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红与黑两种基调来描绘晚清最显赫的红顶官商盛宣怀，红该占几分，黑又该占几分？

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黑哥愿意用五五分，一半红一半黑，一半好一半坏来描绘盛宣怀。

盛宣怀的红，在于他能在千难万险的动荡乱世，干出大事，成就大业，这是需要大智慧，更需要相当的坚韧与担当的，但在干大事的同时，盛宣怀总让人感觉他的身上覆盖着一层阴暗势利的黑暗外衣，《剑桥晚清史》曾这样评价他——盛宣怀是重官轻商的，创办工业企业是次要的，他主要关心的是在官场上飞黄腾达；当年的上海滩更是有人讥讽他，说他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以官欺商，以商养官，趋利如虎，算计如狼，害过的人远不止胡雪岩一个。

许多百年传奇人物就是这样，透过红，看到的往往是黑，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盛宣怀的这一面——

盛宣怀，1870年进入李鸿章幕府。最初，李鸿章对他并不十分器重，只让他担任了行营内文案，兼营务处会办，后来又将他调任陕甘后路粮台淮军营务处会办。

办理这些小差事，盛宣怀很快就呈现出了做大事的潜质。盛夏炎暑，他往往一日驰骋数十里，不叫苦不叫累，更难得是的，办差草拟文稿，他常常能够万言立就，而且所言十分有见地。

因为既有实干的精神，又有实干的才华，李鸿章渐渐地便对他刮目相看了。

盛宣怀对时局风向的敏感度很高，1872年，当得知李鸿章有创办北洋自己轮船局的主张后，他迅速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极具前瞻性的关于如何组建运营轮船局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轮船章程》。

在这份报告中，盛宣怀周密细致地拟定了六条章程，并且着重提出了“重商情”、“商本商办”的思想，在当时，李鸿章认为他的主张太激进，不符合朝廷“官本官办”的设想，因而没有采用。

然而，在官办思路的指引下，初创的轮船局仅仅只经营了几个月，便陷入了停滞的困境。

这时候，盛宣怀开始发光了，他先前的主张受到了李鸿章的重视，但他本人却没有因此成为这项事业的主导，原因很简单，此时的盛宣怀尚没有足够的实力。

轮船局改用商办的思路后，李鸿章将总办一职交给了当时上海滩的著名买办大商人唐廷枢，会办一职则交给了同样是上海滩著名买办大商人的徐润，而29岁的盛宣怀只能屈居二人之后，负责官商之间的联络、协调工作，总之，此时的盛宣怀是叫好却并不叫座。

盛宣怀虽然失落，但失落并没有影响他一如既往地进取。

1876年，盛宣怀再次为轮船局立下汗马功劳。

那时候，旗昌、太古、怡和三家洋行垄断着中国沿海和长江内河的货运业务，尤其是历史最久，实力最强的旗昌，为了打压轮船局，一度把水脚费用砍去了一半。

三年恶战下来，轮船局被压制的很惨，而旗昌也出现了严重的亏损，面对两败俱伤的困局，旗昌新上任的老板产生了将旗下轮运资产卖掉的念头。

得知这个消息，唐廷枢、徐润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费资难筹的现实却又让他们难以抉择。

然而，盛宣怀却主动迎难而上，他先是北上去找李鸿章商议，但李鸿章以当前华北赈灾是头等大事，难以筹款为由拒绝了这个蛇吞象的计划，但盛宣怀没有放弃，紧接着他又南下去找时任两件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桢。

盛宣怀以“此局关系国防大计、江海利源”的慷慨陈词最终打动了沈葆桢，沈葆桢答应从他的藩库里筹银50万两，再由他和李鸿章会同奏请朝廷，由江苏、浙江、江西和湖北各省拨款，把共计100万两的官款存入轮船局账户作为贷款。

筹得这笔关键巨款后，在盛宣怀的大力推动下，1876年12月31日至1877年1月2日，轮船招商局与旗昌轮船公司最终签订收购合同，轮船招商局以总价222万白银收购旗昌所有产业，收购合同约定，轮船招商局须在1877年3月前向旗昌支付120万两白银首付款，其余款项在随后五年分期付清。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中资企业并购外资企业的成功案例，在当时影响极大，很是扬了国人的志气。

但立下头功的盛宣怀非但没有因此在轮船局高升，相反还遭到了朝中顽固保守派的弹劾。万箭射来，虽然有唐廷枢、徐润等人站出来力挺，但因为恶言太甚，1882年，盛宣怀还是黯然离开了轮船局。

看以上的盛宣怀，他无疑是红的，令人钦佩的，但仅仅过了一年，40岁的盛宣怀即呈现出了红里透黑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