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生育政策的讨论中，一种常见的观点是，农村家庭孩子生得很多，所以中国的生育率不会太低。例如，《环球时报》2015年7月15日的社评《骂计生者比当年批马寅初还疯狂》就写道：“…想生多少就生多少，甚至国家对多生者给予奖励，这样的鼓励生育政策短时间内肯定不会在中国出现。去中国农村基层看一看，了解一下更广范围的生育情况，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虽然社评并未给出具体数据，但言下之意农村家庭孩子生得很多是不言而喻的。
（农村街头场景，已无多少年轻人）
这种看法在大城市尤其普遍。重要原因之一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人们发现这些年轻人很少是独生子女，不少甚至来自三孩、四孩家庭。偶尔造访农村也能得到相同的印象。例如，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在一次采访中就谈到：“1998年抗洪报道，我发现无数个沿江家庭，都是三四个孩子。我在《面对面》做了一期《人口大堤防管涌》，强调超生现象。节目播完几分钟，江泽民总书记给计生委的主任张维庆打电话，接着张维庆写给我一封亲笔信，当天上午就召开全国电话会议。”当时中国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但这一事件可能致使计划生育变得更为严厉。
但实际上，看到很多三四个孩子的家庭就以为生育率很高完全是一种错觉。不妨先看一个假想的例子。假设图1显示的是一个农村幼儿班的情况。其中，第二排颜色从淡到浓的小人图标，分别代表3个独生子女、4个来自两孩家庭的孩子、3个来自三孩家庭的孩子和4个来自四孩家庭的孩子。如果只看这14个孩子，会发现来自三四孩家庭的孩子有7人，占了一半；而独生子女只有3人，不到1/4，给人的感觉是生育水平很高，人口要膨胀。但真的如此吗？
图1 直观上生育率会被高估（79%的人不是独生子女）
如果把眼光放到他们父母辈身上会发现，7对夫妻中，3对生了1个孩子，2对生了2个孩子，1对生了3个孩子，1对生了4个孩子。这样，7位母亲只生育了14个孩子，生育率只有2.0（14/2）。按卫生部的数据，中国不孕不育的夫妻约占1/8。如果在图1中再包括一对不孕不育的夫妻，那意味着一共8对夫妻16人只生育了14个孩子，则生育率只有1.75（14/8）。
根据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中国的生育率更替水平是2.2，即平均每对夫妻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维持孩子数量与父母辈持平。在图1中，这体现为父母辈当年平均需要出生17.6（2.2*8）个人最终才会有8位女性存活到生育期。在2.2的更替水平下，1.75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代人将减少20%（1-1.75/2,2）
也许有人会说，上述例子中很多孩子来自同一家庭，与现实不符。比如，4个四胎家庭的孩子就来自同一个家庭。但实际上，这些孩子不管是来自同一个还是不同的家庭，对我们的结论都毫无影响。
下面看一个更抽象的例子。假想全社会生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各占1/3，家庭平均生育孩子数是2，已经低于替代水平2.2。再考虑1/8不孕不育的比例，平均生育孩子数只有1.75。但如果把目光放在孩子身上，我们会发现每6个孩子中，来自一胎、二胎、三胎家庭的孩子分别是1个、2个、3个。在这个假想的情形下，独生子女仅占全社会孩子的1/6，来自三胎家庭的孩子却占到一半，给人的感觉是到处都是“超生”的孩子，生育率很高，人口会膨胀，但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75。
换言之，如果周围的孩子有一半是来自三孩的“超生”家庭，只有六分之一是独生子女，人口不仅不会膨胀，反而还会以每代减少20%的速度萎缩；而在严禁三孩的政策下，人口每代至少可能会减少40%以上。
这种直观高估生育率的错觉之根源是，来自多孩家庭的孩子会以更大的概率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假设一半家庭生一个孩子，一半家庭生三个孩子，那么见到三孩家庭孩子的概率是见到一孩家庭孩子的3倍，让人们误以为三孩家庭数量是一孩家庭的3倍，但其实他们的数量是相同的。不同家庭生育孩子数越不均匀，错觉也就越严重。
简言之，当人们感觉来自三四胎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刚处于替代水平；当人们感觉二胎家庭孩子很多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替代水平了，人口规模最终会持续衰减；当人们感觉到处都是独生子女时，生育率已经处于极低水平了。因此，只有当周围普遍都是来自三四胎家庭的孩子时，那些生一胎或不生孩子的家庭所造成的亏缺才能得到弥补，这个民族也才有可能正常繁衍下去。
正是因为这种错觉的存在，两孩甚至三四孩的普遍出现，丝毫不意味生育率很高。这点可在其他国家得到印证。例如，去访问日本的人会发现，无论是在东京地铁还是农村，两孩甚至三孩的家庭都普遍，而独生子女却很少见。但日本其实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根据日本的官方数据，在过去10年间，生育率处于1.26-1.45之间。没有人会质疑日本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日本的12孩家庭）
