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天京城北 太平门
大暑将至,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午后刚刚下过一阵暴雨,此刻天空澄澈如洗,而云层中又夹杂着丝丝清凉的微风,让一切都显得如此静谧安详,只是明亮炽烈的阳光下,太平天国的生命,却即将走到尽头……
午时刚过,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突然由地底传来,伴随着地动山摇般的剧烈震颤,太平门长达二十余丈的厚重城墙,在顷刻之间被轰上半空,紧接着无数崩裂飞溅的砖土碎石,如暴雨倾泻而下,穿过弥漫的烟尘,抛散洒落在方圆数百米的范围之内。
二十六个月的城下苦战,七百多个日夜的漫长煎熬,等这一刻终于来到时,空气都紧张得仿佛要凝固住一般,数万双血红的眼睛,紧盯着墙垣坍塌处幽暗、深邃的破洞——越过这个沉默得仿佛要吞噬一切的“深渊巨口”,湘军和太平天国的生死对峙即将结束,而太平门城墙之内,关于天京的最后血战也终于来临……
对峙:漫长等待中无尽的煎熬
1864年7月3日,天京城破前十六天,湘军攻克太平门近郊龙脖子据点,城外最后一处要塞宣告易手……
对于此时的太平军而言,形势已万分危急,龙脖子位于紫金山山麓之上,又紧邻太平门,占据此地,城内防御部署、部队动向一览无遗,而湘军又居高临下架设百余座火炮,朝夕不暇轮流轰击,城堞倾颓之间,守城士兵受火力压制,根本无法登城御敌。
早在1864年2月,湘军便完成了对太平天国都城的战略性合围。而城内的粮草更是在半年前便已断绝,此时天京之外虽仍有几十万勤王兵马,无奈均被阻隔各地,根本无法实施救援。
外缺援兵而内乏粮草,既无力坚守更难以突围——所有人都清楚,距离天京的最后陷落,无非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只是天京固然命悬一线,而城外看似胜券在握的吉字营主帅曾国荃,内心同样是焦灼万分。
湘军缺乏重型火炮和工程器械,兵力也无绝对优势,面对天京坚城,只能选择长围久困之法。然而盘桓城下二载有余,前后死于疾疫近万人,战殁者亦逾九千,然而孤城摇摇欲坠,却又始终屹立不倒。
而吉字营官兵欠饷已达半年之久,此际师老兵疲,士气低落,暗无天日的煎熬和不知尽头的等待,还在一刻不停地折磨着每个人的神经——长此以往,军心涣散倒是其次,一旦临阵发生哗变,后果将不堪设想。
更为急迫的是,就在湘军深陷天京之际,李鸿章淮军和左宗棠楚军却在苏、浙两省先后告捷,清廷眼见金陵孤城迟迟未下,唯恐夜长梦多,屡屡催逼曾国荃加紧攻城,同时又下旨给刚刚结束苏南战役的李鸿章,命其火速挥师西进,支援天京战场。
好在李鸿章顾念与曾国藩的师生之谊,不愿冒然前往城下与湘军争功,便以天气炎热、将士久战疲惫为由,极力拖延赴援日期。
只是李鸿章顾及情面,其麾下的骄兵悍将却都早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淮军第一悍将刘铭传,甚至公然表示“若湘军阻拦攻城,便让其尝尝淮军巨炮的滋味。”
攻,不知何日克城,等,又唯恐他人将至——两难局面之下,曾国荃身心俱疲,情绪异常焦虑烦躁,其间是“逢人辄怒,遇事辄忧”。
而就在攻克龙脖子后不久,曾国荃又突然接到李鸿章的加急密信,内称朝廷多次传来谕旨,实在无法推托,只得暂派刘铭传、潘鼎新等二十七营计14000人前来助阵,并计划于7月19日拔营西进。
强援将至,时间无比紧迫,18日的战前会议上,九帅几近癫狂,声嘶力竭地高呼“他人至矣,艰苦两年以与人耶!” 麾下将领深知利害,也是同声应和:愿尽死力!
