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二十天，我妈就三周年了。
三年里，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没有死，而且还觉得我妈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常说人死如睡，可睡的人是知道要睡去，睡在了床上，却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睡着的呀。我妈跟我在西安生活了十四年，大病后医生认定她的各个器官已在衰竭，我才送她回棣花老家维持治疗。每日在老家挂上液体了，她也清楚每一瓶液体完了，儿女们会换上另一瓶液体的，所以便放心地闭了眼躺着。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她闭着的眼再没有睁开，但她肯定还是认为她在挂液体了，没有意识到从此再也不会醒来，因为她躺下时还让我妹把她擦脸的毛巾给洗一洗，梳子放在了枕边，系在裤带上的钥匙没有解，也没有交代任何后事啊。
三年以前我每打喷嚏，总要说一句：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哩，妈想哩！这三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熬夜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我哩。
我妈在牵挂着我，她并不以为她已经死了，我更是觉得我妈还在，尤其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我一伏案写作，她就不再走动，也不出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的时间久了，她要叫我一声，然后说：世上的字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么。现在，每听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棣花来西安了？当然是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又出门去街上给我买我爱吃的青辣子和萝卜了。或许，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挂在墙上的她那张照片里，我便给照片前的香炉里上香，要说上一句：我不累。
整整三年了，我给别人写过十多篇文章，却始终没给我妈写过一个字，因为所有的母亲，儿女们都认为是伟大又善良，我不愿意重复这些词语。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籍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再不为她的病而提心吊胆了，可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唆唆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
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今年的夏天太湿太热，每晚被湿热醒来，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了。待清醒过来，又宽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该是清凉的吧。
三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棣花了。但一回棣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肆流，长声哭泣啊。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六日