但在中国，统计数据信息的缺失，加上人们对计划生育政策干扰的联想，使得直观高估的错觉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生育率的认知。甚至一些人口学家也可能被这种错觉蒙蔽，觉得调查出来的生育率与他们的直观感受不符。例如，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在2010、2011、2012、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是1.18、1.04、1.26、1.24，但计划生育部门却把生育率数据调整到1.5至1.6之间。理由是存在瞒报现象。
考虑到直观上严重高估生育率的倾向，国家统计局的生育率数据可能远比计划生育部门调整后的数据更符合实际。根据人口普查的详尽数据来核实历史抽样数据会发现，除了在1980-1996年漏报比较严重外，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数据基本是准确的，而计划生育部门调整后的生育率一直高估得离谱。
中国社会对中外生育率的感受存在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无论在国内的街头、景区还是农村，很多中国人见到多孩的中国家庭会觉得诧异，而他们在发达国家看到外国父母带着两三个孩子则会觉得理所当然。尽管如此，要说起生育率来，许多人却又顽固地相信中国的生育率要比发达国家高。
这种现象在人口学界也经常出现。例如，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处于极低水平，有些学者就质疑，中国的生育率怎么可能比欧洲还低呢？近年中国的生育率普遍低于欧洲已经没有疑义，但针对国家统计局的最高不到1.3的生育率，又有人想当然地质疑，中国的生育率怎么可能比日本还低呢？
这种想当然的背后，除了此前提到的直观上高估生育率的错觉外，还有就是长期的“一胎化”政策，让人们潜意识中把每家只有一两个孩子当成了正常的状态。在这种潜意识的映衬下，三四孩的所谓“超生”家庭很容易造成心理冲击。这种冲击对那些居住在大城市的人们尤其强烈。他们普遍只有一个孩子，却看到外地年轻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导致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当他们再了解到，这些农村来的年轻人很多都有好几个兄弟姐妹时，自然的心理反应是，计划生育实行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有这么多“超生”的呢？由此，他们会错误地得出结论，农村人实在生得太多了。
此外，媒体对一些“超级”家庭的报道，也会强化“农村生得太多”的假象。例如，2015年1月底很多媒体都报道，四川省一对夫妻17年间共生养了11个孩子。这一报道让很多人惊奇不已，以为农村要人口爆炸了。但事实上，在一个正常的、哪怕是低生育率的社会，出现十几个孩子的家庭正常不过。
中国在1990年代的出生男女比是118:100。假设所有农村家庭都一直生育到有男孩为止，那平均每个家庭的孩子数也仅1.85((1+1.18)/1.18)，远低于更替水平2.2，而拥有11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的比例为万分之1.89，即平均每5300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拥有11个或更多孩子。这意味着一个50万人口的县就可能有几十个家庭拥有11个或更多孩子。因此，一个11个孩子的家庭成为13亿人口的国家的全国性新闻，说明这类家庭已经非常罕见，这进一步印证了生育率之低。
中国这种多孩家庭的新闻与西方国家比起来不足为奇。例如，2014年12月15日，国内很多媒体就报道了英国一位39岁的妈妈将生第18个孩子。而英国的人口不到中国的1/22，生育率也低于更替水平。在西方国家，这种多孩家庭不仅出现在以“超级妈妈”为要点的报道中，也会出现在公众人物身上。例如，德国家庭事务部女部长生育了7个孩子，尽管德国是欧洲生育最低的国家之一。
就个人经历，本文作者之一在美国念博士时的同学Hilton Sterling的兄弟姐妹有9人，而他太太有兄弟姐妹6个。得知同班同学在倡导自主生育，Sterling于2012年特意寄来了下面的家庭照。这是他父母家庭团聚时与孩子们的合家照，加上未到场的23人，他父母及以下的直系亲属和配偶，包括Sterling领养的一位黑人孩子一共有80人。因为个人所知的范围要远远小于媒体覆盖的范围，周围朋友的家庭有这么多孩子与新闻媒体报道的意义上是不同的。不过，美国的生育率也只是接近更替水平。
图2 Sterling父母家庭团聚时直系亲属及配偶（未到场23人）
中国农村学校和学生数量的急剧萎缩也印证了农村的低生育率。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间，全国农村小学数量从55万所减少一半多到26万所，而全国6—14岁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从2000年的2.05亿减少22.9%到2010年的1.58亿。尽管这种萎缩可以部分归因于城市化，但农村的低生育率也是根本性的原因之一。
（农村学校学生很少，老师已老）
