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过去十多年里，中国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总体上在持续减少。人类活动带来环境污染，这些问题同样需要靠人来解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会推高环境质量的相对效用而激发改善环境的动力，另一方面又会提升保护和治理环境所需的财力和技术水平。

文| 黄文政、梁建章

（本文主要内容2013年12月13日以《雾霾天气和人口控制》为标题发表于《财新网》,小标题为后加）

2013年12月上旬，中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12月6日，上海空气污染指数AQI接近400，陷入六级重污染。在此之前，类似天气几乎成为华北的常态，而东北也曾在10月21至23日遭雾霾侵袭；哈尔滨的空气污染指数一度达到500。这些现象说明严重的雾霾天气已趋于常态化并成为全国性的环境灾害。中国气象局11月1日称，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最多。中国空气质量可能已恶化到了质变的水平。

雾霾的成因是大量悬浮颗粒物在特定气象条件下在空中堆积。通常认为，悬浮颗粒物主要来自汽车排放、燃煤、工业污染和建筑扬尘，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倘若没有高度的工业化和巨大的人口规模，也就没有严重的雾霾天气。鉴于此，很多人相信人口控制有利于缓解雾霾现象乃至改善环境质量。此文深入分析这个观点。

（一）改善空气质量是否一定要控制人口？

2013年11月11日国家卫计委发言人毛群安在罗列坚持计划生育的主要理由时就提到了环境容量不足和人口对环境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而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一书曾掀起人口过剩思潮，该书作者埃利希就是一名支持环保的生态学家。

假设人类完全消失，人为的环境问题如雾霾现象自然会消失。由环保人士在1991建立的“自愿人类灭绝运动”（http://vhemt.org/）就宣扬，为了避免对环境的破坏，人类应自愿绝育，直至最终完全灭绝。尽管该组织只提倡自愿绝育，不像中国强制性限制生育，但绝大多数人不会接受他们的理念。很多认同人口控制有益于环境的人，也只是希望把人口规模降到某种理想程度，既能提升人类生存环境、但又不至于危害社会。

这种想法听似有道理，但却经不起推敲。何种人口规模才是理想的？根据什么指标来确定理想目标？这些指标是否合理？对环境污染的机理有何假设？这些假设是否可靠？控制人口能多大程度改善环境，还是会因为挤压投入而起反作用？

可以肯定，上述问题不存在有意义的答案。其实，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环境保护措施远比人口政策对环境的影响更重要，比如，上班族自己开车所造成的能源消耗、空间占用和环境影响，是使用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Vivier, 1999）。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口政策差异对人口总量和环境的影响只有百分之几或几十，相比交通方式差异完全低一个数量级。

从1980至2012年，中国年能耗增长400%多。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确认，计划生育只少生了一两亿人，相对幅度不到15%。若为经济发展可接受能耗增长400%及所带来的环境压力，降低15%的人口有何意义？如果用同等力度来提高使用效率并减缓能耗对环境的影响，效果岂是降低15%的人口能比拟的？生育政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对人口规模产生可感受的影响。而在这期间，如果对环境问题认识到位、措施得当，完全可让环境改天换日。

比如，伦敦曾被称为雾都；1952年持续五天的大雾霾导致12000人非正常死亡（Bell等，2004）。此后，英国痛定思痛，通过一系列法案加大措施治理空气污染。虽然伦敦都会区的人口比1952年增加了15%，但现在伦敦的空气质量在全球143个人口200万以上的城市中居第38位（世界卫生组织，2011），远好于中国的城市。

图 1 雾霾：1952年的伦敦和2013年的北京

英国《电讯报》：1952年12月6日伦敦

新华网：2013年1月29日北京

又比如，洛杉矶从1943年至1980年代也经历过严重的雾霾天气，突出表现是1955年9月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特别是1970年美国《空气清洁法案》实施后，洛杉矶的空气质量逐步改善；一级污染天数从1977年的121天降到1989年的54天，再降到1999年0天。从1950到2000，大洛杉矶都市区的人口从425万增至1466万，汽车数量翻了数倍，其间空气质量却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提升。洛杉矶与伦敦的例子一样，都表明空气质量改善与人口增长可以同时发生，提升环境不必牺牲人口规模。

（二）中国承载了多少与雾霾有关的污染源？

考虑到可比性，我们以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水泥产量来粗略作为汽车排放、燃煤、工业污染和建筑扬尘等构成雾霾的悬浮颗粒物的量化指标。形成雾霾的宏观因素可归为三: 一是越来越高程度的工业化，二是庞大的人口规模，三是粗放发展以及环保标准过低和执行不力。

表1列出了中国在2002和2012年以及美国、欧盟和日本在2010年的每百人的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和水泥产量。该表显示，中国在2012年的所有指标都远高于2002年的水平。除了汽车保有量，中国目前在绝大多数人均指标上都超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与这种高度工业化不无关系。

表1每百人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水泥产量

汽车保有量(辆)