纺车声声
如今，我一听见“嗡儿、嗡儿”的声音，脑子里便显出一弯残月来，黄黄的，像一瓣香蕉似的吊在那棵榆树梢上；院子里是朦朦胧胧的，露水正顺着草根往上爬；一个灰发的老人在那里摇纺车，身下垫一块蒲团，一条腿屈着，一条腿压在纺车底杆上，那车轮儿转得像一片雾，又像一团梦，分明又是一盘磁带了，唱着低低的、无穷无尽的乡曲……
这老人，就是我的母亲，一个没有文化的、普普通通的山地小脚女人。
那年月，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我刚刚上了中学，当校长的父亲就被定为“走资派”，拉到远远的大深山里“改造”去了。那是一座原始森林林场，方圆百里是高山，山上是莽林，穿着“黑帮”字样衣服的“改造者”，在刺刀的监督下，伐木，运木，运木，伐木；即便是偶尔逃跑出来了，也走不出这林海就会饿死的。这是后话，都是父亲后来告诉我的。他在那里“改造”了七年。七年里，家里只有母亲、我，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没有了父亲的工资，我们兄妹又都上学，家里就苦了母亲。她是个小脚，身子骨又不硬朗，平日里只是洗、缝、纺、浆，干一些针线活计。现在就只有没黑没明地替人纺线赚钱了。家里吃的、穿的、烧的、用的，我们兄妹的书钱，一应大小开支，先是还将就着应付，麦里遭旱后，粮食没打下，日子就越发一日不济一日了。我瞧着母亲一天一天头发灰白起来，心里很疼，每天放学回来，就帮她干些活儿：她让我双手扩起线股，她拉着线头缠团儿。一看见她那凸起的颧骨，就觉得那线是从她身上抽出来的，才抽得她这般的瘦；尤其不忍看那跳动的线团儿，那似乎是一颗碎了的母亲的心在颤抖啊！
我说：“妈，你歇会儿吧。”
她总给我笑笑，骂我一声：“傻话！”
夜里，我们兄妹一觉睡醒来，总听见那“嗡儿、嗡儿”的声音，先觉得倒中听，低低的，像窗外的风里竹叶，又像院内的花间蜂群，后来，就听着难受了，像无数的毛毛虫在心上蠕动。我就爬起来，说：“妈，鸡叫二遍了，你还不睡？”
她还是给我笑笑，说：“棉花才下来，正是纺线的时候。前日买了五十斤苞谷，吃的能接上秋了。可秋天过去，你们又是一个新的学期呀……”
我想起上一学期，我们兄妹一共是二十元学费，母亲东借西凑，到底还缺五元。学校里硬是不让我报名，母亲急得发疯似的，嘴里起了火泡，热饭吃不下去，后来变卖了家里一只铜洗脸盆，我才上了学，已经是迟了一星期了。现在，她早早就做起了准备……
我就说：“妈，我不念了，回来挣工分吧！”
她好像吃了一惊，纺车弦一紧，正抽出的棉线“嘣”的一声断了，说：“胡说！起了这个念头，书还能念好？快别胡说！”
我却坐起来，再说：“念下去有什么用呢？毕了业还不是回来当农民？早早回来挣工分，我还能养活你们哩！”
母亲呆呆地瓷在那里了，好久才说：“你说这话，刀子扎妈的心。你不念书了，叫我怎么向你爸交代呀？”
一提起爸爸，她就伤心了，大颗大颗的眼泪滚下来。我看得害怕了，就再不敢说下去，赶忙向她求饶：“妈，我再不敢说这话了，我念，我一定好好念。”
她却扑过来，紧紧地搂住了我，搂得那么紧，好像我是一块冰，她要用身子暖化成水儿似的。油灯芯跳了几下，发出了土红色，我要爬过去添油，她说：“孩子，别添了。妈听你的，妈要睡呀。”
这一夜，她一直搂着我。
秋里雨水很旺，庄稼难得的好长势，可谁也没有料到，谷子饱仁的节候，突然一场冰雹，把庄稼全都砸趴到泥里去了。收成没了指望，母亲做饭更难了。一天三顿，半锅水下一小瓢儿米面，再煮一把豆子。吃饭时，她总是拿勺捞着豆子倒在我们碗里，自己却撇上边的汤喝；我们都夹着豆子要让她吃，她显得很快活，却总是说：“我是嫌那有豆腥气，吃了反胃的。”
母亲那时是真有胃病的；可我们却傻，还以为她说的是实情哩。
日子是苦焦的，母亲出门，手就总是不闲，常常回来口袋里装些野菜，胳膊肘下夹一把两把柴火。我们也就学着她的样，一放学回来，沿路见柴火就捡，见野菜就挑，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能吃的菜很多：麦瓜龙呀，芨芨草呀，灰条、水蒿的。
