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宝古佬：民风彪悍之地走来的楚勇后人|宝古佬|新化|新宁|武冈|湖南|益阳|邵东|邵阳市|隆回

作者|HB

第276篇原创文章︳全文共10,691字

2022年，卡塔尔鲁塞尔体育馆，当球王梅西捧着大力神杯，弓着腰，小碎步缓缓走向颁奖台中央时，波斯湾正东6000公里外的中国，有一曲《早安隆回》正在为他激昂伴奏，这首超200亿播放量的神曲，硬生生地将一个中国西南腹地名不经传的小县城推到了前台，它就是：

隆回。

1843年，在浙江定海，清朝将领裕谦幕府里一位四十九岁的中年男子，编撰了超百卷共计八十八万字的《海国图志》，也是中国第一部世界史著作，他正式向国人发出了那句彪炳史册的呐喊“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位睁眼看世界的人，这位书生被后人喻为中国的但丁，他的名字叫魏源，他来自三湘腹地的一个小县城：

隆回。

180年前，一位年过半百的失意书生；180年后，一位年近半百的无名中年歌手；却莫名其妙地“一鸣惊人”，这个叫隆回的地方到底还会有多少的巧合？

2011年，腊月十八的广州不冷不热，在一个由原广州纺织机械厂改建的创意园里，有一栋爬满青藤的四层红砖板房，一个可以像QQ一样聊天的简陋APP上线了，它背后的主导者是一位已经四十二岁的中年男子。日后大家都知道这个APP叫“微信“，它是一个拥有12.6亿用户的超级社交APP，却是由这个名叫张小龙且不善言谈的中年男子创造的，他同样来自三湘腹地的一个小县城：

洞口。

1990年，一群二三十岁的农民，在蛇皮袋、牛仔布兜里塞满了衣服、五金、小家电、手表，鼓鼓囊囊一两百斤，前胸后背各一个包，毅然地挤上了前往云南的火车，脚不着地挤20个小时到昆明，然后马不停蹄坐上三天两夜的班车到达中老边际县城勐腊，再花三四天时间穿过蚊虫蚂蟥肆虐的崇山峻岭，最后偷渡到老挝的琅南塔，在一个人生地不熟又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挑箩走村串巷摆摊叫卖他们背来的东西。这群人后来又呼朋唤友，至今数量达十五万人之众，每年创造的经济产值占到老挝GDP的三分之一，今日之触角又伸至整个东盟。这群仅有小学初中文化的农民，却成了当今东盟商业舞台上最耀眼的主角，而他们都来自湘中腹地同一个地方：

邵东。

口拙内敛如张小龙，却创造了十几亿人形影难离的“手足”；语言不通如邵东人，一个小县城却左右整个老挝的国家经济命脉。

隆回、洞口、邵东都同属一地，一个长于资水河畔2000年的地方，却是一个开化不过200年的城市，它就是今日之邵阳。

从远古到明清时期，湖南如坠漫漫长夜，“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偶有星光，却被中原人以“破天荒”笑而概之。湖南失意时，地处湖南腹部的邵阳如透明般的存在，亦坠黑夜深渊，更不见微光点点。

荆楚之地，楚蛮之后，声名在外的恐怕是“国人皆畏湘人，而湘人皆惧宝古佬”。这个曾称之为宝庆的地方，宝古佬的称谓可谓是意味深长，无一例外的共识是“彪悍”。

1104年，杨再兴（邵阳武冈人，岳飞部将），敢以三百骑兵迎战十二万金兵，即便被射成筛子仍神威凛然；

1362年，蓝玉（邵阳城步人，明朝开国将领），以三万八千人抵挡六十万元军，守城百天而胜；

1852年，江忠源（邵阳新宁人，湘军鼻祖），率领八百楚勇在蓑衣渡伏击太平军主力两万余人，大战南王冯云山，击毙冯云山并灭敌五千。

1916年，蔡锷（邵阳县人，民国上将），带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沦陷后又反攻而胜。

