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开国大典陆军方队领队李水清将军
前段时间，胡伟东同志来电话告诉我说，已经找到李水清将军，并且联系好了采访的事宜。希望我有机会去北京采访李水清将军。
昨天，受组织委派前往西欧考察。2004年4月14日一早乘火车到达北京，田浩早早在站台等我，一下火车，他帮助我拿行李出站，上了停在车站广场的私家车。
我打电话约好胡卫东，开车接上他后直奔老红军李水清家。在车上我与胡伟东聊到前期在北京近一个多月的寻访江西籍老红军过程中，一直未能找到李水清将军，我对胡伟东说︰“多亏你努力，太谢谢你了。”
李老住在西四东大街大拐棒胡同第二炮兵干休所，见我们到来，张秘书领我们在客厅坐下，他去请首长与我们见面。
过了一会，李水清将军出来与我们大家握手，并叫张秘书泡茶。李老带我们看了客厅墙上挂着的各时期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接见照片，并讲述当时的情景故事。他还拿起放在桌上的台历照片说：“这是我去年参加几次重大活动的照片，有几张是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的，我挑出来做成台历，你们看看，并翻出了一些历史照片。其中，开国大典的照片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当年李老是师长，带领全师12个步兵方队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我们大家都要求李老谈谈当时的情景，李老对张秘书说：“你去把原先写的几遍文章给小戴”。
张秘书拿来印好的几篇文章给李老，李老转手交给我说：“你拿去看看，能用就用”。
文章是李水清将军几个时期革命的回忆，给我这次出国旅途增添了学习了解李水清将军的机会。
李老是江西省吉水县阜田乡水南村人，1917年11月3日出生。1928年成立乡苏维埃政府时，11岁的李水清担任了儿童团长。1930年8月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李水清在独立五师第二团任战士、班长、排长、团部青年干事兼司号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巡视员、敌工干事、宣传队长、第十三团指导员，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并参加了十七勇士连强渡大渡河战斗。陕北直罗镇，三城堡战役和东渡黄河。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十四旅教导员、第七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兼任涞水县委书记、第七旅副政委、第五旅政委等职务，参加了平型关和百团大战等。
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五旅政委代旅长、第一九九师师长，参加了平津战役。解放张家口、太原战役。
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副军长。回国后，担任第六十七军军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主持司令员工作）。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担任第二炮兵司令员兼第二炮兵党委第一书记。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他在回忆长征中强渡大渡河战斗时写到：“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了大凉山彝族地区时，我当时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任队长，一天，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把我叫去，他操着江苏口音说：“红一团在杨得志团长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敌人两个连，并缴获了几只渡船，控制了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正准备组织渡河战斗……”。接着他拳头一挥提高嗓门说：“强渡大渡河战斗不但关系到红军渡河的成败，而且关系到长征的成败，关系到将来中国革命的成败，因此，军团首长决定由你带领宣传队迅速赶到红一团，向渡河部队进行慰问，并参加他们的战斗动员……”
回到宣传队，我把朱瑞主任交待的任务向宣传队的同志们进行了传达，大家听后个个摩拳擦掌，兴高采烈整装出发。我们赶到红一团时，杨得志团长又热情地与大家一一握手，并笑呵呵地说：“欢迎你们来”。这时第一营营长孙继先也在一旁，我们相互问候后，孙营长带领我们到了担任突击队任务的第二连。
连长熊尚林同志是江西高安人，他出身贫苦人家，比我大两岁，我转达了军团首长对第二连指战员的问候，然后把朱瑞主任讲的这次渡河战斗的重大意义原原本本地向他们进行了传达。熊连长立刻带头宣誓并高声说：“坚决完成任务”。挑选出来的渡河勇士们也高声复诵着……