这一天傍晚，我和弟弟挑了一篮子灰条，高高兴兴地回来，心想母亲一定要表扬我们了，会给我们做一顿菜团团吃了。可一进门，母亲却趴在炕上呜呜地哭。我们全都吓慌了，跪在她的身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突然一下子把我们全搂在怀里，问：“孩子，想爸爸吗？”
“想。”我们说，心里咚咚直跳。
“爸爸好吗？”
“好。”我们都哭开了。
“你们不能离开爸爸，我们都不能离开爸爸啊！”她突然大声地说，并拿出一封信来。我一看，是爸爸寄来的，我多么熟悉爸爸的字呀，多少天来，一直盼着爸爸能寄来信，可是这时，我却害怕了，怕打开那封信。
母亲说：“你五叔已经给我念过了，你再念一遍吧。”
我念起来：“龙儿妈：我是多么想你们啊！我写给你们几封信，全让扣压了，亏得一位好心的看守答应把这封信给你们寄去……接到信后，不要为我难过，我一切都好。
“算起来，夫妻三十年了，谁也没料到这晚年还有那么大的风波！我能顶住，我相信党，也相信我个人。活着，我还是共产党的人，就是死了，历史也会证明我是共产党的鬼。可是现在，我却坑害了你们。我知道你和孩子正受苦，这是使我常常感到悲痛的事，但你们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所以，我求你们忘掉我，龙儿妈，咱们还是离了婚好……”
我哇的一声哭了，弟弟妹妹也哭了起来，母亲却一个一个地拉起我们说：“孩子，不要哭，咱信得过你爸爸，他就是坐个十年八年牢，咱等着他！龙儿，你给你爸爸回封信吧，你就说：咱们能活下去，黄连再苦，咱们能咽下！”
母亲牙齿咬着，大睁着两眼，我们都吓得不敢哭了，看着她的脸，像读着一本宣言。母亲的那眼睛，那眉峰，那嘴角，从那以后，就永生永世地刻在我的心上了。
这天夜里，天很黑，半夜里乌云吞了月亮，半空中响着雷，电也在闪，像魔爪一样在撕抓着，是在试天牢不牢吗？母亲安顿我们睡下了，她又坐在灯下纺起线来。那纺车摇得生欢，手里的棉花无穷无尽地抽线……鸡叫二遍的时候，又一阵炸雷，她爬过来，就悄悄地坐在我们身边，借着电光，端详起我们每一张脸，替我们揩去脸上的泪痕。当她给我揩泪的时候，我终忍不住，眼泪从闭着的眼皮下簌簌流下来，她说：“你还没睡着？”
我爬起来，和母亲一块儿坐在那里。母亲突然流下泪来，说：“咳，孩子，你还不该这么懂事的呀！”
我说：“妈，你儿子已经长大了哩！”
母亲赶忙擦了擦眼泪说：“孩子，我有一件事想给你说，我作难了半夜，实在不忍心，可也只有这样了。今年年景不好，吃的、烧的艰难，我到底是妇道人家，拿不来多少；你爸不在，弟弟妹妹都小，现在只能靠得上你了，你把书拿回来抽空自学吧，好赖一天挣些工分，帮我一把力吧。”
我说：“我早该回来了，你别担心，我挣工分了，咱日子会好过哩。”
从此，我就退学务农了。生产队给我每天记四分工，算起来，每天不过挣了二角钱，但我总不白叫母亲养活了！母亲照样给人纺线，又养了猪，油、盐、酱、醋，总算还没断过顿的。
但是，这年冬天，母亲的纺车却坏了。先是一个轮齿裂了，母亲用铁丝缠了几道箍，后来就是杆子也炸了缝，一摇起来，就呱啦呱啦响，纺线没有先前那么顺手了：往日一天纺五两，现在只能纺三两。母亲很是发愁，我也愁，想买一辆新的，可去木匠铺打问过了，一辆新纺车得十五元。这十五元在哪儿呢？
这一天，我偷偷跑上楼，将父亲藏在楼角的几大包书提了下来，准备拿到废纸收购站去卖了。提着正要出门，母亲回来了，问我去干啥，我说卖书去，她脸变了，我赶忙说：“卖了，能凑着给你买一辆新纺车啊……”
母亲一个巴掌就打在我的脸上，骂道：“给我买纺车？我那么想买纺车的？！唵！”
“不买新的，纺不出线，咱们怎么活下去呀？”我再说。
“活？活？那么贱着活？为啥全都不死了？! ”她更加气得浑身发抖，嘴唇乌青，一只手死死抓着心口。我知道她胃疼又犯了，忙走近去劝她，她却抓起一根推磨棍，向我身上打来，我一低头，忙从门道里跑出来，她在后边骂道：
“你爸一辈子，还有什么家当？就这一堆书，他看得命样重，我跟了他三十年，跑这儿调那儿，我带过什么？就这一包袱一包袱背了书走！如今又为这书，你爸被人绳捆索绑，我把它藏这儿藏那儿，好不容易留下来，你却要卖？你爸回来了还用不用？你是要杀你爸嘛！”
听了母亲的话，我才知道自己错了。我不敢回去，跑到生产队大场上，钻在麦秸堆中呜呜地哭了一场。哭着哭着，便睡着了，一觉醒来，竟是第二天早上了，拍打着头上的麦草，就往回走。