难怪孙中山说：革命军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这种不理智的事，只有湖南人才干得出来。而最敢干这种事情的恐怕就数邵阳人了。

这算是我们这些后人还在津津乐道为数不多的先贤故事，除此之外，传说最多的是乱力鬼神、匪患悍风的灰暗故事。一面是英雄，一面是土匪，非黑即白就在这片土地交错上演，犹如一部黑白色调的《墨西哥往事》电影。

放眼全国，湖南的岳阳衡阳浏阳等“阳城”更被人所熟知，而邵阳如“透明”般地存在。

然而，不被世人所知的是，今日之邵阳人，早已从百年前的战场转身商场，似乎带着先人的血性和悍烈在“攻城拔寨”：

100万邵商遍布全球，总资产超过4万亿，可谓是“天下湘商半数在邵阳”，如果说温州人是东方的犹太人，而邵阳人则是中国的犹太人。

不禁要问，这个地处湘西东侧的潇湘腹地城市，到底是一方怎样的水土？

不免好奇，这群从民风彪悍之地走来的楚勇后人，到底是一方什么样的人？

众所周知，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四水”则积淀了湖湘文明。（“四水”指湘江、资江、沅江、澧水）

“四水”是湖南的母亲河，资江则是邵阳的母亲河。

千里资江，由南向北，穿崖走滩，浩浩荡荡，与湘、沅、澧齐聚洞庭，“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范文正公在《登岳阳楼记》最后落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似乎给湖湘子弟写下了“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的注脚。

可能很多人有所不知，范公并没有登过岳阳楼，也没见过洞庭，而是受他一位贬至岳阳的河南老乡所托，在他贬放河南邓州之时写就的传世佳作，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篇官场失意人的想象作文。

潇湘四水尤以资江最为险峻放荡，当真配得上范公神奇的想象，想象的洞庭。

资江又称资水，它有两源，西源赧水源出邵阳城步苗族自治县茅坪镇青界山，是其主源。南源夫夷水源出广西资源县越城岭。两水在邵阳县双江口汇合，流经新化、安化、桃江、益阳等县市，整个流域呈狭带状，中上游高山深壑相连，急流、滩潭相间。

因为流经雪峰山脉，沿途陡崖夹峙、基岩裸露、水流险急、礁石密布、流态紊乱，被称为“山河”、“滩河”。

邵阳地处资江的上游，山地和丘陵约占全市面积的三分之二，可谓是“七分山地两分田，一分水、路和庄园”。尤其是以新邵县、邵阳县、隆回县、洞口县、绥宁县、新宁县、城步县、武冈市为山地、岗地的典型区域，占比达到72%，他们八个是长期以来的难兄难弟，一直顶着贫困县的帽子，其中三个是国家级贫困县，五个是省级贫困县。

这是一片山峦叠嶂，河谷纵横，喀斯特地形地貌密布的土地，又地处衡邵干旱走廊，灾害性气候频发，两年一次旱灾、三年一次洪灾。连同39个少数民族，世代艰险求生。

近300年邵阳发生干旱127年次，与此同时，山丘区局部性和插花性洪灾年年不停，三五年必有一次大洪灾。

1900年，武冈从四月中旬起连旱100多天，田塘开坼，禾苗枯萎，荆竹乡饿死86人，逃荒117户。

1921年，春夏连旱，宝庆、武冈等处死亡尤众，人口大为减少。

1925年，宝庆、武冈、新宁、城步等地5月至7月旱期80多天。

1963年，资水流域主要各县总计受灾面积约250万亩，成灾面积130多万亩，减产粮食约5亿斤。

在这八个县市生活的人到底有多难呢？

即便到2011年，人均GDP为10,356元，比全市平均低2,441元，不及长沙的八分之一（同期长沙为7.5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312元，比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1,061元，不及长沙的八分之一（同期长沙为2.65万元）。