我看着这些充满激情的战士，随手向他们发了慰问品，每人一条印着“祝君平安”的白毛巾，一个搪瓷碗。奖品虽然不多，在当时物资贫乏的条件下，可以说已经是很重的奖赏了。连同连长熊尚林共发给十七位勇士，还给了孙继先营长一份，勇士们接过慰问品，那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发完奖品后，熊尚林连长带领我们来到渡场，只见大渡河地势十分险要，两岸高山耸立，峡谷峭陡，安顺场这一段河宽一百多米，水深流急，浪声轰鸣，蒋介石就是想利用这一天然屏障，把我红军阻在大渡河南岸消灭，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安顺场街上到处写着活捉朱德，毛泽东的标语，我们看见很气愤地说：“看看究竟谁活捉谁”。
1935年5月25日，强渡大渡河战斗开始了，“十七勇士”乘一只小船，在团轻重机枪和军团两门九二步兵炮火力支援掩护下，连长熊尚林手举驳壳枪指挥渡河，他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一面射击，一面在波涛颠簸中划向对岸。“十七勇士”登岸成功。他们以手榴弹和白刃格斗迅速击溃守敌，控制了对岸制高点，为红军主力渡河扫清了障碍。
这次战斗，熊尚林连长那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38年我们在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时，上级派熊尚林同志到我营任营长，我任教导员。我们在一起并肩带领部队作战，又相处了两年多。他确实是个好同志，政治坚定，思想意识好，组织观念强，作战勇敢，关心团结同志。1940年，他调到平北工作，意外牺牲，为祖国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人们称李水清将军为虎将，这是在一次战斗中，由于他的机智、果断、带领全师立下了赫赫战功而得名。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将山西省会太原包围。太原位于晋中盆地北部，东倚罕山，西靠汾河，南为平川，北枕山丘。从三十年代，阎锡山就在太原搞永久性的筑垒。日寇占领太原后，为长期霸占控制西北数省目的，在原基础上花样翻新。
日寇投降后，阎锡山回到太原，又大规模增修城防，使太原成为国内少有的坚固设防城市，在太原四周地区百里防线内有5000多个大碉堡，这些碉堡名目怪异，有的叫梅花碉，有的叫人字碉，有的叫好汉碉，有的叫老虎碉，还有以阎锡山命名的百川碉（阎锡山字百川）。把太原变成了一个军事要塞。
美国一位记者曾经这样描述太原：“任何人到太原，都会成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高的，低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密集火力网”。阎锡山曾吹嘘说：“地球转动一天，我们的工事就要加强一天，要把每个主要阵地都修成经得起一万发炮弹的永久性工事”。
在这些碉堡里，驻着8万5千名守军，有600多门大炮。在这个防御体系里，卧虎山是阎锡山的特别经营的太原城的看门虎。
卧虎山，顾名思义，形似卧虎，在太原城东北角，离太原城十五、六公里，三面环山，山地下掏成了蛛网似的坑道体系，可以藏兵，可以运兵，可以出来，可以退守，似一座地下迷宫，每一根铁丝网都是一根神经。两头连着碉堡，太原守敌东北区总指挥第十九军军长曹国忠亲率5000多人在卧虎山坚守。阎锡山吹嘘说：“共军三个军一个月也功不下卧虎山要塞”。
我军总前委决定主攻方向避开卧虎山，而从北面，南面进攻太原，战役计划决定，监视卧虎山，然后再将攻打卧虎山的任务交给了第二十兵团第一九九师，师长李水清年仅32岁。
当时受领任务在太原北面相隔10多公里远的一座塔上，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和师长李水清正用望远镜观察卧虎山。杨成武放下望远镜指示说：“要用突然的动作，一下子攻到卧虎山下，把它全包围起来，等待主力攻取太原，你们再拿下卧虎山”。
说完，李水清师长随杨成武司令员走下了塔，刚到下面，一发炮弹不偏不倚在塔顶上开了花，整个兵团高级干部就差这几秒钟，便在塔顶结束戎马一生。这发炮弹留在了李水清师长的记忆里，也同样留在杨成武司令员和其他兵团首长的记忆中。
外围战打得很顺利，但攻取太原，直插敌人外围防御的纵深，从里面开花，是杨成武提出来的，彭老总接受了这个建议，而李水清在整个兵团的序列里，更是捷足先登，他带领第一九九师官兵，只用一个晚上，便从15公里外插到了卧虎山下，绕过了敌人庞大的防御阵容，似一股旋风出现在卧虎山的枪口，炮口底下。
按上级交给的任务，他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但他觉得仅仅围起来还不够，他要占领一个桥头堡。
卧虎山下有很多小山头，他决心占领一两个小山头，作为以后进攻的出发阵地。
星光下，李水清师长亲自到前沿看地形，他用十分高明的战术眼光选取了桥头堡的位置，桥头堡与卧虎山本体之间，是一道道电网，电网后是星罗棋布的碉堡群。
他派出第五九六团第七连摸过去占领桥头堡，但他又担心一个连过去怕被敌人“吃掉”，但为了战役大局，他又不得不这样做，他伏在敌人的战壕外边，目遂第七连指战员葡匐前进。
这个连直接摸过外壕，爬上了小山头，窜过了电网，搭起人梯爬上峭壁，过了一会，一个战士回来报告，占领了一个碉堡，抓住了几个敌人，其中俘虏里居然有敌人的一个师长和一个副师长。
这么顺利的胜利，出乎李水清师长的预料之外。
按照战争惯例，打开敌人坚固的阵地的突破口，是要付出巨大的牺牲的，现在兵不血刃，就轻易打开了，他决心巩固这个突破口,一个连在上面，敌人如反扑，很可能就会被敌人挤出来，他忙调第五六九团第三营全部上去，巩固已占领的碉堡，把突破口撕大一些。
