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时期，并无“俄罗斯”或“俄国”的叫法，时人会将俄罗斯称作“罗刹国”。

当然，现在这种叫法已不多见，“罗刹国”这一称呼现今只存在于一些文学作品中。其实，“俄罗斯”的音译并不标准，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在发“R”音的时候会加上原音，所以才会有“俄罗斯”的音译叫法。根据发音规则来看，“罗刹”或“罗斯”的叫法更加精准。

我们知道，清军入关后的八旗分为汉、满、蒙三个部分。鲜为人知的是，早年的八旗中还有一部分俄罗斯人。

康熙时期，中俄边境爆发了雅克萨战争，在长达三十年的对俄作战期间，总共有一百多名俄国人或投降、或被俘。满清优待了这些俘虏，将其中的四十人安排到盛京定居，其余全部押解到北京。为了感化这些外邦人士，康熙网开一面，并没有处死这些战犯，而是准许他们搬入东直门胡家圈胡同中居住。

清廷不但赋予了他们公民身份，还将他们纳入了镶黄旗。这些俄国人摇身一变，成了八旗贵族，可以享受到朝廷补贴的耕地、粮饷，住着免费的住房，还能在中国娶老婆。由于这些俄国人曾经居住在西伯利亚，所以他们很快地适应了京城的环境，在中国定居。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这些俄罗斯人还将姓氏改为杜、罗、姚、何等中国姓。

如今，我们已无法在北京找到胡家圈胡同，这座胡同已经被拆除了。很多朋友认为，东直门外的胡家园胡同就是早年的胡家圈胡同，实则不然，二者之间并无关联。

因为俄罗斯人的宗教信仰与中国人不同，为了照顾他们的信仰，康熙特地将一座关帝庙批给他们，让他们自行经营。已定居到中国的俄人列昂节夫担任了神父，并获得康熙授予的七品官衔。俄国人将关帝庙改建成东正教教堂，不过京城的老百姓都称教堂为“罗刹庙”。

自1689年开始，根据《尼布楚条约》的内容，俄罗斯要求派出留学生及神父前往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并进行传教。为了安顿这些外国人，清廷将东江米巷的南会同馆改建为“俄罗斯馆”，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商人、留学生及神父都住在这座驿馆中。

由于俄国当局并不清楚有俄罗斯人定居中国并修建教堂的消息，他们多次向清廷提出，要在北京修建一座教堂。不过，清廷拒绝了俄国当局的要求，提出北京已经有一座“罗刹庙”。由于称呼不同，当权的彼得大帝被外交公文中的“罗刹庙”搞得云里雾里，不知这是一处什么样的所在。

直到后来，彼得大帝才搞清楚，原来这“罗刹庙”说的就是东正教教堂。随后，俄国当局与“罗刹庙”取得了联系，希望能够通过“罗刹庙”在中国宣传东正教。由于“罗刹庙”里的神父列昂节夫住在中国已久，且有了中国身份，俄国当局以列昂节夫年事已高作为借口，要求重新派遣神父执掌“罗刹庙”，这一请求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1715年伊腊离宛大司祭来到“罗刹庙”中，开始进行宗教工作。不过伊腊离宛来华不久，便因酗酒一命呜呼。后来，俄国沙皇听信谗言，以为满清皇帝想要皈依东正教，大喜过望，立即派出规模庞大的布道团。

依照《尼布楚条约》的要求，布道团的成员每十年要进行一次更换。不过，最早的八届布道团成员级别很低，素质不高，加上清廷对外来宗教严防死守，所以并未取得什么成果。此时的俄国当局也意识到，在中国传播东正教无疑难于登天。

于是，从第九届布道团开始，俄国人将精力放在搜集中国的情报信息上。从这以后，“罗刹庙”逐渐失去了宗教意义，成为俄国人安插在北京的间谍机构。

1904年，东正教会购入了“罗刹庙”附近的民宅和土地，在这片地区种植了果树，并开办了牛奶厂。时人将牛奶厂称作“南大院”，也叫“南馆”。1956年，“南大院”的土地被交还给中国，我国于此地修建了南馆公园。至于先前的“罗刹庙”，则被改建为苏联驻华大使馆。

值得注意的是，此“南馆”只是老百姓的俗称，并不是东正教教堂。真正的南馆，是1732年东江米巷修建的另一座“罗刹庙”，也就是奉献节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