2万平米的土地上，曾经有且只有8条通往外界的古道。千年来，人挑肩扛用双脚丈量蛮荒与文明的距离，直至1928年，邵阳才拥有第一条公路：衡宝路。

困在山里，出不去，与世隔绝。

40个民族的山人，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资江上，这群山民被迫踏险而行。

大山里最不缺的就是树木，伐木砍竹，建房、打家具、围菜园子。房子用不着天天盖，怎么把这些木材卖给外地人，成了山民补贴家用的唯一生财之路。春夏之际，扎成木排，唱着号子，沿着资江而下。

资江是什么，是一条阴晴不定的“滩河”。刚出邵阳，起始的120公里，就有101个险滩给他们上第一课。陡崖夹峙、险滩急流，木排一触礁就是翻身河底，卷入江心，十有八九一命呼呼。拐弯处，力度角度稍有偏差，撞上潭石，很快就会面见阎王。

但在这群山民看来，稀松如常，见怪不怪。

不妨听听他们在《资水滩歌》的号子里唱的。

过得滩去算你狠，
死在滩上是好汉！
——《资水河上一百零八滩》
篙点悬崖提命走，
舵扳急滩祭神鞭，
艄公血肉喂鱼肚，
折落骨头再撑船。
——《毛钉毛货毛板船》

这是何等的悲壮、无畏、悍烈。

前仆后继，集群而下，百年排帮登上历史舞台，也打开了邵阳通往外界的通路，带回了眼界和财富。

1844年，一位来自邵阳新宁的举人已客居京城八年，却屡次会试失利，在拜会曾国藩后了，获得清廷给他回原籍的教职，他也不再执着于考取功名，踏上了返乡的路途。

在三十二岁的年纪，再次回到出生之地，开始了一介书生的陡然转身，他联系乡绅，招募乡勇，在各村整饬团练，得民团兵数千人，湘军始登历史舞台。

晚清名士王闿运有言：楚（湘）军起于江忠源。书生入战场，拉开了湖南百年风流的时代序幕。

他就是江忠源，湘军的鼻祖。

选入团练的都是来自村乡的青壮年农民，城镇居民和曾在衙门听差的人都被排除在外。一传十十传百进入团练，彼此都是邻里相识的熟人。

为何他们会有如此的热情？

应募的兵丁多为生活所迫，这种参军入伍叫“吃粮”。除了可以填饱肚子之外，还将获得制服、鞋子和药物，最重要的是还有俸禄贴补家用。据记载，如果是亲兵，每月获得4.5两；士兵是4.2两，火勇是3.3两，苦力或长夫是3两。

以笔者老家邵阳隆回为例，有如下应征入伍的相关记载。

1852年，太平军从永州、东安经过，宝庆府知府魁联在隆回募兵2000余人，用来抵抗太平军的入侵。

1926年，湖南陆军第三师12团在隆回两次募兵，兵丁多为劳苦人家子弟。

1937年，隆回已征集和参与训练的壮丁达3,0769人，到1940年，隆回已到无壮丁可征。

这群山民，除了上战场，已无更好的出路。

一条毛板船，见证了宝庆山民的又一个闯荡史。

时日，宝庆府下辖的新化、邵阳和武冈三县盛产煤炭、木材、土纸和笋子。新化不只是煤炭之乡，还是武术之乡，自宋代开始，这里的乡民人人习武，勇猛好斗，自然就离不开后面的打码头。

自1799年，新化的杨海龙发明了毛板船，开创了资江水运的繁盛局面，自此宝庆码头与宝庆商帮登上历史舞台：“头太阳，眼眸邵阳，脚踏益阳，身落汉阳，尾摆长江掀巨浪，手摇桨桩游四方。”

毛板船是用六分厚的枞树板一块一块地拼钉而成，再用竹麻丝扎紧木缝，然后用桐油石灰浆塞进木缝，以之防水渗进船舱。工序简单，制作粗糙，成本低廉，是一次性载重煤炭专用运输船，只要将煤炭运送到益阳、汉口、与货主成交后，煤船一并处之。