他这样做已违背总前委的围住待攻的计划，他向军部作了汇报。他还只是想要巩固突破口，还没敢想就势夺取卧虎山。当他得知第三营上去后发展顺利，他头脑里马上闪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要攻打卧虎山。
改变前委计划，责任重大，根据敌我双方情况分析，他敢负这个责任。他只觉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稍纵即逝，他抓住机会，衡量才气和胆量，他连夜召集紧集会议，政委不在，到会的只有副师长、参谋长和作战科长等。他们分析了卧虎山的敌情，明确了总前委规定先攻太原后打卧虎山的指示，大家统一了思想，认为现在攻打卧虎山是一个好机会，应灵活机动，敢负责任，抓住战机，打。
李水清说：“采取稳打，第五九六团占领西区，第五九五团贴着第五九六团向中区发展，打下西区、中区，准备明天敌人反击，抗击一天，准备失去中区，巩固西区，明天夜晚全师从西区进攻，有把握打下中区，甚至打下东区。
会议5分钟就结束了，大家认识统一了，李水清向军首长报告，值班军首长不了解情况，强调总前委先打太原，后打卧虎山的指示，认为他们现在行动有些冒失。
但李水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也不冒失，根据情况，地形他已下了决心，当前等于打开了突破口，如果失去机会再打，就会增加我军伤亡，拔掉了这个钉子，能支援主力攻打太原。
李水清吩咐，电话兵拆掉电话机，跟着第五九六团前进，部队钻进了纵横交错的地区，顺着地道，敲开了碉堡的后门，当他随部队推进到西区山脚时，第五九六团已经拿下了西区全部阵地。他叫电话兵装上电话，铃就响了。
“情况怎么样？”这是兵团司令员杨成武的声音，军里已向兵团报告了在卧虎山发生的情况。
“我们现在占领西区全部阵地，第五九五团正在攻打中区”“打得好，这个战机抓得好！你今明两天两夜能不能把卧虎山打下来？”杨成武司令员问。
“明天上午全部打下来！”李水清此时觉到自己的行动合法化了，胆子更大了，这么快就打下了西区，他决心更快地夺取胜利。
“我告诉200师配合你们战斗”杨成武司令员说。
李水清放下电话，又对副师长和参谋长说：“杨司令说我们打得好，叫我们两天两夜全部打下来”。他们听了都很高兴。
战斗的进行，比李水清想象的还要快。
第五九五团的三个战士组成战斗小组，顺着地道七钻八拐，一直往山顶上摸去，鬼使神差地竟摸到敌人军长曹国忠的指挥所，见三个战士进来，曹国忠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法理解，问道：“你们是哪部分的？”
“你别管！”
“你们有多少人？”
“你别管！”
三个战士冲进指挥所也不占优势，但他们每人手里都举着拉开了弦的手榴弹，全是拼命三郎似的立在那里，曹国忠的卫士、参谋、处长们全被镇住了，没有一个人敢动一动。
“你们缴枪不缴枪？不缴枪，我们就拉了”。
敌人被这一声叫喊，曹国忠拿出了早已写好的投降书。
曹国忠带着一帮人走出指挥所，才知道俘虏他的只有三个战士，他十分生气，这股子气直到李水清亲自审讯他时还没有消下去。
天亮了，部队打扫战场清点，俘虏敌人5000多人，第一九九师投入两个团，总共伤亡200人的代价取得了攻克卧虎山要塞的胜利。
由于提前攻克了卧虎山，拔掉了敌人的一颗大牙，大大加速了兄弟部队对太原战役的进程，24日晨，红旗插上了太原城头。
李水清将军又拿着开国大典前夕，他站在军旗旁带领全师1812人组成的十二个方队，准备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照片给我们看，脸上露出了喜洋洋的笑容。那留在历史上的丰碑和刻在心头深深的记忆，却仿佛就在昨天。
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仪式上，32岁的李水清作为第一九九师师长，带领着十二个步兵方队，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那铿锵有力，整齐如一的步伐，如不息的战鼓无时不在感撼着我。激励着我。
李水清将军谈起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情况:“记得1949年4月，我们刚参加完解放太原的战役，调防到天津塘沽不久，就接到上级要我师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命令。于是，我和政委李布德便带领部队，，匆匆赶赴北京市的北兵营（今北苑），开始了紧张的阅兵集训。
训练中，朱总司令曾两次来到北兵营训练场，看望集训部队，朱老总说：“同志们，在开国大典上，你们的形象，就是中国军队的形象，你们的军姿，就是中国军队的风貌，希望你们努力训练，以良好的姿态展现在中国人民及世界面前，你们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的行为，直接影响着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朱老总转头望着我。我坚定地回答：“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以优异的成绩向开国大典献礼。”
在训练中，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元帅以及陈毅、贺龙元帅、粟裕大将都曾来看望过集训部队。
