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虽然明确地以志异为己任，但作者却很乐意把《聊斋》同史传文学比附。在四百余篇作品中，有近二百篇篇末有“异史氏曰”，显然是模仿《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异史氏曰”或补充正文，或作劝世箴语，或述创作体会，常常成为作家抨击现实、抒发理想的心灵窗口。例如，《罗刹海市》中的“异史氏曰”，对于我们理解正文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写道：

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痴之癖，举世一辙。“小惭小好，大惭大好”。若公然带须眉以游都市，其不骇而走者盖几希矣！彼陵阳痴子，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呜呼！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

这段“异史氏曰”抒发了作家的满腔孤愤。它说明：现实世界鬼域样阴冷，美丑颠倒，举世喜欢五恶的事物，越是坏的越吃香。一个人如果想以堂堂正正的男子面目出现，就一定受到众人侧目，避之唯恐不远。有真才实学，不肯阿谀逢迎者向何处诉说苦闷？美好事物只能从海市蜃楼中求得。

如此深刻的哲理在正文中得到了巧妙、奇异的表现。《罗刹海市》描写主人公马龙媒在罗刹国和海市的生活际遇。“罗刹国”是漫画化的现实，“海市”则是诗情画意的幻境。马骥被飓风引入一个怪国。这里以貌取人，以丑为美。因丑的程度决定其官位和财富。丑到无以复加者，“双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帘”，位至相国。面目稍近人者，则“褴褛如丐”。在这样一个“黑石为墙、色如墨”，妍媸混淆的国家，素有“俊人”之称的马骥自然被看成极丑的“噬人者”。

甚至他所到之处，“以为妖，群哗而走”。马骥吃醉了酒，以煤涂面作张飞，居然被看作是最美的，被引见国王，官拜下大夫，受到宠爱。久之，众人窃议其面目之假，马骥遂弃官而去。罗刹国的描写中，以谐趣、幽默乃至有点恶作剧的笔墨，蕴含深邃的哲理、愤怒的批判。罗刹国诸事极为可笑，极不合理。如执戟郎家中的歌舞场面：“貌类夜叉，皆以白锦缠头，拖朱衣及地，扮唱不知何词，腔拍诙诡。”从扮相到唱腔唱词，皆丑到极点，却被视为美得很。作家的描写是平静的，冷静的，甚至是冷峻的。正因为这样客观和冷静，才使得这畸形世态格外发人深思。

如果说，罗刹国寓言式地抨击了世俗的丑恶，那么可以说，海市则诗意化地表露了作家的理想。在罗刹国因俊美受到妒忌的马骥，到了龙宫，以他的秀外慧中获得了龙君的宠幸。娶公主为妻，不仅夫妻恩爱，而且得以施展才能，“龙媒之名，噪于四海”。但马骥不因富贵荣华而“乐不思蜀”，而是萦念年老的父母，并毅然离开美好的龙宫和爱妻，返回人间。贤慧善良的龙女“不以鱼水之爱，夺膝下之欢”，且为他“不蓄兰膏”“久辞粉黛”“之死靡他”……自“海市”至全文结束，作品中充满了一种喜悦、庄重的氛围。

在这里，蒲松龄借龙宫这个虚拟的所在抒发出他的人生理想：贤明的君主——像龙君那样爱惜人才；如鱼得水地成栋梁之材——像马骥那样雄才得展；夫妇互守贞义，孝养父母，儿女成才——如马骥和龙女那样既重夫妇情爱，又重道德伦理。无庸讳言，这样的理想，尽管是以十分优美深沉、令人回肠荡气的笔触抒发的理想，却仍不免是最符合封建道德的理想。海市龙宫是作者理想的寄托。这里一切事物既有水府的特点，又笼罩着一种神秘、奇特、美妙的气氛。宫殿“玳瑁为梁，鲂鳞作瓦，四壁晶明，鉴影炫目”；马骥写文章时被“授以水精之砚，龙鬣之毫，纸光似雪墨气如兰”。尤其令人心动神移的是马骥和龙女那种抒情诗般款洽、小夜曲般美妙的婚姻生活：

宫中有玉树一株，围可合抱，本莹澈如白琉璃，中有心，淡黄色，梢细于臂，叶类碧玉，厚一钱许，细碎有浓阴。常与女啸咏其下。花开满树，状类薝蔔。每一瓣落，锵然作响，拾视之，如赤瑙雕镂，光明可爱。时有异鸟来鸣——毛金碧色，尾长于身——声等哀玉，恻人肺腑。

第一、二两个“何若”，将罗刹国与海市的环境作比较；三、四、五等三个“何若”从马骥在两国的政坛沉浮将两国的政治作泾渭分明的对照；最后两个“何若”将马骥在海市龙宫的雄才英姿同在罗刹国的狼狈不安相照应。但明伦的分析可以说抓住了这个聊斋故事之所以成功的关键。除此以外，《罗刹海市》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巧妙地把两个虚拟的海外奇景融合在一起，艺术地表现了作家蒲松龄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求，情节跌宕有趣，场面摇曳多姿，人物活灵活现，语言于华丽中见雅洁。凡此种种，使《罗刹海市》成了最脍炙人口的聊斋故事之一。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