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金融三十人论坛第十三届研讨会

高水平制度性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

5月27日，中国国际金融三十人论坛在上海举行了主题为“高水平制度性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 的第十三届研讨会。

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顾问、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屠光绍致辞并进行主旨演讲。他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3.0版。1992-2009年是1.0版，这期间上海建设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被提出并有长足进展；2009-2020年是2.0版，国务院19号文件对上海建设国际中心的战略任务和实施政策以及到2020年的建设目标做出了具体的部署，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体量和能级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20年之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还要继续推进，需要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进行，对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到了3.0版。

根据党的二十大，我们要更大力度、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从过去机构开放、市场开放，发展到制度性开放，同时要以制度性开放为引领，实现更高水平开放。金融制度性开放方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3.0版的建设要重点关注三个新重点，即三新——“新要素、新领域、新功能”：

稳步推动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大已经将数据作为五大生产要素之一，数据在金融领域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数据的跨境流动和开放。从金融数据开放来说，很多金融领域的业务和管理都需要有数据流动。国内外跨境金融机构母子公司管理、业务、投资、风险管理领域也都需要数据流动，随着金融开放，跨境监管合作也需要金融数据支持。金融数据跨境也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与其他要素相比，数据要素涉及数据安全、隐私、治理、数据储存等多方面问题，因此需要关注金融数据的监管与风险防范。当前数据跨境流动遵循“三法一办法”，已经搭起了基本框架，但针对金融数据的判定原则还要细化，例如如何判定“必要”业务、怎么分级、金融管理部门如何与数据跨境管理总体进行衔接等。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数据跨境流动部分也需要先行一步，发挥金融机构集聚效应，将跨境流动试点范围由临港扩大到浦东，在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型开放方面先行先试。

不断促进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可持续金融即新领域，绿色金融包括转型金融、影响力投资、ESG投资以及社会责任投资、普惠金融都应纳入，这也是全球大趋势。可持续金融制度仍然没有形成全球系统性的框架，这既是当前全球金融发展和金融治理体系的新课题，也是各主要经济体金融合作竞争的新高地。中国应当更多地参与相关国际准则和标准的制定，争取更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因为中国在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金融领域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也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呼应大的国际趋势和共识的同时，突出中国的优势和特色。例如，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国和欧盟共同推出了绿色金融的分类标准，其中不少采用了中国方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当更多参与国际可持续金融制度包括规则标准的建设。

加快形成国际金融资产交易的制度型开放。新功能即配置国际资产的功能，上海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开放都在不断扩大，但是配置国际资产能力还尚待提升。习总书记几年前提出在上海建立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的任务，这是对完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的新要求。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程加快，境外资金进入上海金融市场的规模也不断增加，但境外金融资产在上海金融市场流通交易和配置还太缺乏，比如上海证券交易所规模很大了，但还没有一家境外上市公司。加大上海金融市场交易各类国际金融资产的推进力度，就需要以制度建设和制度型开放为引领，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化水平。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可以是以已有的各类金融市场为支撑，吸引境外金融资产来交易，比如在股票市场上，通过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际版，服务境外企业来中国上市的需要。这样，在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功能完善的同时，也提升人民币为国际金融资产定价的影响力。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会长、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李若谷发表主旨演讲。

