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随着北伐战争的展开，大江南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农村的政治生态。如何对待农民运动，成了当时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焦点。

为了回击和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污蔑与责难，1927年1至2月间，34岁的毛主席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5个县的农民运动，每到一处，他都广泛接触和访问农民朋友，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集思广益，获取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2月12日，毛主席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了农民中所蕴蓄的革命力量，强调了动员组织农民参加革命、组织农民武装、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性。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3月5日起，这个篇幅很长的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湖南民报》等连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当时有个比毛主席大19岁的人，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的这个报告后，拍案叫绝，赞叹说：“这个毛泽东非池中之物，定可救中国，兴天下！”

这个人的眼光，真是不得了。要知道，那时的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并不算高，而且因与党的负责人陈独秀观点不一致，无法施展才华，处于人生的低谷期。

这个慧眼独具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度，近代史上经历最传奇的一个人，很有故事的一个人。

杨度生于1874年，湖南湘潭人，和毛主席是老乡。湘潭这个地方，近代以来出过很多名人，除了毛主席和杨度外，还有开国元帅彭德怀，开国大将陈赓、谭政，开国上将彭绍辉，还有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烈士、红军名将黄公略烈士、绘画大师齐白石等。

“少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的”杨度，青年时期从学于湖南的学问大家王闿运。王闿运此人可不得了，早年曾受聘为爱新觉罗·肃顺家的家庭教师，肃顺在咸丰皇帝年间位高权重，还曾被咸丰皇帝指定为“顾命八大臣”之一。后来王闿运又成为了曾国藩幕僚，还当过晚清翰林院侍讲，辛亥革命后当过国史馆馆长。

王闿运的弟子很多，有著名经学家廖平，有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有绘画大师齐白石等。王闿运的学识渊博，其中有一门是帝王学，在这方面，他最器重的弟子是杨度。王闿运在其著作《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

1893年，就是毛主席出生的这一年，19岁的杨度就考中了举人。

杨度不满足于王闿运所授的传统文化，后迷上了新学。1902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兴同学。

清政府1903年新开“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回国不久的杨度参加了，考得一等第二名，后来成为北洋政府财长的梁士诒这次被取为一等一名。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西太后所痛恨，于是，梁士诒被除名。杨度也受到牵连，到手的功名也被废了。

杨度再赴日本求学，1904年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

1905年7月，杨度与孙中山相会于东京，聊了三天三夜。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两人成为了好朋友。

1905年，晚清政府选派以辅国公载泽为首的5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摆出了顺应民意、锐意改革的姿态。“五大臣”派随行参赞熊希龄专程赶到东京拜谒杨度，希望杨度能为考察组代写报告，杨度答应了，竭力写出之。

为何要找杨度呢，因为除了杨度，谁也写不出这个报告。

晚清政府根据杨度的报告，于1906年9月下诏预备“仿行立宪”。随后召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入值军机处，准备推行立宪改革。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名保奏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1908年，清廷授予杨度四品京堂官衔，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参与预备立宪。

朝廷的事，难办得很。最终，杨度期望通过清政府推行君主立宪的梦想化为了泡影。此后，杨度与袁世凯成了好朋友。1908年，西太后、光绪相继去世，掌权的是光绪的弟弟载沣，他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杨度为袁世凯出谋划策，不仅助力于袁世凯复出掌握了朝廷的大权，还帮袁世凯顺利完成了南北和谈，展示了其纵横捭阖之才能。

1915年，杨度为筹安会六君子首领，力推袁世凯称帝。这个，是杨度一生的污点。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据传临死前曾大呼“杨度误我！”不管怎么说，在晚清民初的政坛上，杨度的影响力极大，参与了很多大事。

在经历了清末的预备立宪、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等一连串失败的事实面前，杨度逐步从“帝师”迷梦中走出来了，认识到要想救亡图存必须另辟蹊径，思想上发生了剧烈转变。

1922年，杨度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受孙中山的委托，往返于北京、天津、上海、保定等地，出入于军阀之门，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竭尽全力地多方奔走。

这一时期，杨度结识了主持北方革命工作的我党创始人李大钊。杨度对李大钊的道德与文章钦佩有加，与之结为了挚友。在与李大钊的多次交往中，杨度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1927年4月，杨度得知主政北京的军阀张作霖意欲大肆扑杀共产党员，急忙派长子将这一消息转告李大钊，但李大钊等30多名革命志士最终还是因为转移不及而被捕。为营救李大钊，杨度不惜代价果断卖掉了自己在北京的“悦庐”公馆，用所得4500块大洋积极疏通关系。但李大钊还是被张作霖残忍地杀害了，杨度悲痛不已。

1928年，杨度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为我党提供过不少情报。 他还加入了郭沫若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将自己卖字和代人撰写墓志的酬金悉数捐出，用来抚养我党烈士的遗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这一期间，我党上海特科负责人陈赓到杨度家中拜访，杨度对陈赓说：“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

1928年3月，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李维汉等研究决定，派柳直荀随尚未加入我党但矢志支持党的事业的杨度潜往苏南太湖九县乡镇做联络革命力量的工作，以作为以后对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掩护和接应。于是柳直荀化名柳志远扮作药材商，杨度则仍用原名原身份借以掩护同伴动身前往江南。

柳直荀和杨度到无锡堰桥后，在杨度的朋友华振家处暂且住下。此行惊心动魄，历尽艰险，但他俩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这个柳直荀，就是毛主席诗词“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

1929年秋，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亲自批准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阅历最为复杂的民国奇人杨度兜兜转转，终于完成了向共产党人的华丽转身，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

杨度曾对自己的子女颇有感慨地说：“要想救中国，我看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做到。”

由于杨度的特殊历史和复杂的人生遭际，有些同志曾经怀疑他的入党动机，说他在投机。杨度曾不无感慨地对他的联络人夏衍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

1931年4月，当顾顺章叛变革命，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之时，杨度无惧腥风血雨，将曾经收留毛主席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特科成员董健吾藏匿在家中，使助其躲过了捕杀，捡得了性命。

1931年9月7日，久病不治的杨度在上海病逝，终年56岁。临终前他自撰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个挽联，写得真好！由于当时属于白色恐怖时期，杨度的党员身份就没被公开。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周恩来年谱》记载，1975年10月7日，周恩来嘱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当年也曾是我党隐蔽战线的干将），“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托王冶秋将此情况转达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辞海》编辑委员会，在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中，须将此史实写入，以免湮没无闻。

1978年7月30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难忘的记忆》，披露了周恩来嘱咐他为杨度恢复名誉一事，杨度的党员身份才被公诸于世。后来修订出版的《辞海》“杨度”词条中这样明确表述：“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反过清，保过皇，拥护共和入两党，杨度真不愧是阅历最为复杂的民国奇人！他的一生，堪为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杨度有两个妻子，八个孩子。大太太黄华育有两子：杨公庶和杨公兆。二太太徐粲楞育有三子三女：杨云慧、杨云碧、杨公素、杨公敏、杨云洁、杨公武。

这些孩子，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如长子杨公庶，是德国柏林大学化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秘书长，在新中国当过全国政协委员，后以80高龄病逝于北京。次子杨公兆是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曾任教于国立清华大学。（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