之所以用如此简易的交通工具，一是资江滩多水险，30%以上的翻船事故率，只有用这种低成本的运输工具才能最大程度的摊薄投资风险；当时宝庆运往汉口的最主要的商品是煤炭，用这种船只已足以担当此任，而到了汉口后，毛板即行拆除，板子又可以作为商品卖出去，因此，毛板船既是卖煤炭，也是卖木材，可谓一举两得。

毛板船的首航成功，极大地刺激了宝庆心怀梦想的山民。很快，新宁、武冈、邵阳成为了毛板船的造船基地，因为此三地在新化上游，而且木材储量丰富，漫山遍野都是枞树，简直砍之不尽。用今天的话说，这些地方成了毛板船的“上游产业”，或者说成了毛板船产业链的第一个链接点。

邵阳毛板船的制造基地就在今雪峰大桥南端，铸造毛板船需要大量的马钉，所以在制作毛板船的沿岸，十几里路都是铁匠铺，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很多铁匠铺通宵打铁。晚上打铁时，风箱拉得呼呼声格外响，炉火通亮，从资江里的船上老远就可以看到这十几里的铺子“红红火火”。

“铁打的宝庆”因此而来，再加上石达开30万军兵也攻不下仅仅有3万残兵的宝庆城，更是让“铁打的宝庆”声名远扬。

放毛板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往往在眨眼之间，便会船毁人沉。据一位曾经毛板船工讲道：翻船的时候要向上水逃命，向下水逃命，船上的毛板像刀一样从水里射出来，能将人捅个对穿，人被捅到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但抵不住丰厚利润的诱惑，两岸商人趋之若鹜，将生死之度外。除了商人之外，给资江两岸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船木匠、铁匠、舵工、水手等。

宝庆人放毛板，穿险滩、过洞庭，终抵汉口，在这里开始辟有码头。

自此，宝庆商帮开了始与徽帮、赣帮、晋帮近百年的码头争斗史，其中与徽帮的争斗最为激烈。第一次是嘉庆中叶的“三箭画码头”；第二次是咸丰六年（1856年），械斗徽帮，扩大地盘；第三次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文斗稳住码头。

第三次也是最令人生畏的一次，“为保护宝庆码头，一个张姓剃头匠自告奋勇，穿上烧红了的铁靴走了五步后而倒下。最终，官府将码头判给宝庆帮。”

自此，宝古佬的威名开始传开。

1913年，一位叫曾敬章的男孩出生在邵东县流泽镇。曾敬章在25岁走向了经商的路途，开出了自己第一家杂货店，后又经营布匹，逐渐创办了出“曾氏祥记商号”，直至1955年商号交回政府为止，再次回村种地，开始重复祖辈的生活。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已年过六十的曾敬章，他的经商希望再一次被燃起，也可能是受到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或许是经商种子不灭的信念，他安排自己四个子女去学汽修、喷漆、卖眼镜，要知道他的这些子女都已年过三十。

1980年，曾敬章的大儿子曾小山用2000块钱开了一家名叫“邵东流泽铝制品厂”的工厂，这个工厂是湖南省的第一家民营企业，曾小山也成为湖南民营企业的第一人。截至2022年，曾小山家族以230亿元财富位列《2022年衡昌烧坊·胡润百富榜》第235名。

曾氏兄弟迈出的“第一脚”，一个日后将达到100万之众的邵商自此登上舞台，而这100万邵商中，有近40%来自曾氏所在的邵东。

1990年，一群来自邵东的农民，大包小包辗转昆明、勐腊，直奔老挝。犹如100年前的宝古佬，前仆后继翻山越岭寻找希望，只是这次去了一个更遥远的地方，充满未知的地方。