1864年7月,隔着天京厚重的城墙,攻守双方都在漫长的等待中苦苦煎熬,生存还是毁灭,时间将很快给出答案……
城破: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
胜负成败皆在此一举,全军上下已无路可退,太平门外,曾国荃督兵更急,下令所有兵勇进攻时均需背负芦苇、蒿草,填塞于山麓与城墙之间,为攻城铺平道路。
然而天京守军众志成城,即使深陷绝境也根本不给湘军任何可乘之机,吉字营损兵折将,却难以打开局面,而辛苦堆积的柴草,则屡屡被城头掷下的火把焚为灰烬——强攻始终无法奏效,看来最终要解决战斗,还得依靠“穴地攻城”之法。
此前,湘军曾环城开挖地道三十多条,但因掘进路线较长,极易被城上瞭望的太平军识破,一则植物根系遭破坏之后,地表草木随即衰朽枯黄,二来地底挖掘出的碎石泥土无法及时隐藏,更会被一眼识破。
而一旦发现可疑踪迹,太平军便会寻机缒城而下,找到洞口熏以毒烟、灌入沸水,或者干脆在城墙内侧横向挖掘地道,以逸待劳直至湘军工兵露头,再予以无情绞杀。
但随着龙脖子据点失守,城外包围圈在逐步缩小,湘军的某些前沿阵地,甚至已直抵距城墙不足三十米处,吉字营兵勇在火力掩护之下更前筑垒,开挖地道,而城头守军受炮火阻挠,即使有所察觉,也再难实施有效反制。
更何况天京周长几十里,城外地道又遍布各处,太平军疲于奔命之间难免顾此失彼——就在17日时,神策门下地道突然引爆,城墙被炸塌数丈,湘军趁机拥入,好在忠王李秀成及时率兵堵截,并命人将几十桶火药由城头掷下,歼灭湘军死士三百余人,才勉强堵住了溃口。
19日凌晨,一条直通太平门的巨大地道宣告完工,曾国荃为确保万无一失,下令将两万多斤炸药由棺材盛装后,悉数送入墙根之下。午后二时,吉字营主帅一声令下,引线闪着火光飞快消失于地洞入口,片刻沉寂之后,巨大的爆炸声猛然响起,地动山摇、火光蔽日,烟尘弥漫之中,太平门东侧城墙瞬间被轰塌二十余丈。
惊闻城墙破开,忠王李秀成、顾王吴如孝再次率兵前往指挥堵御,一时之间,城头点燃的火药桶倾泻落下,城墙内外更是枪弹横飞,箭矢如雨,首批冲入的400名湘军官兵顷刻毙命,但紧接着三千人的后续敢死队又在悍将朱洪章的率领之下接踵而至。
而此时太平门的兵力十分单薄,太平军将士经长期困守,又都已饥疲不堪,面对汹涌而来的敌人和如此巨大的缺口,虽是浴血死战,终究无法力挽狂澜。战至午后三时,太平门宣告失守,忠王无奈下令残部退入城中。
就在湘军蜂拥而入之际,城内各处馆阁几乎同时燃起了熊熊烈火,“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的口号此起彼伏地响起——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这种玉石俱焚的举动,也彰显着太平军与城偕亡的壮烈决心。
抢入太平门后,湘军随即兵分四路,总兵朱洪章领兵经中路直趋天王府,其余三部人马则分头扑向天京其余各大城门。
漫长对峙后,天京之战进入到最为惨烈的短兵相接阶段,此时守城将士虽是强弩之末,却抱定必死之心,湘军每前进一步,依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每条街道巷弄、每处馆阁房舍,都成为攻守双方血肉横飞的战场。
鏖战历两个时辰之久,除忠王李秀成护送幼天王洪天贵福趁乱逃脱出城,剩余近万人的太平军,在浴血奋战之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几近全军覆没,黄昏将至,残阳如血,血腥之气充盈全城,天京各门在傍晚时分终于全部陷落。
但抵抗远远没有结束,残余太平军将士或以房舍为依托,在墙上开凿孔洞施枪放箭,或固守要道路口,与来犯之敌生死相搏。
中路湘军在夺取天王府时,便受阻于府外五龙桥,朱洪章率兵强攻数次仍无法得手,只能选择绕道而行。
而据攻陷天京旱西门的湘军道员陈湜回忆,城破两日之后,其领兵攻打一处院落,突见后门逃出两名老妇,审问后得知,宅邸之中聚集着数百名太平军高级将领,此刻正“运珍宝聚于一堂”。
陈湜闻言大惊,急命麾下将士速速后撤,而就在众人不知所以之际,爆炸突然发生,整座院楼瞬间夷为平地——大厦将倾,众人自知难以幸免,最终做出了的玉石俱焚的惨烈抉择。
举火自焚、同归于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们用决绝的姿态为保卫天京做着最后的努力,而即使在城破十几日之后,隐蔽处仍有突然放出的冷枪——何谓成王败寇?这就是太平军将士对入侵者所能给出的全部回答。
毁灭:克城之时,大索三日
逐渐掌握天京局势之后,战争进入到另一个更为关键的环节!
