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之）
于是之先生已经去世十年，但是他的剧迷仍然能清晰地念出他的台词，忆起他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在9月10日的“青睐”活动中，几名读者动情讲述他们对于是之先生的敬重，并绘声绘色背诵了他的经典台词，让人闻之唏嘘，感慨万千。
9月10日，作家出版社、首都图书馆和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联合举办了“青睐”活动，为读者分享最新出版的《于是之全集》。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介绍，作家出版社曾于2017年推出《于是之漫笔》《于是之家书》；2019年，又出版了由于是之夫人李曼宜撰写的回忆录《我和于是之这一生》，回顾了风风雨雨六十年的相携相扶相濡以沫。最新推出的《于是之全集》为于是之先生存世文字的首度系统整理出版，98岁的李曼宜亲编。全书共分表演漫谈、演员日记、往事迹踪、家书、师友杂记、旧影存照共6辑，大量一手图文资料首次面世，随书还附赠于是之书法作品两幅——《学无涯》《留得清白在人间》，这既是于是之对自己的要求，对读者来说也是一种美好的希冀。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和文化评论家、作家、学者解玺璋，以及于是之之子于永，都来到现场与读者分享。李曼宜老人因年高而未能来到现场，特录制了视频感谢读者；著名编剧何冀平等也录制了视频，讲述了与于是之先生的故事。而在到场的“青睐”读者中，有由家人陪伴而来的盲人朋友，有在中国居住多年的日本朋友，还有很多年轻面孔，相同的是，他们的脸上都充满了对于是之的怀念与崇敬之情。
在家就是个普通人,很多故事也是这次整理资料才知道
此次参加分享会是于永首次参加关于父亲的公开纪念活动，“父亲的光环”是他一直刻意回避的。他说因为母亲年事已高，所以这次才将他“推”向台前。《我和于是之这一生》2019年出版，于永透露说当时母亲并没想过出书，将往事写下来是想留给后人，“后来童道明老师看见了，说你这东西自己看太可惜了，你得出书啊，就这样出版了。之后作家出版社一直鼓励我们把老人的资料都整理整理，搞个全集，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书你们出，肯定不挣钱，张罗这事干什么？’”盛情之下，家人最终还是决定出版《于是之全集》，整理材料时赶上了疫情，有时只能隔空沟通，“亏了老太太还能玩微信。”
（于是之之子于永）
于永坦陈，关于父亲于是之的许多故事，他也是通过这次出版全集、整理资料才知道的，“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父母都忙，我从上幼儿园起就住校，每个礼拜六下午回家，礼拜天下午又回去，说实话，我也是这次跟老太太一块整理文章，才看到了我父亲这一生的不容易。”
在于永心目中，父亲就是个普通人，和“表演艺术家”“大师”这些称号毫不沾边，“那时候家里每年都要买一本台历，一天一页的那种，我礼拜六到家后，家里经常没有人，母亲在电台工作，父亲演戏，都非常忙，所以他们都在日历上写‘今天我干什么去’，‘你回来上哪吃饭’等。那种台历，现在我家老太太还留着一本呢。父亲在家里的生活其实很简单。”
因为住在首都剧场后面，所以，于永小时候去看戏根本不用从剧场正门走，“后头有条通道就可以到剧院。”
于永并未“子承父业”，他说小时候对话剧并未产生兴趣，周六回家以后要是有闲心了，就跑剧院去看看，“但是，我不看戏，我家有个做灯光师的邻居，他夫人在上海人艺，他在北京是一个人，我经常上他家去，跟他比跟我父亲还亲近。受他的影响，我对理工的东西比较感兴趣。我上后台主要是跟着他，看他怎么设计台上的灯光，看他每一幕结束的时候怎么按电钮，我甚至后来都可以帮他。我对台上演什么其实不太关心。”
如果非要说自己与戏剧的故事，于永说只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记忆至今，“那时候父亲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中饰演马马耶夫，是个胖子，我父亲很瘦，所以要穿一身厚衣服，苏民演一年轻帅小伙，我父亲演一老贵族。我看挺好玩，回家后也在肚子上绑一枕头演。他还跟我对戏，他演苏民那角色，我演他那角色。我们那时候就业也没有什么选择，像我学的专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能进工厂就算很幸运的了。”
于永说他家里氛围非常平等，父亲从不端架子，“有点什么事，都是一家子吵吵嚷嚷的，互相说自己的观点，对于我父亲的成就，我其实是在参加工作了才知道。”
有一天晚上，于永下班回家时剧场还没散戏，他就溜进去了，那天演的是《茶馆》，他看到的正是撒纸钱那幕，“整个剧场1000多人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直到我父亲慢慢走下台还没反应，都要拉幕了，剧场掌声四起。那个场景让我很震撼，因为在家里我从来没感觉到父亲是一个艺术家，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真到台前一看他那个表演，确实是，哎呀。受母亲的影响，我喜欢音乐，尤其喜欢听交响乐，我经常看那些指挥，一个曲子什么时候该拉长了，什么时候该静了，就靠一个手势。你看这话剧，一个人站在台上，一千多人在底下坐着鸦雀无声，就等着你这点动作，一个人能够通过身体语言把观众都给抓住，我觉得这挺了不起的。”