在老挝，邵东人从第一条扁担开始，至今创办的企业有150余家、批发店1000余家、零售店1万余家，投资领域覆盖老挝人的衣食住行，仅摩托车市场就占据了80%的份额，手机、服装、箱包市场占有率也达到50%以上。

至今，已有15万邵东人遍布这个东盟国家，现在已从东盟伸向非洲，邵东人的身影开始遍布全球。

那么，为何邵东商人会如此“凶猛”。

邵东位于湘中腹地，地处衡邵干旱走廊，人多地少，人口密度为全省第一，人均不足4分田、2分土，不沿边、不靠海，自然资源严重不足。

在农业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邵东人只能从泥土之外的地方“刨食”，经商是邵东人的无奈之举，更是生活所迫。

唯有闯出去，另寻活路。

邵阳不止有过一段辉煌的工业化历史，也有过一段失控的黑色十年。

1950年，邵阳造纸厂、邵阳机械厂、邵阳制革厂、小江湖电厂等首批国有企业开始筹建，拉开了邵阳工业化辉煌的序幕。

1978年，邵阳GDP总量全国排名第49位，领先昆明、南宁、南昌、福州等众多省会城市。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六分之一，经济总量排全省第五位。全国41个工业门类，邵阳就有39个。

这些“第一”不断在这里诞生：全省第一辆汽车、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台印刷机、第一台纺织机、第一台电风扇、第一支钢笔、第一包洗衣粉。

1980-1990，却是工业化褪色的十年，更是邵阳黑色的十年，应该是邵阳“恶名”在外的十年。

2011年，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湖南邵阳打黑往事》的文章，揭露了邵阳乱世的黑色历史，相信不少人已经看过该篇报道。

1986年，黑帮“中国枭雄会”在邵阳横空出世，只因看不顺眼就捅死路过的民警，并狂妄到在政府门口贴出告示：“枭雄会”处决警察一名，告诉你们一声。

1989年2月，“冷面杀手”夏杰明等6人对一名无辜青年连捅17刀，砍断其7根手指。

1989年10，光天化日之下，四名帮会青年将一塑料厂青年工人强行拖往资江河边，挥起屠刀将其双手手指砍掉，左脚脚筋挑断，然后扬长而去。

1990年9月，邵阳三八亭青年杨国祥被姚雄华等9人砍成重伤，双手双脚的筋骨全部被砍断，双腿膑骨被砍碎；

1990年10月，邵阳青年黎友祥被陈天龙等7人开火铳击伤倒地后，四肢全部被砍断，共计16刀。

这十年间，除了“中国枭雄会”、寒血党之外，还有几十个帮会纷纷成立：炭黑场何操平团伙，塔北路周文奇团伙，东大路粟志固团伙，三八亭杨国强团伙，莴家园岳红旗团伙，工业街曾夏季团伙、下河街徐新民团伙等。

1990年，新华社曹光晖三位记者紧急写了三篇报道以内参的形式呈送中央，邵阳治安之乱才被外界详知，邵阳才开始慢慢由暗转明。

1990年，当邵阳城里的人们在为“砍手指、挑脚筋”人心惶惶时，在邵阳西北方向100公里开外的一个高寒山村，这里的人们却在饱受饥寒之苦。

这个山村在隆回县金石桥镇的冷溪山，正是笔者的出生地，那时的我还只是一个几岁的孩童，而人生的烙印比任何时候要深刻。

我跟爷爷奶奶生活，算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我从记事起就没有穿过新衣服，常年赤脚，即便是寒冬腊月，也只有一双磨损不堪的旧解放鞋。那时没有通电，都是点煤油灯，晚上早早地躺在床上听着奶奶的牛鬼蛇神故事惊恐地睡去，当后来进入初高中时，根本听不懂同学们所谈及的动画片。

爷孙三人，不到7分田，一年口粮就要数着米粒下锅，加上高寒不稳定的气候，还得老天赏脸，收成不好的日子将越发难熬。我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天天萝卜红薯米饭，其实是萝卜红薯里挑米粒，后来一看到萝卜红薯就反胃，我最期待有亲戚来访，至少能够吃上一顿白米饭。