才进巷口，弟弟在那里嘤嘤哭泣，一见我，就喜得不哭了，给我笑笑，却又哭开了，说：“昨天晚上，全家人到处找你，崖沟里看了，水塘里看了，全没个影子，母亲差不多快要急疯了，直着声哭了一夜，头在墙上都撞烂了。”
“哥哥，你快回去吧，你一定要回去！”
我撒腿就往回跑，跪在母亲面前，让她狠狠骂一顿、打一顿，但是，母亲却死死搂住我，让我原谅她，说她做妈的不好。
中午，隔壁刘五叔到家里来，给我们送了半口袋苞谷面。他是一位老实庄稼人，常常来家里走动，说他历史清白，世代贫农，到“黑帮”家里来，不怕被开除了农民籍。他问了父亲的近况，叹息了一番，就和母亲唠叨起家常，说到今年的收成，说到柴火茶饭，末了，就说起买纺车的事，他便出了主意：让我进山砍柴去卖吧。柴价上涨，一次砍五六十斤吧，也可以卖到两元钱哩。母亲先是不同意，我在旁紧紧撺掇，她沉吟了一会儿，说：
“他五叔，这行吗？孩子太嫩啊，有个三长两短，我对得起他爸吗？”
五叔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总要活呀！你放心吧，孩子交给我，我护着他，包没甚事的。”
母亲总算同意了，就帮我收拾了背笼、砍刀，天一黑，早早催我去睡了。半夜里，她摇我醒来，炕头上已放了碗热腾腾的糊涂饭，说是吃早饭。我怨她做饭做得稠，她说这是去出力呀，可不比平日。我给她盛了一碗，她硬不吃，逼紧了，扒拉两口，却把弟弟妹妹全摇醒，分给他们吃了。末了，我和五叔出门，她给我装了一手巾烤洋芋，一直送着出了村，千叮咛万嘱咐了一番，方才抹着泪回去了。
在山上砍柴，实在不是件轻松事，我们弯弯曲曲地在河沟钻了半夜，天放亮的时候，才赶到砍柴地方。我们将干粮压在石板底下，五叔说，这样才不会让老鸹叼走的，就爬上崖去砍那些枯蒿野棘。崖很陡，我总是爬不上去，五叔拉我上去了，我却害怕得挪不开脚来。一棵野棘没有砍倒，手上就打了血泡，衣服也划破了，五叔就让我别砍了，他身子贴在崖壁上，砍得很是凶，满山满谷都是回音。我帮他整理柴堆，整到一块儿了，他捆成捆儿，就从山上推下沟去了。中午的时候，我们便溜下沟，拾掇了背笼，吃了干粮，欢天喜地地往回赶了。
回来的路显得比去时更长，走不到几程，小腿就哗哗直抖，稍不留神，就会跪倒下去了。路是顺河绕的，时不时还要过河面上的列石：走一步，心就在喉咙处跳一下；我一步一颠地，好容易过了最后一块列石，使劲往岸下一蹲，没想一步没踩稳，便扑通倒下了。五叔忙过来拉我，好容易从柴堆下爬起来，腿却碰破了，血水往外流。五叔就在山上薅一把蓖蓖芽草，在嘴里嚼烂了，敷在上面。血是不流了，但疼得厉害，五叔就让我只身走，他将两个背笼来回转背着。我看着心里不安，硬嚷着要背，他便让我背了在后边慢慢走，他将他的背笼背一程了，回来再接我。这样一直到了太阳西下，我们总算钻出了山沟，离家只有八里路了吧。我心里很高兴，时不时抬头看看前边：过了这个村，到了哪个庄呢？离家还有多远呢？这一次刚一抬头，就看见前边走来一个人，背着一个空背笼，头发被风刮披在后肩，样子很是单薄。啊，这不是母亲吗？我大声叫道：“妈！妈——”
果然是母亲！她是来接我的。一看见我背了这么多的柴，喜欢得什么样的，再一见我腿上的伤，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说：“妈，这一定有六十斤哩，可以卖两元钱哩，再去砍上五六次，就可以买个新纺车了哩！妈，你也应该高兴呀！”
母亲就对我努力地笑笑，分了一半柴背了，娘儿俩一路有说不完的话。
这背笼柴，第三天的集市上便卖了，果然卖了两元钱。一家人捏着那票子，一张一张蘸着唾沫数了，又用红布包了，压在箱子底里。打这以后，打柴给了我希望和力量，差不多隔三天就进一次山。头几次倒要五叔照顾，后来自己也练出来了。柴打回来，是我最有兴致的时候，总是不歇，借杆秤称了，一根一根在门前垒齐了，就给母亲和弟妹讲山上的故事。我讲多久，他们就听多久。
就在那月底，我们全家人都到木匠铺去，买回来了一辆新的纺车。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了，她显得很年轻，脸上始终在笑着，把那辆纺车一会儿放在中堂上，一会儿又搬到炕角上，末了，又移到院中的榆树下去纺。她让我给爸爸写信，告诉他这是我的功劳，说孩子长大了，真的长大了，让他什么也别操心，好好珍重身子，将来回来了，儿子还可以买个眼镜给他，晚上备课就不眼花了。最后，硬要弟弟、妹妹都来填名，还让我握着她的手在信上画了字。