（“青睐”分享会现场）
不只是演员的自我修养，而是人的自我修养
活动当天，分享会的名字是“演员的自我修养”，但解玺璋表示，在看完全集后，会发现这不只是“演员的自我修养”，而是“人的自我修养”。“大家老说学什么先学做人，老于就是最好的一个代表，做人做好了，舞台上自然有光彩。”
解玺璋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晚报》做记者，由此开始了与北京人艺的深厚交往，“入乡随俗”，他跟着大家叫于是之“老于”，老于则总是叫他“解玺璋同志”，“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只有两个人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叫我解玺璋同志，一个是我晚报领导李凤祥，一个就是于是之。”
解玺璋回忆说于是之给他特别正的形象，“我觉得光用正直形容都不行，他这个人特别正，一身正气，可是并不让你感到咄咄逼人，他又很含蓄，对你还特别热情、特别好。”
解玺璋最后一次看见于是之是1992年他的告别演出，因为阿尔茨海默症的侵扰，于是之已经开始出现忘词的情况，“他当时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非常抱歉今天没有演好，原话我忘了，就这个意思，那天多少人在剧场里面流眼泪啊。”
宋宝珍说于是之先生个人修养非常好，“他有他的自尊和自傲，有他对艺术理想的追寻，但是在为人处世上，他周到细心，特别考虑对方的感受。于是之先生从来没有自称过大师、艺术家，他写的一本书，书名就叫《演员于是之》。”
宋宝珍1995年曾去过于是之家，“那时《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出版，我是陪着田本相老师去的，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天气已经凉了，我跟田本相老师到得比较早，在楼底下碰到了于是之先生和曼宜老师，他们已经在楼底下等着我们了。虽然他家那时是有家政服务员的，但家里每次有门铃响，都是于是之先生亲自去开门。我们走的时候，他还把我们送到电梯口。我当时还很年轻，他已经有些语言障碍了，但是，他非常耐心、非常用力地想要和我交流，和我解释他怎么扮演程疯子，怎么扮演王利发，怎么扮演老马，没有因为我年轻，是一个后生晚辈，是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而轻视我。”
于是之和李曼宜的感情，光用爱情是表达不了的
《于是之全集》中收录有日记、家书，这是解玺璋格外感兴趣并推荐给读者的部分，“这真是难得，因为日记、家书，有很多内容属于现在我们说的个人私密，一般的全集里很少展示。”
解玺璋认为，读书信会看到很多非常真实的想法，看到人内心的精神世界，“我这几年写《梁启超传》，读梁家书信就感觉到在其他材料里边看不到的东西，在他的私人通信里边都能找到，包括他对外边世界的态度，他对家里人的态度，他对朋友的评价。所以我觉得《于是之全集》里面特别有价值的部分是日记和书信，你可以通过这些，看到一个人的精神成长，精神的成长比身体的成长要重要得多。”
让解玺璋感慨的还有于是之和李曼宜这么多年相濡以沫的感情，“曼宜老师是接近百岁的老人，她能够把老于的资料收集得这么完整，你可以想象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我觉得光用爱情是表达不了的。老于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在床上，都是老太太伺候他，用现在年轻人所谓的爱情观，我觉得没办法解释。”
所以，读《于是之全集》让解玺璋觉得有很多丰富内容，有的让他会心一笑，有的让他心酸掉眼泪。“他们那代人对自我的修养意识特别强烈，看老于跟曼宜老师之间的通信，说他下乡去体验生活，你能感觉到他也是年轻人，追求爱情，有浪漫的想象。他的通信也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比如他批评曼宜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因为年轻女孩总会有很多浪漫想法或者举动，他就用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要求他的恋人。那时，大家都是自觉地，甚至是非常心甘情愿地在规范自己。所以，我觉得《于是之全集》非常有价值，想完善自身人格的人都应该看一看，看老于是怎么走过来的。”
（于是之在《茶馆》中饰演王利发（中））
一双深邃的眼，和一颗为认识生活而上下求索的心
北京人艺除了经典剧目多，剧院跟观众的关系之熟稔密切，也是一大特点，在解玺璋看来，人艺的院团作风，就是对观众如同对待家人一样，“我觉得这也是老于带来的精神气质，虽然我们说曹禺、老舍、焦菊隐是人艺的灵魂人物，但是，每天在剧院操作的是老于啊，他对人艺的影响，我觉得潜移默化非常大。”