抓泥鳅黄鳝是改善伙食最好的方式，这是我6岁就已经掌握了的本领。抓泥鳅最好在深秋时节，水稻已收割完毕，水田肥沃泥鳅正多。将竹篓捆在腰上，挽起衣袖和裤腿就可以下田，如果运气好，一个早上可以抓到小半斤泥鳅，偶尔还能抓到黄鳝。每次回到家从头到脚全是泥巴，手脚冻得通红，只要能改善伙食其他已经不重要。奶奶会把泥鳅放在清水里养着，每次只做四到五条，放很多辣椒，是爷爷最喜欢的下酒菜。后来学会了抓螃蟹，再后来是抓秋蛙。

奶奶为我们改善伙食的方式是捡病死家禽，某次一邻居家十几只病死的鸭子扔在了河里，她悉数捡了回来，有的腐烂发臭也不落下。拔毛、开膛、剁块、撒盐、最后和上米粉，放在灶台上烟熏。因为她的眼疾，这些病死肉连毛都没拔干净，当成一道见“肉”的菜放在桌上，我们竟无力拒绝，饥饿面前终究战胜不了意识，以至于后来我对稍有异味的东西就会呕吐。

我们村里的少年大部分小学没读完就回家当了劳力，而青壮年就跟随亲戚去了远方打工，有的是在煤窑，有的是在砖厂。每每过年时，不是听到这家埋在塌陷的煤窑里，就是在哪个砖窑出了事，我一个16岁的堂叔就是在南方某个机械厂被绞死。这种死伤的事情年年有，以至于习以为常，年仅五六岁的我，当时有一个非常务实的愿望：如果哪天真的要死了，一定要让自己先饱餐一顿再离开。

常年忍受饥寒，亲历过村里人一个一个地离去，像我一样，小小年纪就在思考死亡的不在少数，而这种现象在整个邵阳的山区乡村里又是何其地多。

所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且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能活着。至于火一点就着的脾气，打斗、械斗、群架似乎见怪不怪，在这里提供“适者生存”教科书般的生动诠释。

未经证实的数据，在1982年，一个有着几十万人口的隆回县仅有14人拥有大学程度文化，可谓是惨不忍睹。1994年，隆回进入全国"八七"扶贫攻坚重点扶持县，这顶“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直到2020年才摘掉，这个近百万人口的地方用了30年才算走出贫困，这条路走的有多艰难，唯有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刻骨铭心。

除隆回外，邵阳县、城步县同样是国家级贫困县，新邵县、洞口县、绥宁县、新宁县、武冈市是省级贫困县。

那么，极端的贫困，将会有多少人在人性底线的边缘游离？

所以，当一个人活得足够卑微的时候，骨子里的狠也会随之而来。

远古时代，湖南原住民为南蛮族群，与中原其他族群割离。即便后来，这片土地始终没有得到朝室的认同，始终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亦无归属感。

加之经济贫瘠、文化开化弱、环境恶劣，又是朝廷失败者的流徙之地。不妨看一看这一连串的名字，屈原、范仲淹、柳宗元、苏轼、苏辙、王昌龄、刘禹锡、贾谊、寇准、秦观，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被贬至湖南的官场失意之人，留下的千古名篇似乎与湖南无关，湖南于他们更像一个令人厌嫌的“不毛之地”。

而邵阳，连被流放的资格都没有，可见其有多不受待见。

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写道：“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浚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被中原人问所沾被。”

而邵阳更是封闭内陆环境的典型，与世隔绝也不难理解，霸蛮的民性与湘西同出一辙。后来，邵阳因“上控云贵，下制长衡”的地理要冲，在历史上又是战争不断，不是长久的死寂如水，就是长久的鸡犬不宁。