论坛专题一主题为“金融制度性开放的下一步”，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国际金融40人论坛执行理事乔依德主持。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卜永祥认为在当前、在上海研究金融制度性开放是十分重要的，今年也是上海自由贸易区挂牌十周年。在WTO、RCEP和CPTPP三个机制下，金融制度性开放是渐进的：WTO框架下，中国金融开放的承诺是超额兑现的；RCEP现在是进行时，但是在知识产权、金融科技和数字贸易领域的制度性开放程度仍与CPTPP有较大的差距，因此仍需继续推进加入CPTPP，倒逼型促进金融制度性开放；CPTPP可以形象地被称为99%的三零协定，99%零关税、99%零补贴、99%零壁垒，在国民待遇方面，其对所有签署国一视同仁，我国国有企业在竞争中享有的非经济的、来自体制的优势，在CPTPP下难以维持。在目前中国金融业开放条件下，我国虽然已经取消了外资持有券商、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股权比例的准入限制，但是仍然存在外资金融机构经营范围的限制，并且我国对资本账户实施管制，资金的跨境支付和流动也存在限制，这些都与CPTPP的要求不符。外资银行在我国的业务范围还比较局限于基础业务，而且外资保险、证券公司设立分支机构，从申请到批复时间都比较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存在“玻璃门”的约束。在CPTPP框架下，我国要逐步取消这些限制，实现高标准对外开放。建议我国应提升金融机构的治理能力，还需要持续提升金融监管能力，具体需要按照巴塞尔协议III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严格资本扣除限制；扩大风险资产覆盖范围；引入杠杆率的监管；加强流动性管理。在管理方面的开放重在营造具有一流竞争力的营商环境，要按照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原则来提升营商环境，包括法制先行、平等竞争环境、负面清单管理。在标准开放方面，要落实国际通行的行业标准，也要加大参与电子支付、数字货币、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的标准制定。中欧之间形成的绿色金融CGT标准的共同达成，已经对中国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产生积极作用。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学术顾问刘元春认为二十大提出更高水平的开放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是依托超大市场配置全球资源，二是推进制度性开放，因此金融制度性开放非常重要。当前，以对外开放促进对内改革仍十分重要，对标国际标准对于现代化仍然重要。新标准的构筑乃至引领对提升我竞争力更值得强调，特别是我国有影响力的领域。但也要意识到，大规模的实践和行业领先并不代表一定能够形成有影响力的标准，这需要有基础理论和学理性的研究，政产学研的联动，为标准从行业倡导上升至国家层面、区域层面的谈判筹码和行业标准提供支持，建立话语体系。从金融制度性开放来说，不止应关注资本账户下传统领域开放，更需要注重新领域的制度建设。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华作题为“高水平开放引领贸易强国建设”的演讲。他认为中国融入国际大循环的规模大，但质量还不够高，还不是贸易强国，存在四个短板：出口增加值还不高；出口很多但进口不足，容易面临贸易摩擦影响；贸易仍然比较依赖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市场多元化程度不够，面临不确定性风险增加；高附加值服务贸易的占比相对较小，国际竞争力还不足，货物贸易存在很大的顺差，而服务贸易存在较大的逆差。金融高质量开放要有助于补足上面短板，开拓贸易发展新局面。通过开放创新和市场推广，推动我国从贸易量大国迈向价值链强国；畅通双循环，扩大进口，争取早日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扩大包括金融服务业、贸易融资等领域的服务开放；扩大数字贸易开放，加快贸易数字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坚定不移扩大国内市场治理与国际市场对标，打造强大国内市场。