首长们的鼓励，使战士们越加努力的刻苦训练，一个动作练上千遍地重复，白天时间不够，就晚上接着练，大家积极性特别高，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8、9月份，我们步兵方队和炮兵、坦克、骑兵等方队曾在西苑合练过两次。9月25日深夜，受阅部队全部拉到天安门广场实地预演了一次，算是最后定型。
这些参加阅兵的1812人是从全师一万多人中优中选优挑出来的，许多战士写血书要求参加。实在是名额有限，我和政委做同志们的工作，给战士们讲清，无论是参加与否，前方后方，第一九九师全体指战员都是方队一员，同样光荣。为防意外，又选拔了200人的预备队。
9月30日，大家停止训练一天，作好阅兵前的准备工作，晚上，所有参加方队人员，拿出了崭新的军装，放在床头，把美式冲锋枪擦了又擦，真是一尘不染，不知谁发明了用机油擦在钢盔上，钢盔更加明亮，效果非常好。
10月1日早晨，部队登车，几十辆大卡车载着2000多名阅兵队员，从北营一路向天安门进发。我们预定位置在天安门东长安街北京饭店门前。站在队伍最前方的是掌旗兵李少卿，之后是4名护旗手，这都是我亲自选拔的精干小伙子，我和政委并排站在此后，是步兵领队。身后是我们师12个方队，方队是12人一排，共10列120人，每个方队前面有一名掌旗兵高举八一军旗，4名护旗兵，2名领队，12个方队在北京饭店门前向东一字排开。加上12面鲜艳的八一军旗迎风拓展，非常雄壮，气势壮观。
上级规定12点前到达指定位置，部队列队完毕后，师参谋长阮长庚向我报告说：“部队按预定位置列队完毕”。我掏出怀表看了看，对政委说：“现在还不到12点，提前了20分钟”。12点刚过，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元帅驱车检查受阅部队。
下午三点准，开国大典的仪式正式开始，只听见“轰！轰！轰！…… ”54门礼炮齐鸣28响，这28响的礼炮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不屈不挠的28年革命战争历程。
我们从扩音器里听见了庄严嘹亮的国歌，过了一会传来了毛主席带着深重的湘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此刻从广场方向传来了惊雷般的欢呼声，我的浑身热血沸腾。阅兵式开始了，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朱总司令驱车检阅部队，当朱总司令的车子从步兵方队前缓缓驶过时，我和战士们一起，从胸腔中喊出了积蓄很久的声音：“为人民服务！”
然后分列式，我们前面是海军组成的方队，接着就是我们第一九九师组成的步枪方队，轻机枪方队，重机枪方队，82追击炮方队，冲锋枪方队，通信工兵等12个方队。当我们进入到天安门中轴线东侧150米的白线划定的正步区时，我下达了正步走的口令，并向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举起了右手敬礼。
在通过天安门城楼时，我努力地睁大眼睛，看见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高大的身躯，在向我们招手致意，站在他身边的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毅，贺龙等领导人也在向我们挥手致意。
我眼睛开始模糊，热泪情不自禁地顺着脸颊滚滚而下，耳边只听见：“咣、咣、咣”战士们整齐划一的脚步声。走过300米的正步区，方队进入府右街，我的思绪仍然停留在天安门城楼前。
整个阅兵式历时2小时30分，我将永远记住这一天，这是我们开国大典的一天，我们胜利的一天。"
李水清将军最后说：“今天我们迎来了全国人民的胜利，我们走过来了，但为了全国解放，有多少战友献出了年青宝贵的生命，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由于同行出国同志催促，我依依不舍地告辞了李水清将军，并说:“有机会一定再来采访你。”
2005年，我再次见到他时，是在人民大会堂《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期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大会上，李水清代表抗战老战士发言电视直播时的英姿。
“三顾茅屋”访老红军曾广昌
2005年11月17日一早，余安翔来宾馆接我到吉安军分区干休所（红军村）采访，到老红军曾广昌家时，见到了曾老。我这是“三顾茅屋”，第一次来红军村，曾老去了北京儿子家，第二次来红军村，曾老八点外出到下午也没有回来，又错过了采访，这次如愿以偿。
曾老听说我是第三次来，乐呵呵地说：“有缘就能相会”。他给我倒了杯茶，坐在客厅内与我聊起了他的经历。
曾老说：“1915年我出生在江西兴国县崇贤乡，从小在家放牛，兄弟五人，上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三个弟弟，哥哥比我早参加红军。他在福建建宁县时，由于生了重病回到家乡。红军长征后，被迫离家在外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杀，直至解放才回到兴国。
我开始在儿童团，1932年我17岁，参加了工农红军，参军后分在红军卫校学习，毕业后分到瑞金红军医院实习。
1934年红军长征时，我分在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卫生队做卫生员。部队从湖南到贵州再到四川，二次攻打遵义我都参加了。随后跟着部队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