所以，生活在这里的人，性格里自然滋生出了霸蛮的特性，尤其是对尊严格外敏感，本质上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屈辱者群体的人格表现。霸蛮是一种生存的精神支撑，又是劣势中的绝望，一面是偏执保守，一面是激进求变，双重性格的混合体造就了霸蛮的血性。

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书生曾国藩可以带着农家子弟组成的湘军拯救清王朝于风雨中半个世纪？为何近代湖南人在抗战中如此地有血性，这是千年楚文化造就的性格基因和绝境求生的爆发。

元末明初，大批外省人因“从征”、“屯垦”、“宦游”大批涌进湖南，其中以江西人最多，占到所有移民的三分之二，达数百万之众，正所谓“江西填湖广”。

据最近统计，明代从江西迁来邵阳89族，其中邵阳县38族、新化15族、武冈24族，新宁6族、城步6族。赣人入邵，不仅是对土地的垦荒，还有文化的垦荒。

明代之前，邵阳可谓是文化的荒漠，整个湖南也是寥若晨星，而此时的江西早已步入文化盛世，群星璀璨。

江西文人灿若群星，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陆九渊、姜夔、汤显祖……，无一不是文坛巨子。作为作为庐陵文化代表的吉安府，号称“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写春秋”。从唐至清，吉安出了3000多名进士，其中21位状元。明朝期间，江西全省一共考中的进士3000多名，而吉安一个地方就占了1/3，超过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个省加起来的总和。

可谓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隔河两宰相（欧阳修和文天祥）、一门三进士（曾存仁、曾同享、曾乾亨）、五里三状元（王垦、刘俨、彭教），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

不止文化，江西商帮与晋商、徽商鼎足而立，称雄一时。江西行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包括八闽两广、荆楚川蜀、幽燕关陕。

明代初期，经历了元末战乱的中国广大地区，经济凋敝，田园荒芜，尤以湖广为最。当时，江西人口达八百九十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四，人口密度是全国人口平均密度的三倍，而土地面积仅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四，“江西填湖广”成为时代的必然。

在邵阳，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江西人之后，笔者先人就是从江西吉安迁徙而来。那么赣人入湘，带来了外部世界的视野和信息，也丰富了本地人的见识。一方面因血统较远的联姻改善了湘人的体质，另一方面将人文优势带进了湖南，这一切使湖湘民众强悍而不愚昧。

兴办书院，开化教育，功不可没。从宝庆府志里有对宝庆濂溪书院、新化梅溪书院、武冈鳌山书院、新宁莲潭书院、城步白云书院等五大书院的相关办学记载，为邵阳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1841年的夏天，在一个古称”京口“的江南小镇（今日镇江），林则徐与魏源“与君宵对榻”，二人忧国忧民，但目光都已望向了大国之外的新世界。

临别之际，林则徐从随身的行李中拿出一个包裹交给魏源，郑重嘱咐：这是我在广州时搜集、翻泽、出版的一部分外国资料及《四洲志》的手稿，现交付与你，并拜托将它们编辑成书，以期启迪国民思想，悟得御敌之道。

1842年，魏源参考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历代史志、明代以来的岛志及一百多种中外书籍，辑成《海国图志》五十卷。

1847年，又补成六十卷，刊于扬州。

1852年，他参考徐继畲《瀛环志略》等新出的一些著作，增补成一百卷，在南京筹刊，成为一部有八十八万字的巨著。在书中他明确提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认识到列强的优势不仅是船坚炮利，还因为有一整套先进的制度。

魏源自己也想不到，这部著作没有让中国强大，反而帮助了一个强悍的邻国。1851年，日本海关官员在长崎的一艘中国商船上检查时翻出了五部《海国图志》。当时日本境内几乎没有国际知识方面的著作，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人士，一见之下，都高度重视。日本的维新派志士从中悟出，日本要想真正强大，就必须推行民主制度，实现“东洋道德与西洋技术的结合”。1868年维新派发动明治维新，此后就是日本近一个世纪的横行亚洲。

魏源，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后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和整个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