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子孚的成长历程中，他经历了家庭的贫困和经济的逐渐好转，以及自己因家庭负担而辍学务农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地主对农民的盘剥，以及社会的不公。为了纾解内心的愤懑和寻找新的出路，他与伙伴们传阅了《七侠五义》《水浒传》等小说，萌生了当一个侠客劫富济贫、见义勇为的想法。这些小说中英雄人物的性格特点，对他个性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影响。1933年春，高子孚的父亲突染重疾，家庭的重担骤然全压在他的肩上。当地国民党武装以郭家藏枪为由敲诈勒索，本村一地主欺他少不经事，霸占了他家的田地。同时，国民党政权的横征暴敛、连年的歉收、父亲的丧事，让郭家家产几乎消失殆尽。
高子孚暗暗盼望红军能打到博兴一带来，解放和自己一样的劳苦大众。在家乡待不下去的高子孚决定以做生意为名到哈尔滨逃荒。他在哈尔滨以贩卖山东土布和土布制衣为生，这种“走私”生意盈利颇丰，几趟买卖的盈利基本还清了家庭债务，使全家人得以度过严峻的灾荒年景。然而这种险象环生的生意并没有持续多久，沿途匪患、关卡盘剥、日伪查缴让高子孚如履薄冰，不久就终止了这种营生返回家乡。此后，高子孚在山东做起了布匹生意。高子孚是一位商旅，他在旅途中曾打听共产党和红军的消息，但是多数都是传言。直到1938年秋冬，他在淄川太和乡集市上看到了一支队伍，既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衣的。
这支队伍和以前见过的国民党军队不同，他们没有强取豪夺或欺行压市，而是公平交易。高子孚卖给他们一批棉衣，并得知他们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多次交易中，他加深了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认识。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队伍都是从农民队伍发展起来的，是真正属于老百姓的队伍，是一支敢于抵御日军、保家卫国的队伍。回到家后，他发现家乡确有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救国会和抗日救亡动员委员会等群团组织。
他们在村镇集市上宣传“团结一致，抗战必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结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来反击国民党中存在的“亡国论”和不符合国情的“速战速决论”，在群众中宣传建立长期抗战的信心和决心。1938年农历春节前，高子孚组织本村贫苦农民向地主开展了借粮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是高子孚组织发动的第一次有鲜明阶级立场的斗争。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他和身边的穷苦百姓，坚定了他们同地主、恶霸作斗争的信心和斗志。1939年11月，高子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2月，他成为正式党员，并被任命为官阎乡政府文书兼乡指导员。
同年春，阎田村成立党的临时支部，高子孚出任支部书记。参加革命后，高子孚政治热情高涨，工作积极主动，于1940年9月调任博兴县十分区区委会组织科长。一年后，他调入中共蒲台县委，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的蒲台县处于日伪统治下，党在该地区的活动举步维艰且屡遭重挫。在高子孚之前，组织上曾先后三次派人潜入这一地区开展活动，派遣人员或遭敌人杀害或被利诱变节投降，党的工作进展缓慢。高子孚在抗日时期深入敌占区各村，依靠革命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在艰苦的环境下，秘密组织群众眼线，壮大党的力量，破袭敌人，令其应接不暇。1944年，他进入中共渤海区委党校学习，通过学习和实践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
之后，高子孚调入蒲台县史口区委工作，先后任副书记、书记，并于1948年调任山东省阳信县城区区委书记。他还曾在淮海战役前后担任支前民工团教导员。新中国成立前夕，高子孚调入西南服务团，一直在大西南工作，历任许多职务。在十年浩劫中，高子孚经受住了考验，坚定了党的革命信念。离休后，他关心科委党组织建设，也热衷于革命传统教育工作。1998年4月1日，高子孚去世了，他在重庆万县市离开了人世，享年84岁。他因病治疗无效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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