打土城部队伤亡很大，有三四十個重伤员需要锯胳膊锯腿，当时部队沒有麻药，就连消毒的酒精也沒有。我就用在三渡赤水时从土豪家中灌的烧酒为伤员消毒，同時让伤员喝醉，趁着酒劲，伤员末醒酒时锯胳膊锯腿。
我所在的红四团是最能打的一个团，抢渡大渡河是我们团打先锋，夺泸定桥是我们团冲锋在前。我记得，上级命令我们红四团在天亮前要赶到泸定，我们一夜走了120多里，连敌人都不敢相信红军会来得这么快。
泸定桥是铁索做成的桥，上面原来用来通行的木板被敌人拿走了，桥下是滚滚汹涌的大渡河水，就是空手走过去都很难，团里命令每人想办法搞一块木板，在强攻时铺在桥上让后面部队过去。我找了好久找到了一块大门板，送到桥边。
经过红军的浴血奋战，我们打退了守桥敌人，占领了泸定县城。县城就紧靠桥边，过桥后，部队在泸定县休整，我住在泸定县江西宾馆。第二天，召开了动员大会，布置翻过雪山后与第四方面军会合的事项。
曾老最后说：“在长征中仗打得最多的是在贵州、云南，最惨烈的是在湘江的战斗，最难最苦的就是过雪山、草地。我们红四团在长征中不知走了多少里，人说二万五千里，我们是先锋团，前面要打开敌人的围、堵，后面有紧急任务，又要折返回去阻击敌人”。
曾广昌于1915年2月出生在江西兴国县崇贤乡。1932年8月参加工农红军，1936年12月入党。參加了中央红军二萬五千里長征。
历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卫生所长，红二十八军第三团卫生所卫生队长、八路军第一二0师第三至第九旅第七一八团医生、延安留守兵团野战医院医生、热河省林西分区卫生处医务主任、乌丹军分区卫生处卫生处长。第十一纵队第一四四师、第一六一师卫生部长、军委公安后勤卫生部医政科科長、军委公安一二一疗养院院长、济南第六野战医院副院長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959年晋升上校军衔。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从老红军曾广昌家出来后，我又重访了红军村健在的王恒，程建强、叶冰、曾政、胡桂香，彭渤老红军。他们见我的到来，特别的高兴，特别是今年96岁高龄的老红军彭渤，拿出了11月14日的吉安晚报给我看，报纸头版刊登了“当年一腔热血驰骋战场，今朝慷慨解囊建设家乡”的报道，彭老的小女儿在北京工作，正好在家巧遇，她是父亲专门从北京叫回家来为家乡捐款的。
彭老是江西泰和县上官田村人，18岁离家参加了工农红军，老家也没有亲人，可他一直情系着家乡父老乡亲，曾多次为家乡建设捐过款。上官田村只有五十年代的机耕道，经过50多年的风雨侵蚀，已破烂不堪。
最近禾市镇修了一条环绕道路，上官田村离该路只有600来米，为了改善村民们雨天一步三滑，晴天泥土飞扬的行路日子，在彭老的带动下，远在北京，上海工作的儿女特意赶回家来为家乡修路奔忙，捐资十万元给村里修路，村民们被彭老精神所感动，纷纷出力投劳，修建了一条长600米，宽3米的水泥路。
我们被彭老义举所感动，对他更加崇敬。现视力不清，行动不便的彭老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虽然我不能去走这条路，也看不清这里的变化，但我心里清楚，修了路，给乡亲们带来了方便，给他们致富创造了条件。”
在军分区干休所核实好老红军简历后，我又赶往不远处的吉安市干休所。在贺所长，小周的陪同下，对健在的老红军夏精才，真房、田瑛、谢元珍进行了回访和录像。在回南昌的路上，我心绪万千，只短短两年多时间，在采访的老红军中已有9位逝世。促使我抓紧时间寻找健在的老红军。
第三五九旅老战士龙辉
2004年11月12日 一早，吴峰开全顺送我去上海市老干部局联系采访的事，到达上海市老干部局，经联系，负责同志都去学习了，我只好改去上海市政立路海军干休所。上海城市真大，加上车多，汽车一来一往，到达政立路海军干休所已经是11点了。吴峰放下我后，他要去市区办事，约好下午来接我。
我径直找到老红军龙辉家，龙老住在进大门靠右边第一栋一楼。我在电话里与阿姨聊过几次，她也欢迎我到上海来，今天不巧得很，她去医院，没有见到她，我和龙老在客厅聊起来了。
龙老告诉我说：“1915年6月我出生在江西永新县里田镇九西村。1931年8月1日15岁，在儿童团参加县里接受检阅后，我要求参加了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党。参加过苏区反国民党“围剿”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土地革命时期：任红六军团通信员、班长、排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卫生队队长。
解放战争后：任第六师卫生部部长。
建国后：任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卫生处处长、海军后勤部卫生处长海后秦皇岛办事处副主任等职。
龙老与我谈起了参加红军在苏区的斗争和长征中的亲身经历时说：“我当时在湘赣苏区肖克、王震、任弼时领导的部队。1934年8月7日，为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战斗，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离开永新后，一路上是打出来的。前去洪湖与贺龙领导的湘鄂红军会合，敌人加强了湘赣边的封锁。