“克城之时,大索三日”是湘军多年来的惯例,此前九江、安庆皆是如此,而被外界盛传“金银如海”的天京又怎么可能例外?
20日,中路湘军率先攻克天王府,朱洪章所部正在原地待命,闻讯赶来的悍将萧浮泗,则趁机将皇宫珍宝财物洗劫一空,事后为掩人耳目,其又下令纵火毁灭证据,将洪秀全辛苦经营十几年的辉煌殿宇,化为了焦土灰烬。
其余湘军将领亦不遑多让,金陵城中大小王府星罗棋布,官衙馆阁比比皆是,而这些唾手可得的“肥肉”,无疑成为入侵者们竞相追逐的首要目标。
除天王府外,忠王府、信王府等大小王府,包括各处官署衙门,无一例外惨遭洗劫,随后再被放火“毁尸灭迹”。
据资料显示,天京城中建筑,被太平军自行焚毁的仅占十分之三,而剩余七成皆是在湘军疯狂劫掠以后被付之一炬,除了江南贡院,没有任何地面建筑能在这场浩劫中幸存。
硝烟蔽日,火光烛天,可怜鳞次栉比的六朝帝都,煌煌烨烨的金陵古城,在浓烟烈焰之后,仅剩一堆焦土废墟、碎石瓦砾。在此之后,入城官员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落脚之处,天京战役的总指挥曾国荃,只能暂居于城南雨花台大营,7月28日,当湘军主帅曾国藩抵达天京时,亦只能权且以英王府作为临时公馆——这还是因为陈玉成早亡,其王府久乏人居,无甚财物,这才逃过一劫。
曾国荃虽纵容下属劫掠,但亦有言在先,城破之后每营仅派六成兵力冲杀、其余人员需谨守营垒。只是湘军中众多高级将领,如李臣典、彭毓橘、易良虎、萧孚泗、张诗曰等均带头抢劫,而所谓上行下效,其余兵勇更加有恃无恐,纷纷争先恐后进城洗劫,大肆搜刮,就连军营里的长夫、雇工等勤杂人员,也纷纷抄起扁担、箩筐,加入到抢劫的队伍中,整个兵营瞬间为之一空。
秩序、规则、理智甚至是命令,所有束缚在这一刻统统被欲望击溃,数万湘军化身贪婪的野兽,在偌大的天京城中四处游荡捕猎。皇宫王府被劫掠殆尽,目标很快便转向普通民宅;地面之上被搬运一空,罪恶的目光又投向地下,掘地三尺,挖坟毁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因分赃不均或者互不相让,湘军内部各营也时常会大打出手。
没人关心城内太平军是否被“一网打尽”,更没人在乎“残渣余孽”会不会趁乱外逃。
而作为曾国荃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全程参与了攻克天京的战役,亲眼目睹湘军官兵的丑态后,在其所撰的《能静居日记》中,其曾痛心疾首地写道“破城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使槛中之兽,大股脱逃”。
天京城内哀鸿遍野、一片狼藉,而濒临长江的水西门却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各种财帛、器物、大小家私被络绎不绝的送到码头,再经停泊于此的船舶,运往千里之外的湖南。
失控:胜利者的嗜血狂欢
但如果仅仅只是单纯的焚烧和劫掠,又怎能完全满足胜利者内心的兽欲?
