这些联系造就了维多利亚时期强烈的亲德风气。1870年之后，观点发生了变化。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后者在此之前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引起了英国对德国军事侵略的恐惧。这一点在乔治·切斯尼（George Chesney）的畅销小说《多尔金之战》（1871年）中得到了表达，这是“入侵文学”体裁的开山之作，讲述了一个德语国家征服英国的故事，那个国家只被称为“敌人”。

英国人不愿卷入欧洲政治。维多利亚女王的政府相信自己的自由贸易价值观将在整个欧洲传播，他们关心的是保持低税率，因此在欧洲大陆奉行一贯的不干预政策，当然除非大英帝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就像克里米亚战争那样，这是英国在这一时期参加的唯一一场欧洲战争。作为欧洲头号强国，英国在道义或宗教上有责任捍卫欧洲大陆的正义，这种想法很少得到公众或媒体的支持。

克里米亚战争

当他们对外国事件感兴趣时—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英国都得到了同情的倾听—那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些涉及的国家是与压迫者和暴君作战的弱者，把自己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投射到那些人身上。1864年访问英国时，加里波第（Garibaldi）被视为反教皇运动的英雄，具有英国绅士的所有美德，并被拿来与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相提并论。意大利的统一—以1870年夺取罗马为胜利标志—被英国人视为他们自己的宪政原则对奥地利和教皇的威权主义的胜利。

英国的与世隔绝不仅是政治上的。在文化上，英国人与大陆上的欧洲人同样保持着距离。他们结伴出游，手里拿着他们的穆雷指南，很少与当地居民互动，批评任何让他们觉得太“外国”（即与国内的组织方式不同）的东西。他们对欧洲语言一无所知，认为只要说英语时声音足够大和速度足够慢，商人、服务员、搬运工和其他所有他们必须打交道的人就都能听懂他们的话。

旅游指南鼓励英国游客对他们所访问的欧洲国家的当地人采取殖民者的态度。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在其广受欢迎的《西班牙旅行者手册》（1855年）中建议说：“一般来说，坚定、安静、彬彬有礼、略显含蓄的态度是最有效的。每当履行职责时，都要让他们知道你是不可轻视的。很少有外国人能受得了英国人认真时的冷淡态度。”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可以免于批评，而欧洲生活中没有哪个地方比下水道和排水系统更容易受到这样的指责，公平地说，它们确实落后于英国在19世纪中叶所达到的标准。1846年，穆雷的瑞士指南提到了最近瑞士的道路、住宿和旅行总体条件的改善，但指出：

即使是在一流的客栈里，房子也缺乏适当的排水和通风，通道和楼梯也不卫生，臭气熏天。应该让房东注意到这对英国人来说是多么令人厌恶和无法忍受的事。没有任何借口。

英国人坚信他们优于欧洲人，甚至优于所有的外国人。他们相信英国令世人羡慕，因为他们拥有历史悠久的自由和代议制传统，还施行法治。这是他们国家认同的核心。他们的信心植根于他们对大陆列强，特别是法国人的军事胜利，植根于大英帝国的征服，还植根于英国作为最早的工业社会的地位。由于地理上孤悬海外，英国人对自身的特殊性有着强烈的意识，这种特殊性不仅源于这个岛国长久以来没有被征服过，而且特别建立在他们的新教信仰之上，这让他们不同于“天主教的欧洲”，后者在此叙事神话中，被视为在道德上是落后的。这种叙事得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伟大的辉格党历史学家们的鼓励，比如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在他的《英国史》（1848—1861年）中将英国的历史描述为从大宪章到现代君主立宪制的进步历程—后者是社会和政治演变的最高形式。

麦考莱（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

欧洲旅行证实了英国人关于欧洲人道德落后的看法。亨利·梅休（Henry Mayhew）在《德国人的生活与礼仪》（1864年）中写道：

笔者一直觉得从英格兰向南旅行就像在时间上倒退—每走过十个纬度相当于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倒退大约一百年；因为在法国，我们看到的社会处于那个世纪初我们国家的那种腐败和不舒适的状态，而在德国，我们发现那里的人在各种文明教养以及社会和家庭进步方面至少落后我们一个世纪；在西班牙，居民完全过着中世纪的生活，活在同样的污秽和知识的黑暗之中，以及同样的贫穷和偏执之中，就像我们国家在宗教改革之前那样。在俄国，我们看到今天仍然存在类似诺曼人征服时的封建时代我们国家的那种隶农制和农奴制状态；而在中非，我们达到了自然的原始状态—文明标尺的原点—绝对的野蛮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