西征队伍进入贵州境内后，由于缺水少粮，战士们吃着野菜、喝着马尿，我患上了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加上左手受伤发炎疼痛，身体极度虚弱。王震知道我的病情后，将自己的马让给了我骑。我扒在马背上，看到首长跑路心里又觉得不是滋味，便以肚子忍受不了马背的颠簸为由，翻身下马，为跟上队伍不掉队，就使劲拉着马尾巴极尽全力翻越了两座大山。
没过多久，拉肚子弄得身疲力尽，实在支撑不住，一头栽在半人高的草丛里，昏迷了过去。幸好被后来赶上的收容队发现，看还有一丝热气，被抢救了过来，醒过来之后，才知道自己是重病落在了大部队的后面。
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坚持行军不打退堂鼓,与病魔作斗争。经过两个多月的转战。终于与红三军团（后为红2军团）在贵州省的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红二、红六军队开始了长征。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离开湖南桑植的刘家坪、轿子垭地区，开始了震惊中外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我在红六军团卫生部任看护排排长，左手带“彩”进行长征。要说最艰难的还是乌蒙山区回旋战的57个日日夜夜。
1936年2月底，敌人以100多个团的兵力围堵长征进至贵州西南部乌蒙山区的红二、红六军团，我们拖着敌人在山区转圈。为击垮敌人，红六军团的将士们英勇奋战，顽强拼搏，一次次地打败敌人的围攻。
每一次战斗结束，我们医疗队的战友们最忙碌，帮助受伤的战友们清理伤口，由于过分地疲劳，我都几次累得快昏过去了，几天下来，体力渐渐不支，从前卫部队掉队到了后卫收容队。我和战友们一样，就是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翻越了乌蒙山区的一个又一个山岭，随大部队一起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1936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
特别是谈到延安南泥湾大生产时，龙老不久前回到南泥湾，他说：“现在南泥湾变了大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条件好了，在纪念馆参观时，展览中当年留下的照片和一些物品，构起了我的许多回忆。讲解员在讲解中有些不确切的地方，我还帮助纠正了多次”。龙老笑着接着说：“后来她听我讲当年的故事，我变成讲解员了”。
龙老对我谈起了当年南泥湾的情况：“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延安，延安的物资和粮食都很困难，为了支援抗日前线，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到了延安各地考察，最后定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
我当年在第三五九旅，这个任务就交给了第三五九旅，我们驻进了南泥湾，南泥湾只有三四户人家，森林很密，野生动物也多，有狼、有老虎、有豹子、狗熊。我们要送信出去，送信的人骑着马、骡子出山，有时老虎、豹子跟着马追，我们就开枪打。
有一天晚上，几只豹子跳进了我们的羊圈，咬死了几只羊。晚上睡觉要关好门，出外小便都要防止狼、虎的袭击。在南泥湾一边生产，一边防野畜，还要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第三五九旅三个正规团，一个警卫团，一个特务团，正规团分了一个保卫延安，两个团在南泥湾搞生产，胡宗南在户县驻扎，随时都有可能进攻延安，为了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在胡宗南部队西边，我们旅派了一个营驻扎，以防敌人的进攻，如有战斗，我们生产的二个团马上就可以拉上去。
1944年，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部署，抽调部队组成南下部队建立华南抗日根据地。南下部队主要从担任延安保卫任务，在南泥湾屯荒的第三五九旅抽调，有4000多人，我也抽调到南下部队担任卫生队长。
当我们到达江西井冈山地区时，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央命令我们挥师北返，经湘南，赣西，走家门口过都没有回去。1945年10月北渡长江与李先念的中原军区合并，又参加了中原突围，于1946年8月回到了延安，这也是历史上称的二次长征。
龙老最后很遗憾地说：“我上次去南泥湾，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回来一冲什么也没有，原来是假冒伪劣产品，钱是小事，浪费了我一次难得的纪念”。
《我回来后，我将在南泥湾拍的几张照片寄给龙老，以补老人心愿。》
在龙老家吃了便饭，下午三点多钟，小吴开车来接我，我又请他再去上海市老干部局，在上海市老干部局接待室，程主任接待了我，并提出将有关手续留下请示局长后，再通知我。我将手机号告诉了他。
战功卓著的开国中将饶守坤
为了寻找老红军饶守坤，我费了很多周折，找过谭启龙秘书李进友帮忙。几位在济南居住的老红军也提供信息给我，但都没有联系上。