城外暗无天日的煎熬几乎使人发疯,天京军民冥顽不宁的抵抗,更令湘军官兵深恶痛绝,而战争的血腥,又极大地激发着人内心潜藏的残暴。
当这些充满破坏性的负面情绪无法通过单纯的焚烧和劫掠去宣泄时,入侵者们势必要选择更为极端的方式,来继续这场只属于胜利者的“狂欢”。
巷战结束,上万太平军几乎被屠戮殆尽,接下来遭殃的,便是城内两万多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
成年男子被强迫充当运送财物和挖坟掘墓的劳力,而无力担货又无窖可挖的老弱妇孺,则被尽情杀死。
沿街死尸十之九皆是老者,其幼儿未满二三岁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一人俱无
而时值盛夏,大量死难者的尸体被随意抛弃于路中,在烈日下长久暴晒、腐烂生蛆,以至城内“尸骸塞路,臭不可闻”,即使曾国荃入城,也只是命人将堆积如山的尸骸简单搬运至道路两侧便草草了事。
除了杀戮,还有奸淫。吉字营第一悍将李臣典,入城之后便兽性大发,当夜“连御十女”,以至油尽灯枯,脱阳而亡。
而无论太平天国的“大脚婆姨”还是江南水乡的小家碧玉,统统难逃湘军官兵的魔爪,她们或被当街强行侮辱,或被掳至湘军大营惨遭蹂躏,更有甚者,大批美貌女子被直接劫持上船,然后运至湖南乡间,成为掠夺者长期霸占的玩物。
面对逐渐失控的局面,文人出身的赵烈文寝食难安,出于强烈的责任心和负罪感,其连夜赶赴湘军大营,希望曾国荃及时出面制止下属暴行,并提出止杀、设馆、安民、禁米出城等四条善后建议。
然而九帅含糊其辞地敷演一番之后,便将赵烈文劝走,而天京城中的一切,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无比讽刺的是,被清廷称为“发逆”的太平军,攻陷南京后并未大规模的烧杀劫掠,这些“乱臣贼子”在统治天京的十四年时间里,城中百姓也尚能安稳度日,然而饱读圣人诗书、满口仁义道德的湘军将帅,还有那些以正统自居、来此“铲奸除恶”的官军,却仅仅只用了几天的时间,便将昔日繁华的金陵帝都,变成了“万物焚烧、百物荡尽”的人间地狱。
嘉奖:一将功成万骨枯
一切尘埃落定,剩下的便是论功行赏。
僭居金陵、为祸江南的太平天国,可以说是咸丰帝的心腹大患,所以1861年,临终前的大清天子在病榻之中曾特意有言在先:“有能克复金陵者,可封郡王。”
只是等到1864年时,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汉臣集团,已逐渐成为左右时局的可怕力量,而其麾下那些“只认主帅,不知朝廷”的私人武装,更呈现出尾大不掉之势,若再将湘军主帅封以王爵,只怕日后更加难以控制。
掌权的慈禧太后权衡再三,并未兑现先帝的承诺,而是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骤且无先例”为由,改封曾国藩为世袭罔替的一等毅勇侯。
但攻占金陵,平定太平天国,无论以任何标准评判,都堪称当世第一奇功,清廷即使顾虑重重,还是要对这些有功汉臣大加封赏。
其中,在江、浙地区配合天京战场作战的淮军主帅李鸿章获封一等肃毅伯,楚军主帅左宗棠获封二等恪靖伯,而天京之战的总指挥、吉字营主帅曾国荃,则被赐封一等威毅伯。
曾国荃之下吉字营众将,朝廷也各有奖励,“为国捐躯”的李臣典被追封一等子爵,加太子少保,其余如萧浮泗、朱洪章等人,均是加官进爵,名利双收。
一将功成万骨枯——金陵古都的焦土废墟和残垣断壁背后,血债累累的湘军将领们完成了华丽转身,而天京百姓的尸山血海和坟茔荒冢之间,曾氏兄弟更是功成名就,位列封疆。
只是经此浩劫,南京元气大伤,1896年,谭嗣同途径此地,城中仍是“满地荒寒气象”,可见哪怕过去了三十多年,六朝古都也没能从战争的破坏中完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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