论坛专题二主题为“跨境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副秘书长杨盼盼主持。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金融市场部中国区总经理杨骥从货币国际化的三个支柱——贸易支付、投资、储备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近些年的发展。贸易支付领域，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始于2009年，贸易支付功能首先开始发展，最先开始使用人民币跨国支付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其逻辑是减少总部人民币与美元兑换的外汇风险。根据2022年SWIFT的数据统计，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为2.14%，美元占比为41.81%。投资领域，在我国资本项目不开放的情况下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在跨境投资方面做了很多创新，我国从 2002 年开始，除了设立QDII和QFII外，还逐步推出了股票通、债券通、基金通、债券的北向通、南向通和互换通。从结果来看，在2021年，中国债券市场中海外投资者占比约为3%，而美国债券市场中海外投资者占比为26%；我国股票市场中海外投资者占比为4%，美国占比为15%。储备领域，2021年，人民币在全球各个央行中的储备占比为2.7%，美元为59%。总之，人民币重要性提升，但在绝对量上仍有很大差距。人民币要取代美元，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资本账户是重要掣肘；中国是否愿意“双赤字”以输出国际货币；储备货币需要有稳定可预测的政策和公平的法律地位；需要有深度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为此，中国需要从间接融资模式转变直接融资模式，形成人民币的资产池；扩大各类“通”的开放领域和产品种类，例如，开放“互换通”北向，使国际投资者能够参与国内利率互换市场来为国内债券投资进行套期保值；海外投资者参与国内市场后，还有助于国内市场深度和产品多样化，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铺平道路。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张光平指出今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捷报频传，包括俄罗斯、伊朗、沙特、东盟国家、巴西等国家都与我国在人民币交易和结算上取得合作。但是由于这些国家规模较小，客观而言，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程度有限，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主要还是在国际金融中心。由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衡量数据并没有显著变化，从SWIFT人民币跨境结算占比和人民币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来看，都是如此。货币国际化最大的动力是科技。2020至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量大规模上升的同时，人民币货物贸易结算占比却不增反降，其背后反映了跨国企业的结算选择——更进一步的，我国货物贸易出口产品中的科技含量仍然不高。使用一国的科技自主度——出口产品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占知识产权进出口比重与知识产权顺逆差之间的关系可以证明上述观点。科技自主度提高至接近或者超过相对自主的50%水平，本币作为结算货币的地位才能提高，从而使得经常项目受本国货币影响的程度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才会相应提高。2015年，我们科技自主度只有4.87%，2021年，我国科技自主度首次超过20%，达到了20.1%，2022年达到23%，2021年和2022年，我国知识产权逆差排名仅次于爱尔兰，全球排名第二，说明这几年我国的科技自主度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20%还不到相对自主的50%的一半，我国的科技自主度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总之，一国货币国际化的主要动力之源，是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对出口贸易的贡献，对经常项目的贡献以及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力。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刘晓春认为应当冷静看待“去美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观点和现象。需要冷静看待“去美元化”的基础，第一，美元能够作为国际货币，除了“霸权”因素、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90年代末，欧元推出的时候，也有很多学者预期未来欧元与美元将并驾齐驱，但欧元的地位未及预期。一个货币是否可以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不能简单地用经济体量和贸易量来分析，“去美元化”和我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也不必然意味着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有两个更重要因素导致美元主导：生产和价值链的全球化。全球化是产品从设计、生产、组装、销售的全球化，这意味着全流程用同一货币来进行交换、计价、核算才更方便，美元地位由此加强，这其中，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加强了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有开放而丰富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使得美元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除了进行消费和投资之外，还可以进行金融交易。第二，还需要冷静看待“去美元化”的契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的一系列金融制裁和长臂管辖确实对美元有影响，损害了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货币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信心，欧美国家的金融机构也想摆脱美国的制裁阴影，但是这个契机有多长，会持续多久，美国是否会调整并有能力及时修复信心，仍有待观察。此外，全球化向区域化转变，产业链收缩背景之下，美元的使用需求也会有所下降。要在尊重其他国家主权货币的基础上，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让市场在区域内选择人民币的使用，相信市场的力量。还要进一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市场，丰富金融产品，而不是仅在贸易领域推动人民币结算。此外，还要提升我国的外汇管理水平，要站在人民币汇率常态化波动的背景下来进行外汇管理，重要的是对于资本流动的态度，要调整过于对于汇率升贬值和资本流入流出的传统观点，在建立了资本流入和流出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再谈资本账户开放问题。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上海市金融工作局金融发展协调处处长冯旭光围绕“加快发展自贸区离岸债券（自贸债），推动建设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发表演讲。自贸债是在境外区内发行的、具有离岸属性的债券，起点为2016年12月。2021年以来，自贸债加速发展，目前共发行了1165亿元，其中今年以来，已经发行了664亿元。作为全新业务，双向开放，依靠制度和规则的创新。好处有三方面：有利于深化规则规制的高水平开放，丰富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产品，增强债券跨境发行的金融安全。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例如是否被认定为外债等，由于管理方案不太明确，国际投资者还是比较少；交易的二级市场仍然比较清淡。关注风险控制与防范，今年发行体量大的主要原因是利率倒挂，应加强监管。自贸债过于集中于某种类型，占比过高，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