一次偶然机会，战友余育和找我帮忙办事，我想起他老家是江西德兴，饶守坤将军也是江西德兴人，我就请他帮忙怎么能联系到饶老，在余育和的多方努力下，从饶守坤将军在家乡的弟弟那取得了饶守坤秘书小沙的手机号码，我即刻拨通了沙秘书手机，与沙秘书取得了联系，沙秘书很高兴地说：“你来济南时与我联系，我会配合你的采访。”
2006年6月3日，我同孙光荣开车去北京请原国防部长迟浩田为老红军图片展览提词，专程先到了济南，沙秘书在济南军区第五招待所安排好了住宿并等我们一同晚餐。
由于饶守坤将军近期身体有病，无法进行近距离采访，6月4日我在沙秘书配合下，刻录下饶老的照片和革命的经历。
饶守坤将军1915年9月30日出生在江西德兴县梅溪畈村，1930年担任儿童团长，1931年入团，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党。
历任：连、排、营、团长、分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三支队团长、旅长、师长，纵队副司令员、第三十军副军长，华东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员，要塞区司令员，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5、198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饶守坤将军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七八岁就下地干活，九岁给地主家放牛，还得挑水砍柴，扫院子，不但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受骂，童年的苦难，使饶守坤幼小的心里对人世间的不平，产生了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养成了不屈辱，耿直倔强的性格。
少年时期的饶守坤受其姑夫刘家元的教育和影响下，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明白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
1928年11月，德兴县兴起了农民革命运动，饶守坤的父亲和堂哥饶守海都参加了农民革命团，父亲还担任了村赤卫队长，这对饶守坤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直接引路作用。
1929年初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卓越开创者方志敏来到梅溪畈村，了解农民运动情况，与群众密切交谈。破衣褴衫，打着赤脚的饶守坤挤在最前面，好奇地听他讲话，方志敏抚摸着饶守坤的头问：“小鬼，家里有饭吃，有衣穿吗？”“没有”饶守坤回答。
方志敏告诉他和周围群众说：“只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彻底推翻封建官僚阶级统治，咱们穷人就能有饭吃，就可以过上太平日子”。这番话，如同火种，点燃了饶守坤和众多乡亲心底渴求翻身的革命烈火。
1930年，饶过坤担任了村儿童团长，带领儿童团员站岗放哨，传递信件，唱革命歌曲，破除迷信为红军家属做好事，跟随父亲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2月由蒋节标，饶守海介绍，饶守坤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由于饶守坤表现出色，县军委会推荐他到赣东北特区设在江西葛源的彭杨红军学校学习，年底学习结束后，他担任了二区少年先锋队大队长。
1931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对赣东北苏区进行了第一次“围剿”，为配合红十军进行反国民党反动派对赣东北苏区的“围剿”斗争，饶守坤积极带领团员、青年，少先队为红军担茶送饭，救护伤员，受到区苏维埃政府表扬。
1932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再次对赣东北苏区进行“围剿”，斗争异常紧张激烈，方志敏向根据地青少年发出了“保卫家乡、踊跃参军”的号召，经过两年斗争实践的饶守坤约了与自已志同道合的3个伙伴，一起来到德兴县红军独立营第一连，要求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参军第二天，他就随连队在德兴、玉山交界处与国民党县保安团交战，饶守坤打完了仅有的3颗子弹后，用放牛时练就的掷石子功夫，左右开弓，连连飞石，和战友们一道打退了保安团的进攻。
参军半年里，他参加了激战点工源杜，智夺新营城等大小20多次战斗。11月，独立营编入红十军第八十三团第一营第一连，饶守坤当了班长，12月，担任排长。
1933年1月，国民党对赣东北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红十军南渡信江改编为红十一军，与中央红军第三军团在贵溪上清镇会师，新的红十一军纳入中央红军建制，立即投入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斗争，饶守坤随部队先后于金溪、资溪，光泽、贵溪、南丰、南城、黎川、广昌等县参加反国民党“围剿”的斗争，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6月，他光荣地由共青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七月，任连长的饶守坤，在江西浒湾战斗中，带领全连，紧守阵地一天一夜，连续打退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多次进攻，歼敌100余人。