煤炭消耗量（吨）

钢铁产量（吨）

水泥产量（吨）

中国（2002）

1.6

14.2

5.6

中国（2012）

8.4

52.9

16.1

美国（2010）

79.7

26.1

2.2

欧盟（2010）

51.1

34.5

3.8

日本（2010）

59.1

85.6

3.7

注：数据分别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美国能源署、世界钢铁协会和美国地质学会等。

该表也显示，中国现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能体现在软指标，而非硬指标上。要消弭软指标上的差距，中国并不需要付出更大的环境代价。中国目前是世界工厂，为全球生产了大量工业品，这也是中国人均污染源高于发达国家原因之一。但像汽车、煤炭、钢铁、水泥等大部分还是用于国内使用和建设，所以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还处于大规模建设期。

表2列出了中国在2002和2012年以及美国、欧盟和日本在2010年的每百平方公里的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和水泥产量。比起表1的人均指标所反映的工业化程度，该表直接反映了工业化对环境的压力，即土地对污染源的承载度。在每项指标上，中国现在大幅高于10年前。除了汽车保有量，中国目前对污染源的承载度远高于美国，也高于欧盟，但整体低于日本。

表2 每百平方公里的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水泥产量

汽车保有量(辆)

煤炭消耗量（吨）

钢铁产量（吨）

水泥产量（吨）

中国（2002）

2.1

19.0

75.8

中国（2012）

11.9

74.9

美国（2010）

26.9

8.8

7.5

欧盟（2010）

61.2

41.3

45.4

日本（2010）

注：数据分别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美国能源署、世界钢铁协会和美国地质学会等。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中东部，分布很不均匀，所以上述土地承载度不能反映真实状况。但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分布都很不均匀。比如美国一大半人口居住在离海岸线不到50英里的地区（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2008）；在欧盟内部，北欧、东欧和西班牙的人口密度较低，而德国、英国和比利时等核心国家的密度很高；本来就相对狭小的日本仅有18%的国土适宜于人类居住。

如表2，日本对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和钢铁产量的承载度远高于中国，但日本空气质量却非常好，与美国和欧盟无异。同样，德国在这些承载度指标上也都高于中国，但德国空气质量也无异于美国和欧盟其他国家。除可能的地理因素外，粗放发展以及环保标准过低和执行不力是中国空气质量远差于日本和德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在油品质量上，除北京和上海等，中国大部分地区采用国Ⅲ标准，这意味着油品的硫含量是欧洲和日本的15倍、美国的5倍。在此标准下，尽管中国单位土地承载的汽车少于美国和欧洲，但硫排放量却远多于它们。空气污染是跨地区的，很多大城市把污染企业迁出市区，但迁出企业可能因为监管放松反而成为更大的污染源。

（三）中国的空气污染状况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人们容易陷入先发展后治理的思路，但最后往往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现在人均污染源大都超过发达国家，早到了需要提高环境标准和执行力的时候。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李克强总理表示，十二五期间将对生态环保领域投放3.4万亿资金。这不仅可能缓解污染问题，也会通过刺激新兴行业，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医疗成本，最终带来经济回报。根据美国环保局递交美国国会的报告，1990年通过《空气清洁法的修正案》在实施后至2000年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投入成本的四倍；在此之前，原《空气清洁法》在1970年至1990年期间产生的效益也远大于投入成本。

中国现在的空气污染在全球处于什么位置呢？世界卫生组织（2011）收集了全球各地的空气污染指数。将该数据集中所有1099个城市按空气污染程度排序，中国大陆的31个城市中，排在最前和最后的分别是第35位的兰州和第192位的南宁，而北京则在第47位。如果将每个国家的所有城市取平均作为该国的污染指数，在总共91个国家中，中国的污染指数排第15位。

不过，该数据采集时间都在2011年以前，而且是以PM10代表空气污染指数。由于中国城市空气似乎在最近一两年显著恶化，突出表现于高浓度的PM2.5，该数据未必能反映当前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严重性。另一方面，数据集的1099个城市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比如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就占461个，其中很多是人口几万的小城市；而发展中国家许多空气非常污浊的大城市，如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河内、胡志明市等(Tiwari,2012；Odhiambo等,2010；Haq，2012)却不在数据集中。

为了解与空气污染相关的因素，我们针对全球人口超200万的城市，分析了空气污染指数与所在国人口、所在国面积、所在国富裕程度（人均GDP）、城市人口、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关系。在图2中，左框显示所在国的人口密度越大，空气污染越重；右框显示所在国越富裕，空气污染却越轻，特别是在人均GDP高过中国之后。但左框内的相关性要小于右框内的相关性。如果这种关系可反映空气质量与所在国人口和人均GDP的关系，那全国人口少一半所对应的空气质量的改善只相当于人均GDP增长9.1%。这说明要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全国人口的作用远没有发展经济提高治理水平来得重要。这个结果与观察是一致的。比如，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密度比中国更大，但东京和首尔的空气质量却远好于北京和上海。

图2 城市空气污染指数与所在国人口密度和富裕程度的关系

（四）其他环境问题与人口的关系

雾霾只是众多的环境问题之一。如果说雾霾产源自人类活动，许多其他环境问题未必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实际上，地球本身一直处在持续性的变化和周期性的波动中，人类活动只是影响地球环境的众多因素之一。在人类存在以前，冰河纪与气候暖化曾交替出现。根据孢粉分析，过去4万多年中，黄土高原就经历过草原、森林草原、针叶林、荒漠化草原和荒漠之间来回交替的多次转换(唐领余等，2007)。