丝路产业与金融国际联盟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学术委员曹文炼认为，从过去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金融开放的进程是滞后于实体经济开放的，但是节奏把握得较好。分阶段来看，80年代是我们改革开放的1.0版，主要搞特区建设，沿海城市的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当时还没有金融开放，没有引进外资金融机构；90年代进入2.0版的开放，以93年朱镕基主持领导的财税、金融、外贸、外汇的改革为主要标志，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奠定了基本经济制度框架；我国从2000年以后，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加入WTO为标志，是3.0版的开放，这10年没有太多重大的制度改革，主要是与国际具体规则接轨，引进外资较多并开始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本来是有可能在九十年代完成的，亚洲金融危机提醒我们谨慎延后了，现在的国际变局下可能难说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了。总之我们对待金融开放是循序渐进比较谨慎的。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东部和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主要是稳定和提质，需要稳外资和推进制度性开放。中西部地区则需要加快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要学习美国当年开发中西部那样，发挥投资银行的大举融资作用，在成渝地区设立全国第四家证券交易所，可以考虑以国际版和走出去企业为主，特别是优先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好的企业来上市。在新疆沿边地区扩大经济开放和产业积聚，学习八十年代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区模式，面向南亚和中东就有20亿人口的消费品需求。谋划实施疆外调水大工程和调整疆内产业用水结构，吸引民间投资流向西部地区，加快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和人口回流，促进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别这个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矛盾。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学术委员张宇燕分享了他对对外开放的几个想法：

第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是必由之路。根据张宇燕研究员对上海商飞大飞机项目的调研，在飞机这种知识密集型与科技密集型的产业中，分工和专业化已经到了极度细腻的程度：一架飞机需要的3、4百万个零部件，分工遍布全球，以发动机为例，其中的一个减震垫圈如果出了问题，整个发动机就没有办法工作。可见依存度如此之高，中国已经离不开世界。这反映了中国在对外开放中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是一条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高水平、更大规模、更全方位的开放，特别是制度型开放，是一条必由之路。

第二，中国在能源领域有潜在能力实现完全自给。张宇燕研究员在一场关于能源结构、能源转型的会议了解到，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发展速度非常快，将对我国对外开放和金融行业产生潜在重大影响。据会议相关研究数据， 2年以后，电动汽车有较大概率可以实现10分钟快充，充完电可以跑400公里；2030年波音和空客不再使用燃油发动机，飞机的发动机慢慢全部转向电能，电直接驱动螺旋桨；根据全球绿色能源理事会的最新数据预测，2024年，光伏可以超过水电，2026年超过天然气，2027年超过煤，成为第一大电的来源；2040年中国可以在不用能源进口的情况下，实现完全能源自给。上述情景如能实现，对整个产业结构引起的变化是巨大的。

总和一和二来看，参与全球分工、能源完全自主与对外部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第三，对去美元化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判断仍为时过早。目前关注比较多的一个现象是去美元化进程在加速，有观点认为美元很快就会让位给货币多元化的体系，这个判断为时过早。因为这不仅是美元本身的问题，还有美元替代者的问题。在货币的这个问题上，很多选择都不是在好和坏之间选择，而是在坏和更坏之间选择。美元现在还是没有替代者。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强调全球化属性。在今年的一个与日本明治大学会议的致辞中，我谈了一个新词——“中国元（yuanization）”。我更愿意用 “中国元（yuanization）”而不用人民币国际化（RMB internationalization）这个表述。后者主要是从国际化的角度，包括和一些国家之间的国际化，而前者更强调人民币全球化的一面，把人民币做成一个全球的货币。

论坛专题三主题为“吸引外资流向实体经济，建设“硅谷”型科技创业创新生态圈”，由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郑培源主持。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杂志社》秘书长、中国战略新兴产业联盟秘书长陈东升指出，绿色和环保产业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链，促转型可以产生很多机会。应持续推进制造业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应用智能制造业技术推广。稳定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要发扬优点，重点推动石化、汽车等重点传统领域布局调整，鼓励企业提高先进产能比例，有效扩大优质供给，提升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目前我们在研究汽车和通用航空的结合。增动力，持续打造发展引擎，大力推进新能源、新装备、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利用数字物流，降低物流成本，降低污染。补短板，补齐关系产业安全发展的短板。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继续围绕重点产业关键环节，推实一大批攻关项目。协同发展，持续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体系，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一些产业的乱象，需要高新技术发布中心和专家远程评估论证支持，提供决策依据。