1934年1月12日，饶守坤带领全连随部队攻打福建沙县县城，由于没有重武器，他便带领战士挖地道，挖到城墙底下，用棺材装上炸药，把城墙炸开一个大缺口，他奋勇当先，第一个登上城墙，受到团、营的表扬。
饶守坤担任红七军团第八十三团第一营营长，10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斗争失利，红一方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时，中央决定留下一部分红军部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饶守坤和全营被留了下来。
受领任务时，团长黄东良向饶守坤和教导员孙斌当面交待：“留下你们营的任务，是与留下的其他红军部队一起，保卫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并反复嘱咐饶守坤：“留下部队统一由项英、陈毅领导，要尽快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接受领导。”
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后，形势急转直下，项英、陈毅已转移到粤赣边地区，饶守坤未能与他们取得联系，在国民党军反复清剿，与群众联系十分困难情况下，饶守坤和孙斌带领全营在江西、福建交界地带的资溪，光泽、贵溪、邵武一带坚持游击斗争。
长时间的深山老林风餐露宿，伤病员日渐增多，粮食、食盐、药品基本断绝，只能靠采集野菜、野果，竹笋和捕捉田鼠、蛇等充饥。活动区域日趋缩小，面临动摇，教育全营指战员战胜困难，树立必胜信心，与国民党和地方保安团周旋，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在斗争中求胜利，并不断派人四处寻找项英、陈毅。
12月中旬，他终于与闽北分区委取得联系，根据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指示，饶守坤将全营带到福建崇安，归闽北独立师指挥。1935年1月，闽北红军部队进行整编，重建闽北独立师，饶守坤带领的营编在二团，团直指挥连，中间不设营，饶守坤担任六连连长。在攻打江西甘溪镇战斗中，六连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由于饶守坤沉着指挥，出色完成任务，战后，升为第二团团长。
在三年游击战中，饶守坤率领部队打退了国民党的无数次清剿和保安团的进攻，鼓励大家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战胜饥饿、坚持斗争、采用“藏、走、打”的游击战术，取得了三年游击战的胜利。
1937年7月7日，泸沟桥事变后的10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年底，饶守坤奉命率部队在江西铅山石塘街参加整编。
1938年1月，闽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饶守坤任团长，在北上抗日誓师大会上，饶守坤登上讲台代表全团表达了“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决不回来见家乡父老乡亲”的决心，带领全团踏上了奔赴皖南抗日前线的征途。
在八年抗战中，他率部队与伪军和顽军交战多次，战果累累。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任新四军苏中独立旅副旅长，9月任旅长。
1946年，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解放区，华中军区各部队进行了整编，苏中独立旅编入华中第六纵队，组成华中野战军第六师，饶守坤任该师第十八旅旅长，转战在苏、鲁、豫、皖南解放战场。
在解放战争中，他取得了攻打泰兴城，林樟攻坚战，涟水保卫战，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攻克上海的胜利，解放战争结束时，他任三十军副军长。
饶守坤将军革命一生，战功卓著，他从不居功自傲，谦虚待人，他在自已的回忆集中写道：“回顾历史，对个人来讲也是一种再教育，再学习”。
饶守坤将军说：“60多年的革命生涯，虽然历经艰辛坎坷，但没有党，没有人民，没有老领导和老战友的帮助，我一个穷苦的放牛娃，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今天，如果说我的工作和战斗有一些成绩的话，也应当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健在的和牺牲的领导和战友们，我只不过是尽了一个革命军人，一名共产党员的本份”。
作者戴廷耀
编辑：严京平《白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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