中国极低生育率背后是极低的生育意愿。有理由相信，长期的“一胎化”政策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家庭的生育观念。在其他低生育率国家，父母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不会生育第二个孩子，而在中国城市，父母现在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考虑生育第二个孩子，而农村则在向城市看齐。这种将一孩当成默认选择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中国的极低生育意愿为各种生育意愿调查所印证
例一、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东、中、西部地区依次为1.70个、1 .74个、1.77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6个，明显低于已婚育龄妇女的1.76个。
例二、《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上的论文《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基于1980—2011年间开展的227项关于中国人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运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考察了生育意愿的纵向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80年以来中国人理想子女数呈减少趋势。平均理想子女数基本稳定在1.6至1.8人之间。
为了核实这些结论并避免选择性偏差，我们以“生育意愿”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出1990至2010年共211篇文章，综合这些文章中的475张表格共280897人的数据得出下表1。该表显示，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城乡生育意愿都在下降，而2000年代的城市和农村的生育意愿分别为1.39和1.79，外出务工者介于两者之间。
表1 中国生育意愿
1990-2000
2001-2010
城市居民
1.46
1.39
农村居民
1.83
1.79
外出务工
1.73
这些调查分析表明，近年来中国的生育意愿已远低于更替水平。甚至中国农村的意愿孩子数都不到1.8，而生育意愿非常低迷的日本、韩国的意愿孩子数都还要超过2（. Yamaguchi和Youm, 2012）。更为严重的是，实际生育率通常要低于生育意愿或者理想孩子数。比如，在日本和韩国的调查中，理想孩子数都超过2，但实际生育率却都不到1.45。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实际生育率与生育意愿的差距可能越来越大。造成这种差距的既有不孕不育等生理原因，也有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压力。
农村的生育意愿都如此之低有很多原因。一是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并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二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逐渐提高，养育孩子的现实和机会成本都在增加；三是传统的生育文化遭受破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念都在淡化。四是城市化和低生育率背景下的中小学数量的大规模缩减导致农村学生上学平均多走4公里，增加了孩子和家庭的负担。
而且，随着城市化的提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不断下降。这意味着，农村相对于城市较高的生育率对整体生育率的贡献会越来越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农村人口的占比在2010年为50.32%，到2014年底就降到了45.23%。假设农村的生育率比城市高出30%，即使农村和城市的生育率维持不变，那么城市化率从50%上升到80%就会导致整体生育率下降8%。
中国的生育率都处于极低水平已无悬念。中国农村的生育率虽然高于城市，但却依然远低于更替水平。由于农村的生育限制政策比城市宽松，全面放开生育对农村的效果会小于对城市的效果。而且，无论是从海外人口形势的变化、各种生育意愿调查的结论、低生育率恶性循环的经济学分析还是“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即使立即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都无法将生育率长期恢复到更替水平，中国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已不可避免。
根据我们从人口趋势、资源、环境、经济、文明传承等各方面的深入分析，这种人口坍塌的趋势，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对中国的复兴更是釜底抽薪。所有消减人口的理由都像本文所叙述的错觉一样，乍一听有些道理，但深入分析就发现完全都是站不住脚的误区。但在几十年一面倒的宣传下，中国社会对生育和人口问题的认知已经远远偏离了维持民族繁衍所需要的正常状态。这种状态没有根本的改变，中国最终一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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