未尽研究创始人、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原首席执行官周健工围绕硅谷最近的ChatGPT谈了七点感想：一是ChatGPT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在大模型下发现了人类语言的基本结构，知识是概率性/量子化的，未来知识的发现是人机共同创造的；二是从技术发展的规律来看，AI可能就是一项通用技术，经济是技术的表达，可能引发一场技术革命；三是从大数据大模型的角度认识数字经济及实体经济，以及潜在的大国竞争；四是对科学研究范式产生影响；五是对社会进步的争论，潜在的社会不公、平台垄断；六是对监管的挑战；七是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基于代码的制度和生产关系变化。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邵春堡回顾了中国成功的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第一笔成功融资，以及背后的经验。对企业如何实现融资和快速发展提出建议：要把经营企业和经营公共关系联系起来，特别是建立投资人关系，要与投资人善于交流，要把同经营企业和经营企业团队联系起来，经营好管理团队，设置好长远战略，要从世界维度经营企业，经常和国际对标，寻找差距，虚心学习。

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执行院长、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讲席教授叶强介绍了建设安徽在科大硅谷的一系列政策，培养“五懂”人才。科大海外校友也有很多回到合肥，创业或了解情况，对于他们而言，信心很重要。安徽经济总量排名第十，科创版上市第六，做对了什么？可能是过去很长时间的积淀，高科技企业的聚集，对科技的重视，产业的提前布局。关于ChatGPT，从工程思路会从量变转变到质变，除了AI是人创造的这个事实外，可能人相对于AI并没有什么优势。

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会长黄峰发表了“发挥外资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的作用”的专题演讲，外资企业有外资研发中心、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平台（孵化器）、企业的风险投资，后两者的作用日趋显现，跨国公司意识到不能仅仅开展内部的R&D，还要和国内创新相结合，投资中国本地的创新企业。企业风险投资投的很多是上下游相关企业，对于相关行业企业非常了解，应该鼓励。

上海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贸易金融处处长孙筱和认为硅谷模式是创新的能力和赚钱能力的结合，在这一模式下，科研与生产、要素结合，转变成产品和服务。合肥模式是硅谷模式在中国的一个成功体现，成都和重庆也是很好的范本，如何在中西部地区复制推广这些模式，促进均衡发展。向国际最一流的标准，对于所有类型的企业待遇都是一视同仁的。搭建平台，形成专业化的平台。在深圳模式、合肥模式之后形成临港模式，成为中国的有一新硅谷模式。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战略与量化中心主任曹诗男教授指出吸引外资还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外企研发中心在专利成果的研发和转化方面有所不足，看是否可以通过金融支持来实现转化。QFLP的落实情况，非常地域化，试点只有个位数。中美之间交流可能比之前更缺乏，需要进一步加强民间、教育项目。对于科研人员的管理，也需要更好的机制，促进创新。从美国的经验来看，NSF将自己视为最大的风投，并不是以科研是否做出结果为导向。

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王玉荣研究员指出：中西对立格局进一步确立，欧洲是中美竞争角力下最重要的均衡力量。欧洲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起，经历了封建割据、民族国家融合时期，再到二战后迈入一体化进程，其发展经验以及战略地位的演变都对于我国制度性对外开放有着重要的启示，在这里我仅谈五点见解，以作抛砖引玉。

第一，欧洲是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过程中的核心战略伙伴。欧盟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联合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在当前中美竞争格局的背景下，中欧在经贸合作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潜力巨大。深化对欧制度性开放，不仅有利于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而且还能使我国接轨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进一步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第二，推动制度性开放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欧洲一体化肇始于煤炭、钢铁等产业的优势互补，最终形成了规则统一的经济联盟，昭示了主权国家对外开放的一般规律。我国也应顺应这一规律，以制度性开放引领我国全方位开放体系建设。

第三，必须敬畏颠覆性科技的力量。马克思说：“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改变了欧洲原有的以骑兵为主的作战方式，炸毁了欧洲封建时代的骑士阶层。罗盘针推动了新航路的开辟，打开了世界市场。印刷术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这些当时的颠覆性科技都对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航天技术、生物医药、新型能源等颠覆性技术正深刻重塑人们的生产生活。必须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塑造我国赢得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第四，第二轨对话是当前背景下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的重要补充渠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与官方对话相比，以民间形式进行的二轨对话方式更为灵活、广泛，可以起到官方对话难以起到的作用。推动第二轨对话，可以帮助有关国家形成客观的对华认知，为我国与有关国家深化合作注入新的内涵。

第五，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中美欧制度性开放的战略基石。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美欧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我国在推动制度性对外开发时可以寻找与美欧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最大公约数”，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和相关规则制定，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展现我国的大国担当。

（责编：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