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同住的孙局长已经退休了四五年，我们以前是同事，县城就这么大，很多同事都住在一个小区。正是这样，我时常和孙局长在一起打牌下棋，才对孙局长的母亲，这位享受厅级医疗待遇的传奇老太太有了更多的认识。
老太太去世了，老孙一家既不披麻，也不戴孝，反而是忙完丧事后，到酒店订了一个大桌，一家人大小十多口子，在饭店高高兴兴吃了一顿饭。
孙局长的母亲还真不是一般人，应该是1950年或者1951年前后，18岁不到就报名参了军，跟着部队去了朝鲜。按说孙局长的母亲年龄不够不能参军，但那时候她在上学，有文化，破例就跟着去了部队当卫生员。
孙局长的母亲讲，那时候条件艰苦，就是跟着带队的军医学了一个月的伤口处理和包扎，知道了头痛发热拉肚子的要用什么药。但是到了前线学的知识也基本用不上，一般的头痛脑热战士们就扛过去了，实在扛不去的自己也治不了，因为经常断药。
孙局长目前在朝鲜前线待过，也救治了不少的伤员。战争结束后，孙局长的母亲并没有马上回国，还是在朝鲜待了两年才回来。回来不久，就和孙局长的父亲结了婚。
回来后，孙局长的母亲就参与组建我们当地的县人民医院，成为县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到了70年代就已经是县医院的负责人了。
到了80年代初，还不到退休年龄的老太太坚决不干院长了，说是现代医疗进步太快了，看病都是用仪器，自己文化低，根本干不了院长，救死扶伤的事开不得玩笑，并力推年轻人担任院长。
组织上考虑老太太贡献大，还有接近五六年才退休，就安排老太太去做县养老院的院长。但是老太太坚决不同意，说自己怎么也不当官了，就安排个一般的工作就行。
实在拗不过孙局长的母亲，当时组织没办法，就给老太太安排到了烈士陵园当负责人。老太太也妥协了，毕竟烈士们都是为了革命牺牲的战友。老太太每天早出晚归，比在医院还忙。就是整理烈士的资料，当时很多烈士只知道是我们当地的，但找不到后人，老太太就翻档案和资料，为这些烈士找后人。
后来，每年的重大节日，县里的几所学校就找老太太作报告。由于老太太经历过战争，所以讲的效果非常好，这一坚持就坚持到接近80年代末老太太退了休。
退休之后的老太太也没闲着，烈士陵园寻找烈士后代的工作她一直干着，雷打不动的还有就是到学校去作报告。
由于切切实实对革命有不小的贡献，所以孙局长的母亲享受的是厅级的医疗待遇，在省城大医院都可以享受高干病房。
我们去孙局长家打牌下棋，老太太还给我们“上课”，说退休了还是要干有益于革命的事。老太太对这个医疗权利却漠不关心，说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县医院能看的病就看，县医院看不了的病坚决不看，自己比起来牺牲的战友们，享福太多了，不能再糟蹋国家的钱。也许正是有这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老太太八九十岁眼不花耳不聋，有时在老孙家吃饭，老太太还要喝上半两白酒。
孙局长的父亲去世比较早，大概90年代就去世了。老太太有一儿一女，都在县里居住。孙局长先是在乡镇工作，后来调到了县里，应该是2017年前后，在教育局局长的位置上退的休，退休之后，就有了更多的时间照顾老太太。
孙局长为人一直十分谦和，无论是遇到以前的同事还是邻居，都是热情地打招呼，如果不介绍，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是县里的教育局局长。
孙局长为人十分的孝顺，冬天只要天气好，就带着老母亲去公园晒太阳，这时候我们就知道，约老孙打牌下棋肯定约不出来。孙局长的母亲爱吃粗粮，老孙就让亲戚给自己留了半晌地，种了些红薯、玉米和高粱，也不打农药，时不时就开着车带着老太太回老家收拾庄稼。
前两天晚上，突然接到老孙的电话，说自己的母亲好像不行了，突然开始说胡话，说她的战友们来接她了，喊我过去帮忙，我到的时候120已经到了，就跟着去了医院。其实还没到医院，老太太在车上就已经走了。
老太太走得十分安详。
孙局长十分悲伤，一时有些无法接受。孙局长的妹妹一家很快也来到了医院。
老孙很快平复了心情，他们家里人商量说要按照老太太的意思办，不通知单位，不惊动亲朋好友、不设灵堂、不走形式、一切从简、不收礼金。只通知两家的后辈和几个至好的朋友。
第二天一大早，老孙和妹妹家的晚辈就到了医院，我和几个要好的同事跟着帮忙送了老太太最后一程。由于一切从简，上午就把事情办完了，没有披麻戴孝，没有哭天喊地。
中午的时候，老孙和妹妹一家人就在酒店订了两桌酒席，老孙一家甚至没有悲伤的气氛。
老孙说自己的母亲虽然前半生操劳但后半生享了福，老人生前自己和妹妹都竭尽全力尽了孝心，别说大病大灾就是感冒都少有，92岁是寿终正寝的喜丧。
不得不说，老太太有福气，老孙一家也有福气。现在我们这边老人去世之后，大操大办成了风气，又唱又跳、又吃又喝，像老孙如此通透的，太少了。丧事从简，并不意味着儿女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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