这一次，她在新纺车上纺了六两线，那“嗡儿、嗡儿”的声音，响了一天半夜，好像那是一架歌子，摇摇任何地方都能发出音乐来的。
母亲的线越纺越多，家里开始有了些积攒，母亲就心大起来，她跟邻居借了一架织布机，织起布来卖了。终日里，小院子里一道一道的绳子上，挂满了各色二浆线；太阳泛红的时候，就喜欢经线、线筒一摆儿插在那里，她牵着几十个线头，魔术似的来回拉着跑，那小脚颠颠的，像小姑娘一样快活了。晚上，机子就在门道里安好了，她坐上去，脚一踏，手一扳，哐里哐当，满机动弹——家里就又增加起一种音乐了。
母亲织的布，密、光，白的像一张纸，花的像画一样艳，街坊四邻看见了，没有一个不夸的。布落了机，就拿到集市去卖，每集都能买回来米呀，面呀，盐呀，醋呀，竟还给我们兄妹买了东西：妹妹是一人一面小圆镜，我和弟弟是一支钢笔。说以后还要再买些书，让我们好好自学些文化。
我照例还去砍柴。没想有一次砍了漆树，竟中了毒，满脸满身长出红疹子，又肿起来，眼睛都几乎看不见了。不几天，弟弟妹妹和母亲也中毒了，脸都肿得发亮。听人说，用韭菜水洗能洗好，母亲就到处找韭菜，熬了水一天三次给我们洗。可她，还是照样纺线，照样织布，当织完一匹布下来，她眼睛快肿成一个烂桃儿样了。我拿了这布去卖，没想，那集上来了民兵小分队，说是要刹资本主义妖风，就开始包围了集市检查。集市炸了，人们没命地惊跑，我抱了布慌慌张张跑进一个巷去，那巷却是条死巷，就叫小分队将布收走了。我哭着回来，又不敢回家，只坐在村口哭。母亲知道了，把我拉了回去，弟弟妹妹在家里也哭作一团，眼看太阳压山了，中午饭也没心思去做。母亲让弟弟做，弟弟说他不饿；让我去做，我说肚子发鼓胀。母亲叹了一口气，自己去舀水起火，但很快又从厨房出来，端了一盆韭菜水放在我们面前，说：“不许哭！都洗洗脸！”
我们都止了哭，洗了脸。
母亲就拉了我们向镇子上走去，一直走到镇中一家饭馆里，让我们坐了，买了五碗黏饭、一盘大肉、一盘豆腐、一盘粉条，说：“吃吧，孩子，这饭可香哩！”
我们都不吃，她就先吃起来，大口大口的，吃得很香；我们也就都吃起来，但觉得并不香。母亲问：“香吗？”弟弟摇摇头，我赶忙递过一个眼色，于是我们都齐声说：“好香。”
吃罢饭，母亲说她到民兵分队部去一趟，让我把弟弟妹妹领回去，再好好洗洗韭菜水。这一夜，她便没有回来，我们都提心吊胆的。第二天一早，她回来了，满脸的高兴，说她把布要回来了，可走到半路，就又出售了，接着就手揣在怀里，说：“你猜，我给你买了什么？”
“烧饼！”我说。
“再猜。”她笑着说。
“帽子！”我想这一下一定猜对了。
母亲还是摇摇头，突然一亮手，原来是一本语文课本。她喜欢地说：“孩子，日子能过得去了，就要把学习捡起来，要不爸爸回来了，看见一个校长的儿子是文盲，他会怎么个伤心呢？”
我说：“学那有什么用场！”
她生气了：“再不准你说这没出息的话！文化还有瞎的地方？”
我问起布是怎么还给的，她只笑笑，说句“我要的”，就罢了。后来我才打听到，原来母亲去要布时，人家百般训斥，拿难听的话骂她，她只是不走，人家就下令：要取回布，必须把分队部门前的一条排水沟挖通。她咬了咬牙，整整在那里挖了一夜……可她，我的好母亲，至今没有给我们说过这一段辛酸事。
有了笔，又有了书，一抽空，我就狠命地学习起来。每天晚上了，我要是看书，母亲就纺着线陪我；她要是纺线，我就看着书陪她。这样，分两处点油灯，煤油用得很费，母亲就把纺车搬到我的房间来纺，可那纺车“嗡儿、嗡儿”地响，她怕影响我，就又把纺车搬到院里的月光下去纺了。每当我看书看得身疲意懒，就走出门来，站在台阶上看母亲纺线，那“嗡儿、嗡儿”的响声，立刻让我浑身一震，脑子也就清醒多了，反身又去看书。
几乎就从那时起，我便坚持自学，读完了初中课程，又读完了高中课程，还将楼上父亲的那几大包书也读了一半。“四人帮”一粉碎，父亲“解放”回来了，那时他的问题才着手平反，我就报考了大学，竟被录取了。从此，我就带着母亲为我做的那套土布印花被子，来到了大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几年间，再没有见到我的母亲。
后来，父亲给我来了信，信上说：“我的问题彻底落实了，组织上给平了反，恢复了职务，又补发了二千元工资。但你母亲要求我将一千元交了党费，另一千元买了一担粮食，给救济过咱家的街坊四邻每家十元，剩下的五百元，借给生产队买了一台粉碎机。她的身体似乎比以前还好，只是眼睛渐渐不济了，但每天每晚还要纺线、织布……”
