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说：得一二知己难，得一二贵人更难

1980年，十六岁的范一飞从高中转入了离家乡不甚远的一所中专院校：

中国建设银行常州财经学校

两年后，学成毕业的范一飞被分配到了建设银行常州市中心支行工作。

在这里工作了两三年，尚且年轻的范一飞又从常州调至扬州工作，当然仍属于建行系统，只不过离家更近了。

那时候的泰兴县还属于扬州地区，而范一飞正是泰兴人。如果没有后来的际遇，范一飞或许很可能就一辈子扎根家乡，做个兢兢业业的银行职员，而不是后来能够呼风唤雨的“银行家”了。

不蜚则已

据范一飞的校友在回忆文章中所述，初入工作岗位那几年，颇有才气的范一飞开始在省级财会杂志上发表文章。

其中有一篇为财政部财政研究所老所长亦是财政界学术泰斗过时且遭多方质疑的“财政包干理论”辩护。

财政包干是分税制前实行的财政体制，属于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特定产物。前财政部长项怀诚在早年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曾提到，“在整个的财政分配之中，中央财政的收入分配不占主导地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不断下降，从1984年的41.5%降到1993年的22%。”总结来说就是：

所以中央财政的发言权就相对比较小

在包干制下，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已经到了“中央财政就会垮台”的地步。上述报道中描述为：

1993年7月23日，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召开。朱基副总理来到会场，对所有与会者说：“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中央财政)就会垮台！”

彼时，范一飞所发论文应尚在80年代，财政包干的弊端尚未完全体现，并且学术探讨亦无可厚非。

而据其校友“井蛙之语”文章回忆，范一飞为财政包干辩护的文章得到了学术泰斗的关注，后者专门向杂志编辑部询问了范一飞的情况，并邀约这位后辈进京一叙。

也正是这一次进京，情商极高的范一飞抓住了机会，让老所长全家都对其非常认可。尔后，这名建行基层员工，忽然直接跃升枝头，被借调到了财政部，分在财政研究所工作，职位：

助理研究员

接着，又在借调期间，范一飞又读了这位老所长的硕士研究生，成为真正的门下弟子，而后又继续读了人大的博士，导师同样是一位财政学术大拿。

不蜚则已，一蜚冲天

范一飞，人如其名。

待其博士毕业之时，适逢“东方风来满眼春”后的1993年，年轻、高学历的知识型人才颇受欢迎，范一飞亦趁东风重归当时尚在财政部代管的建行体系，于1994年正式出任建行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计划财务部经理。

不过范一飞在建行信托投资并没有停留多久，在同年9月，即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资金计划部副主任。

但也就是这一站短短数月的停留，让范一飞与另一“落马行长”田惠宇有了初始交集。

也就有了后来两人间越来越多的相交线，如果拉出两人的两条职位曲线，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

近乎兔起鹘落

开挂人生

建行信托投资于1997年更名为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而田惠宇则于1998年7月加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担任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一职。

公开履历显示，田惠宇在信达信托投资公司任职一直延续到2003年7月。

不过据一份央行的发文《关于撤销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的决定》显示，信达信托投资在2000年12月后即被清算，具体来说就是：

停止一切金融业务活动

也就是说，在田惠宇的职业履历中其实存在着长达三年的“空白期”。

当然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个时候的田惠宇早已远渡重洋，负笈求学去了。

2001年时，田惠宇赴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而与他同一批入学哥大的就有范一飞，读的专业则是国际经济学。

拿到硕士学位归国后，田惠宇在2003年7月出任上海银行副行长。此或也与其曾在建行浦东分行副行长任上工作过有关，更加熟悉上海的情形。

而范一飞则在同年3月在三峡工程挂职锻炼，任中国长江电力总经理助理，在建行体系的身份则是建行行长助理。

挂职后，范一飞继续在建行内升迁，2005年升任建行副行长，直至2010年进入中投公司出任副总经理，旋即于一年后出任上海银行行长。

虽然田惠宇先一步入职上海银行，但毕竟没有坐上行长大位。

而范一飞却是直接出任上海银行行长的，并在不到四年时间，飞速跃升至央行，于2015年2月出任央行副行长。

当然，田惠宇离开上海银行后这些年，也是一路高升。

先是回归建行，任职建行上海副行长；当年底出任建行深圳市分行主要负责人；2011年3月，升任建行零售业务总监兼北京市分行行长。

并在2013年5月8日，迎来人生中最后一个高点。这一年，47岁的田惠宇从建行空降到招商银行，接替64岁的马蔚华成为招商银行第三任行长。

从建行办公室副主任，到位居万亿大行行长，田惠宇的职业生涯愈行愈远，愈至愈高，而他自己则用“金句”说到：

“商业模式决定我们发展的高度，而价值观决定我们能走多远。”（招行年报致辞）

范一飞同样也有过“金句时刻”，据称他曾在一个讲座上，公开引用《资本论》，

“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他也曾高声疾呼，“从事支付业务不能没有规矩，需要恪守法律法规”。明确表示：

对支付领域严监管是一以贯之、常态化的

讽刺的是，最后纪检监察给其的评语却是：

“靠金融吃金融”

财校逸闻

回过头来，如今很多文章说范一飞“隐藏”了研究生学历前的12年履历。

难以明确这种“缺失”是主动而为还是被动所致，但实际上范一飞的第一学历，常州财经学校并非一个寂寂无名的院校。

学校的前身“中国建设银行常州金融职工大学”，一早就隶属于建行，从名字中看就是为建行专门输送专业人才的学校。

而除了范一飞之外，其实这所学校另一有一位名人校友，那就是华为轮值董事长：

孟晚舟

1990年7月的7、8、9三天，孟晚舟在深圳参加了高考。

考后，孟晚舟录取到了建设银行总行直属的常州财经学校，全日制学习两年。

这个学校现在改称建行大学华东分院。

1992年，孟晚舟毕业后，也被分配到了建行体系工作，来到了深圳市建设银行的一个网点从事细致的基层工作。

不巧的很，一年后，这个网点撤销了。而后，她来到了父亲创立的华为，担任电话接线员。

后来，1997年孟晚舟去了华中理工大学读硕士，学的是会计，一年半学成，进了华为的财务部门，这才真正开始她在华为的职业生涯，并在39岁时成为华为CFO，今年51岁时首次出任华为轮值董事长。

2019年时，范一飞亦曾以央行副行长身份到华为公司考察调研，不过彼时的孟晚舟尚在加拿大“渡劫”，两人并无交集。

历史有时候就喜欢上演一些小插曲，试想如果当时深圳建行的那个网点没有撤销，孟晚舟会不会一直在建行工作，最后成为一位“巾帼行长”？

而范一飞如果不是发表了那篇财政包干的论文，又是否会在扬州建行的基层岗位上一直干下去，平安退休呢？

或许这就是人生，难以逆料，也没有剧本。

最终如何走向，多在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