宋宝珍也认为，北京人艺的文献资料保存得是最好的，在全国的剧院当中可以说首屈一指，“他们是有文化的剧院。北京京味戏剧创造的大本营当中，我觉得于是之先生奠定了北京人艺风格的基础。”
宋宝珍说于是之的文化修养很高，他家里从地面到天花板摞的都是书，书架上满满的也都是书，“于是之年轻时去学校蹭课，晚年也一直在阅读，他的书法水准非常高，而且还精通画论，并将其运用到表演艺术里，说白了，我们很多学者未必有于是之先生读书多。于是之先生曾说，决定一个演员艺术高度的是文化素养，他的个人修养无疑影响了人艺。”
宋宝珍认为，于是之当了人艺八年副院长，在艺术院团管理方面做了很多，“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剧目，包括《天下第一楼》《小井胡同》《狗儿爷涅槃》等，都是于是之先生抓出来的剧目，他很有艺术眼光，他知道北京人艺需要什么样的剧本。经过艺术家的表演，这些剧目成为留得住、传得开的作品，这样的艺术感觉不是一朝一夕能够修炼的，于是之先生的古典美学修养非常高。”
于是之在其《一个演员的独白》中写道：“我总觉得我们演员也应该有一双文学家那样深邃的眼和一颗为认识生活而上下求索的心。”
解玺璋和宋宝珍都表示，于是之的高超表演与其文化艺术修养密不可分，《茶馆》中撒纸钱的那场戏就是于是之自己想到的，宋宝珍说：“老舍先生剧本里并没有，是于是之先生自己设计的，焦菊隐先生说这个动作很好。于是之特别讲究表演的含蓄和味道，味道这种词是中国美学，味道在哪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于是之表演出了这样的艺术魅力。”
解玺璋称赞于是之的散文写得细腻真实感人，“他的散文是一种白描式的，很少用形容词，或者说几乎没有形容词，几个字就说得很清楚，而且能够抓住你内心。”于永补充道，自己曾听父亲表示佩服老舍先生，“他说《茶馆》这个剧本一万多字，用的词都是很简单的，而且很多是重复的，他特别佩服这种文风。他经常说他这一辈子，因为‘文化大革命’丢了10年的时间，再怎么追赶也比不了曹禺、焦菊隐的学问，他说多读书能够有文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于是之（左一）与同事）
当剧本组组长时，是最快乐的时光
在于是之家人眼中，于是之担任副院长的八年是痛苦的八年，于永说：“评职称、分房子、出国名额等都需要他管，回到家以后一句话都不愿意说。作为演员，他们早上要排一个新戏，晚上上台演另外一个戏，我真佩服他们，我觉得我的脑子不太能做到，年轻时都背不下那么多词。作为副院长，父亲下午还要开党委会、开艺委会，所以他是上午排戏、下午开会、晚上演戏，那八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这么过的，非常痛苦。他多次要求辞职，但是辞不了就得好好干，党交给你的任务，让你把人艺管起来，就要有责任心，他真是义无反顾，没有计较个人得失。”
作为家人，于永觉得父亲最快乐的时光是没当副院长之前，那时他是剧本组组长，“我家里有个小圆桌，一个茶几这么高，摆上几个小板凳，李龙云、刘锦云老师、林兆华导演等都是常客，我们家里备俩酒坛子，就是拿二锅头泡点枸杞子。我那时候在工厂上班，每礼拜二休息，就负责到食堂打饭。那几位老师自己拿着饭盒打饭后来我家挤一桌，舀一勺酒，一边喝一边侃大山。”
《天下第一楼》编剧何冀平回忆说，她和于是之相识于他是剧本组组长时，“我们组员不多，都叫他老于，我叫他于老师，因为我年龄最小。于老师对我格外呵护和客气。作家不用上班，每周学习一次，我们这些人散漫惯了，于老师从来不强求我们，陪我们聊天。于老师是著名演员，他有很多机会去做一些又出名又赚钱的事，但他就一心守着剧院，要为剧院做出好剧本。他说剧院这个买卖靠剧本撑着，他把我们当做宝一样看待。剧本组亲热温馨、自在随意，在于老师当组长期间，几部经典的剧本就在这样的气氛当中产生出来。离开人艺三十多年，我依旧在不停地写，做的就是心头滴血的事，我并不埋怨，但要的是尊重。于老师给了我们尊重。”
《天下第一楼》首演后，于是之写了一篇文章《贺何冀平同志》，文章最后说：“感谢剧作家，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何冀平说，这样的话语，后来她再也没有听到过。
何冀平到香港的那年年底，收到了从北京寄来的一个厚厚的信封，打开是一小幅水墨画，两株洒脱茂盛的垂柳，题头：“冀平同志，祝贺新年快乐全家健康，是之拜。”何冀平说：“于老师很少主动为人作画，我曾很想求他一幅墨宝，始终不好意思开口，想不到他主动送给我，欣喜至极，珍而重之摆放在案头至今。”
何冀平说自己最后一次见于老师是2012年在协和医院，“他躺在那里，早已不能讲话，两眼望着天花板。我握住他的手，告诉他，我正在写剧院六十周年院庆的剧本，他突然脸色通红，大声咳起来，他心里一定还惦记着剧院，惦记着我们的剧本。”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供图/小琴
编辑/张楠
排版/王静
微信号｜bqtt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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