读着父亲的信，我脑子里就又响起那“嗡儿、嗡儿”的声音了。啊，母亲，你还是坐在那院中的月光底下，摇着那辆纺车吗？那榆树梢上的月亮该是满圆了吧？那无穷无尽的棉线，又抽出了你多少幸福的心绪啊，那辆纺车又陪伴着你会唱出什么新的生活之歌呢？母亲！
贺母寿
父亲过世后，我把母亲从乡下接到西安，和我一块儿住在西北大学的房子里。我平时忙，没时间陪她，她很快结识了另外一些老太太。
大学里有了一批老太太，都是从乡下来的，情况大致和我母亲一样，老伴死了，就同当教师的儿女生活。她们没有文化，不能在家安静地读书听音乐，常聚坐在校门内的喷水池台上聊天。
我让她们不要老坐在那里，因为这是大学校门口，不是村头的老槐树下也不是公园。她们听取了我的建议，以后是一日三次结对在校园内转悠。她们的长相、说话和衣着相差无几，而且横排着走，我笑着说：又视察啊？！
除了出去转悠和聊天，母亲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家做饭，母亲做的饭菜我爱吃。但母亲永远是怕我饿着，每顿总是让我多吃。她知道我差不多的时候吃过一碗就放下了，便特意从街上买了三个大碗，每次盛饭都盛到特别满。
有一年的夏天，我生了病，母亲熬煎了几日。有一天从学校的花园里偷偷折了一根桃树条，回来压在我的枕下，说能辟邪。我看着母亲，突然发觉她的头发开始灰白了，我要把白发拔下来，母亲说：六十五岁的人了能没白头发！我这才知道母亲六十五岁了。
父亲在世时，母亲从不让给她过寿的，我就不大清楚她到底多大岁数，知道生日是阴历七月，却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母亲说：“是二十八。”就又说：“初八十八不算八，二十八是个福疙瘩！”
母亲说的是乡谣，说得一脸的得意。我就决定，从这一年起一定要给母亲过寿的。
七十岁以前的生日，我是通知弟弟妹妹都从县上赶来，头一天晚上吃顿长寿面，第二天再上饭馆聚餐，各人给母亲磕头，买些衣服和首饰。到了七十大寿，原本还是一家人或一些亲戚来聚一聚，不料被一些朋友知道，需要给老太太热闹热闹，于是就在一个大餐厅摆了六七桌，祝寿场面布置得很有气氛。
母亲那一天很快乐，但嫌太花哨，又嫌害臊我的那帮朋友，说以后不要过寿了，到了八十岁了再说。
过了七十岁大寿，朋友们都知道老太太的生日时间了，一到阴历七月，就嚷着今年在哪儿过寿？
母亲说：“要过也行，但不能人多。”
我一直控制着人数，就那么四桌五桌。人数不多，却讲究祝寿的地方，前几日就满城跑着看什么饭店名字好，先是在“高老庄舍”，再是在“文豪食府”，又在“福临酒家”。到了前年，得知城南有个“常宁宫”，去举办了一次，去年又到城东一家“万年饭店”举办一次。
到了今年，母亲生了一场大病，手术后一个多月又是七月了，寻来寻去，寻不着一个吉祥名的饭店，急得让朋友们分头打听。后来好了，有一个“悦洋饭店”里的大餐厅叫“万寿”，母亲七十岁的生日就在那儿过的。
给母亲过寿，亲戚朋友们都会送礼品的，我是每次要写个大红“寿”字，或是用大条幅写上一段祝母亲健康快乐的话。今年母亲坚强地渡过了难关，我该给她写什么呢？当一帮朋友来我家商量过寿的事，商量完了在客厅玩牌，我突然有了灵感，钻进了书房就画起了一张画。
这幅给母亲的画画得极其快，画好了连我也吃惊，认为是数年里最好的一幅。我想，这一定是天意，是母亲的功德，是神灵附了我体的。
二〇〇三年八月
我不是个好儿子
在我四十岁以后，在我几十年里雄心勃勃所从事的事业、爱情遭受了挫折和失意，我才觉悟了做儿子的不是。母亲的伟大不仅在于生下血肉的儿子，还在于她并不指望儿子的回报，不管儿子离她多远又回来多近，她永远使儿子有亲情、有力量、有根有本。人生的车途上，母亲是加油站。
母亲一生都在乡下，没有文化，不善说会道，飞机只望见过天上的影子。她并不清楚我在远远的城里干什么，唯一晓得的是我能写字，她说我写字的时候眼睛在不停地眨，就操心我的苦，“世上的字能写完？! ”一次一次地阻止我。前些年，母亲每次到城里小住，总是为我和孩子缝制过冬的衣物，棉花垫得极厚，总害怕我着冷，结果使我和孩子都穿得像狗熊一样笨拙。她过不惯城里的生活，嫌吃油太多，来人太多，客厅的灯不灭，东西一旧就扔，说：“日子没乡下整端。”最不能忍受我们打骂孩子，孩子不哭，她却哭，和我闹一场后就生气回乡下去了。