在北京，明朝的沙尘暴就非常严重，乃至明成化四年的奏折写道：“天地坛外墙，风沙堆积几与墙等”；但到清朝，沙尘暴则大幅减缓，至民国却又开始趋于严重（孙东虎，2007）。近年很多依据科学手段对中国沙漠化成因的系统性分析（如Lindert，2000；王涛等，2006，Wang等，2008）也表明，近代的沙漠化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引起的。

由于影响环境的因素极其复杂，科学对其机理的理解十分有限。媒体曾频繁报道臭氧层出现空洞将引发气候灾难，但这种声音近年几乎销声匿迹。这是因为臭氧层空洞的形成机理比料想更复杂，而空洞可能引发的健康危害并未发生。权威的《自然》科学杂志在2007年的一篇题为《化学家在臭氧理论上戳开了洞》的文章中写到，“...，科学家需重新思考臭氧空洞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与气候变化有何种关系”。而201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则认为，臭氧层的自我修复可能会加重气候变暖（Korhonen等，2010）。

至于人类活动到底如何影响环境往往难有定论。即便这种影响显著存在，如前所述，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作用也要远大于人口政策的效果。而且人口少未必意味着环境就好。在环境质量上，人口稠密的欧洲优于人口稀少的非洲，人口密度较大的日本优于人口密度较小的中国。蒙古是世界人口最稀少的国家之一，但却位于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列(Chuluun, 201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1）数据，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空气污染全球第二，仅次于伊朗的阿瓦兹。

美国《时代》在2011年引用的Blacksmith研究所列出的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地方中，地广人稀的前苏联占了4个，而中国和印度则各占2个。而根据瑞士绿十字组织在2013年的排名，全球污染最重的10个地方有一半在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赞比亚这些地广人稀的国家，而无一在中国和印度。

（五）人口如何通过经济发展影响环境？

实际上，人口对环境既有负面也有正面影响。在有关经济发展与环境关系方面被引用最多的一篇文章中，Grossman和Krueger (1995)分析了几十个国家的14项环境指标的历史变化。结论是，在工业化初期，环境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恶化，但几乎所有的环境指标都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前的某个转折点之后开始改善。而且，这些国家环境大幅改善发生在工业生产大规模迁至新兴国家之前，因此是得益于本国保护和治理措施，而非污染源被转移出去。

这是因为随着收入的提升，人们开始注重生活品质，较之继续增加物资享受，改善环境变得更有价值。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变得更富裕，环境质量的相对效用会增加，这有利于人们强化环保意识，避免粗放式发展。近年，厦门、宁波和大连民间都出于对环境的担忧而拒绝了数百亿元的大型化工项目，而政府也顺应民意越来越注重环境质量，并为此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计划。正是这类主动的政策和措施，才使环境恶化的趋势在人均GDP达到一定程度产生逆转。目前雾霾天气已成为媒体热点，人们环保意识日益高涨，解决污染问题的意愿在增强，这些迹象表明中国环境逆转的社会条件逐渐成熟。

图3 中国的森林覆盖率（1973-2008年）

注：历次《中国林业与生态建设状况公报》

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改善环境的财力和技术也不断提升。虽然中国人口总量还在增长，但由于保护和治理环境的投入增加了，环境的某些方面已在逐步改善。图3显示，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数十年来在持续增加(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以前是原木出口大国，但现在却几乎是纯进口国。在2010年中国原木进口量是出口量的1209倍（国家林业局，2011）。虽然如此，因为中国是林业制成品出口大国，中国的林业对外贸易却是平衡的。这是典型的人力资源可置换自然资源的例子。

环境的变化有好有坏，但恶化往往比改善更吸引注意力。很少人知道，过去十多年里，中国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总体上在持续减少。根据2011年《第四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从2000至2004年，中国荒漠化、沙化土地分别年均净减少7585平方公里、1283平方公里，从2005至2009年分别年均净减少2491平方公里、1717平方公里。自1999年以来，黄土高原的植被覆盖明显增加（张宝庆等，2011）；由于其间气候变化相对稳定，这应该归功于大规模植被建设和农业技术改进。上海黄浦江水质曾不断恶化，但1996年以来却在逐渐改善（何金林、韩昌来，2004、2005），这得益于政府加大水环境治理力度，比如上海市河流污水工程开始发挥效益，跨区域的引清调水开始组织实施。

人是很多问题的制造者，但更是问题的解决者。正是因为问题不断出现，人类才有动力寻求更好解决办法，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类活动带来环境污染，这些问题同样需要靠人来解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会推高环境质量的相对效用而激发改善环境的动力，另一方面又会提升保护和治理环境所需的财力和技术水平。相反，靠人口控制来改善环境完全是本末倒置，其效果即便存在也是微乎其微，而且人口控制带来的人口极度老化和模持续萎缩更会降低环境治理的能力，导致中国的环境面临蒙古和俄罗斯那样的困境。

【正文】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