母亲每一次都高高兴兴来，每一次都生了气回去。回去了，我并未思念过她，甚至一年一年的夜里不曾梦着过她。母亲对我的好是我不觉得了母亲对我的好，当我得意的时候我忘记了母亲的存在，当我有委屈了就想给母亲诉说，当着她的面哭一回鼻子。
母亲姓周，这是从舅舅那里知道的，但母亲叫什么名字，十二岁那年，一次与同村的孩子骂仗——乡下骂仗以高声大叫对方父母名字为最解气的——她父亲叫鱼，我骂她鱼，鱼，河里的鱼！她骂我：蛾，蛾，小小的蛾！我清楚了母亲是叫周小蛾的。大人物之所以为大人物，是名字被千万人呼喊。母亲的名字我至今没有叫过，似乎也很少听老家村子里的人叫过，但母亲不是大人物却并不失却她的伟大，她的老实、本分、善良、勤劳在家乡有口皆碑。现在有人讥讽我有农民的品性，我并不羞耻，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母亲教育我的忍字，使我忍了该忍的事情，避免了许多祸灾发生，而我的错误在于忍了不该忍的事情，企图委曲求全却未能求全。
七年前，父亲做了胃癌手术，我全部的心思都在父亲身上。父亲去世后，我仍是常常梦到父亲，父亲依然还是有病痛的样子，醒来就伤心落泪，要买了阴纸来烧。在纸灰飞扬的时候，突然间我会想起乡下的母亲，又是数日不安，也就必会寄一笔钱到乡下去。寄走了钱，心安理得地又投入到我的工作中了，心中再也没有母亲的影子。老家的村子里，人人都在夸我给母亲寄钱，可我心里明白，给母亲寄钱并不是我心中多么有母亲，完全是为了我的心理平衡。而母亲收到寄去的钱总舍不得花，听妹妹说，她的钱没处放，一卷一卷塞在床下的破棉鞋里，几乎让老鼠做了窝去。我埋怨过母亲，母亲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啥？零着攒下了将来整着给你。你们都精精神神了，我喝凉水都高兴的，我现在又不至于喝着凉水！”去年回去，她真的要把积攒的钱给我，我气恼了，要她逢集赶会了去买个零嘴吃，她果然一次买回了许多红糖，装在一个瓷罐里，但凡谁家的孩子去她那儿了，就三个指头一捏，往孩子嘴里一塞，再一抹。孩子们为糖而来，得糖而去，母亲笑着骂着“喂不熟的狗！”，末了就呆呆地发半天愣。
母亲在晚年是寂寞的，我们兄妹就商议了，主张她给大妹看管孩子，有孩子占心，累是累些，日月总是好打发的吧。小外甥就成了她的尾巴，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一次婆孙到城里来，见我书屋里挂有父亲的遗像，她眼睛就潮了，说：“人一死就有了日子了，不觉是四个年头了！”我忙劝她，越劝她越流下泪来。外甥偏过来对着照片要爷爷，我以为母亲更要伤心的，母亲却说：“爷爷埋在土里了。”孩子说：“土里埋下什么都长哩，爷爷埋在土里怎么不再长个爷爷？”母亲竟没有恼，倒破涕而笑了。母亲疼孩子爱孩子，当着众人面要骂孩子没出息，这般大了夜夜还要噙着她的奶头睡觉，孩子就羞了脸，过来捂她的嘴不让说。两人绞在一起倒在地上，母亲笑得直喘气。我和妹妹批评过母亲太娇惯孩子，她就说：“我不懂教育嘛，你们怎么现在都英英武武的？! ”我们拗不过她，就盼外甥永远长这么大。可外甥如庄稼苗一样，见风生长，不觉今年要上学了，母亲显得很失落，她依然住在妹妹家，急得心火把嘴角都烧烂了。我想，如果母亲能信佛，每日去寺院烧香，回家念经就好了，但母亲没有那个信仰。后来总算让邻居的老太太们拉着天天去练气功，我们做儿女的心才稍有了些踏实。
小时候，我对母亲的印象是她只管家里人的吃和穿，白日除了去生产队出工，夜里总是洗萝卜呀，切红薯片呀，或者纺线、纳鞋底，在门闩上拉了麻丝合绳子。母亲不会做大菜，一年一次的蒸碗大菜，都是父亲亲自操作的，但母亲的面条擀得最好，满村出名。家里一来客，父亲说：吃面吧。厨房一阵案响，一阵风箱声，母亲很快就用箕盘端上几碗热腾腾的面条来。客人吃的时候，我们做孩子的就被打发着去村巷里玩，玩不了多久，我们就偷偷溜回来，看看客人是否吃过了，盼着有剩下的。果然在锅底里就留有那么一碗半碗。在那困难的年月里，纯白面条只是待客，没有客人的时候，中午可以吃一顿苞谷糁面，母亲差不多是先给父亲捞一碗，然后下些浆水和菜，连菜带面再给我们兄妹各捞一碗，最后她的碗里就只有苞谷糁和菜了。那时少粮缺柴的，生活苦巴，我们做孩子的并不愁容满面，平日倒快活得要死，最烦恼的是帮母亲推磨子了。常常天一黑母亲就收拾磨子，在麦子里掺上白苞谷或豆子磨一种杂面，偌大的石磨她一个人推不动，就要我和弟弟合推一个磨棍，月明星稀之下，走一圈又一圈，昏头晕脑的发迷怔。磨过一遍了，母亲在那里筛罗，我和弟弟就趴在磨盘上瞌睡。母亲喊我们醒来再推，我和弟弟总是说磨好了，母亲说再磨几遍，需要把麦麸磨得如蚊子翅膀一样薄才肯结束。我和弟弟就同母亲吵，扔了磨棍怄气。母亲叹叹气，末了去敲邻家的屋子，哀求人家：二嫂子，二嫂子，你起来帮我推推磨子！人家半天不吱声，她还在求，说：“咱换换工，你家推磨子了，我再帮你……孩子明日要上学，不敢耽搁娃的课的。”瞧着母亲低声下气的样子，我和弟弟就不忍心了，揉揉鼻子又把磨棍拿起来。母亲操持家里的吃穿琐碎事无巨细，而家里的大事，母亲是不管的，一切由当教师的星期天才能回家的父亲做主。在我上大学的那些年，每次寒暑假结束要进城，头一天夜里总是开家庭会，家庭会差不多是父亲主讲，要用功学习呀，真诚待人呀，孔子是怎么讲，古今历史上什么人是如何奋斗的，直要讲两三个小时。母亲就坐在一边，为父亲不住吸着的水烟袋卷纸煤儿，纸煤儿卷了好多，便袖了手打盹。父亲最后说：“你妈还有啥说的？”母亲一怔方清醒过来，父亲就生气了：“瞧你，你竟能睡着？! ”训几句。母亲只是笑着，说：“你是老师能说，我说啥呀？”大家都笑笑，说天不早了，睡吧，就分头去睡。这当儿母亲却精神了，去关院门，关猪圈，检查柜盖上的各种米面瓦罐是否盖严了，防备老鼠进去，然后就收拾我的行李，然后一个人去灶房为我包天明起来吃的素饺子。
父亲去世后，我原本立即接她来城里住，她不来，说父亲三年没过，没过三年的亡人会有阳灵常常回来的，她得在家顿顿往灵牌前贡献饭菜。平日太阳暖和的时候，她也去和村里一些老太太摸花花牌，她们玩的是两分钱一个注儿，每次出门就带两角钱三角钱，塞在袜筒里。她养过几只鸡，清早一开鸡棚，一一要在鸡屁股里揣揣有没有蛋要下，若揣着有蛋，半晌午摸牌就半途赶回来收拾产下的蛋。可她不大吃鸡蛋，只要有人来家坐了，却总热惦着要烧煎水，煎水里就卧荷包蛋。每年院里的梅李熟了，总摘一些留给我，托人往城里带，没人进城，她一直给我留着，“平爱吃酸果子”，她这话要唠叨好长时间，梅李就留到彻底腐烂了才肯倒去。她在妹妹家学练了气功，我去看她，未说几句话就叫我到小房去，一定要让我喝一个瓶子里的凉水，不喝不行，问这是怎么啦，她才说是气功师给她的信息水，治百病的，“你要喝的，你一喝肝病或许就好了！”我喝了半杯，她就又取苹果、橘子让我吃，说是信息果。
我成不成什么专家名人，母亲一向是不大理会的，她既不晓得我工作的荣耀，我工作上的烦恼和苦闷也就不给她说。一部《废都》，国之内外怎样风雨不止，我受怎样的赞誉和攻击，母亲未说过一句话。当知道我已孤单一人，又病得入了院，她悲伤得落泪，要到城里来看我，弟妹不让她来，不领她，她气得在家里骂这个骂那个。后来冒着风雪来了，她的眼睛已患了严重的疾病，却哭着说：“我娃这是什么命啊？! ”
我告诉母亲，我的命并不苦的，什么委屈和劫难我都可以受得，少年时期我上山砍柴，挑百十斤的柴担在山砭道上行走，因为路窄，不到固定的歇息处是不能放下柴担的，肩膀再疼腿再酸也不能放下柴担的，从那时起我就练出了一股韧劲。而现在最苦的是我不能亲自伺候母亲！父亲去世了，作为长子，我是应该为这个家操心的，使母亲在晚年活得幸福，但现在不仅不能照料母亲，反倒让母亲牵肠挂肚，我这做的是什么儿子呢？把母亲送出医院，看着她上车要回去了，我还是掏出身上仅有的钱给她，我说，钱是不能代替孝顺的，但我如今只能这样啊！母亲懂得了我的心，她把钱收了，紧紧地握在手里，再一次整整我的衣领，摸摸我的脸，说我的胡子长了，用热毛巾捂捂，好好刮刮，才上了车。眼看着车越走越远，最后看不见了。我回到病房，躺在床上开始打吊针，我的眼泪默默地流下来。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草于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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