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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张之洞

1907年9月,张之洞与载沣、袁世凯同时调入军机处。

军机处类似今天的政治局,只是不如地方疆臣那么拥有实权。

袁明升暗降,不想进Z央政治局;张之洞则完全相反,他做梦都想回京城,也自认有那个实力。甲午之后,李鸿章一落千丈,张之洞应时而起,声望四播,远出侪辈。一生横跨晚清、北洋、民国、新中国四段历史时期的教育家张元济曾致书沈曾植,称“南皮为今之伟人”(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沈曾植致书汪康年论及时局,提到:“熟思世事,自非壶帅(张之洞)入都,殆于更无他法。”徐世昌也曾力言:“自中日战后,合肥(李鸿章)坐困,日本伊藤来京师,颇瞰中国无人。此时欲求抵御之策,非得南皮入政府不可。”可见老张的功力和口碑。以张之洞对资历和身价的自我评估,他的心理预期只有任职军机处。

在此,我们可以重温一下老张与奋斗有关的日子。

张之洞是晚清时期无论怎么拐弯抹角都不可能忽略的一位重臣。他祖籍直隶南皮,字孝达,号香涛,所以他还有一个响亮的称号曰香帅,再不就是直接被人称为南皮,称呼是有些不雅,但和袁项城、李合肥、翁常熟一样,彼时素有以籍贯代称人名的传统,不算毛病。

南皮张家是当地一大望族,家族历史与项城袁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张之洞也是个官二代,不过他的父亲张瑛至死只做到道员,名气不大。老张从小也算家境殷实,出于家族的勤学风气和出色的DNA,张之洞足以称得上神童,不说他那个状元堂兄张之万,他自己十三岁就中了秀才,十五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举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解元。二十六岁,张之洞以一甲第三名的殿试成绩被慈禧钦点探花,由此记住了老太太的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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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张之洞(中)合影

张之洞的第一次主动站队可以追溯到四十年前。

1861年,咸丰帝驾崩承德,五岁的载淳继承大统,年号“同治”,其生母慈禧垂帘听政。

1875年,同治帝死于天花。当时他年方十九,后嗣尚无着落,按照大清祖制,皇帝无后,应从晚辈中选贤为嗣。此时“溥”字辈已经长大成人,如果他们做了皇帝,自己有亲娘,哪会轮得到她叶赫那拉?习惯了大权独揽的慈禧不打算这样做,她看中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和同治继位时年岁相仿,载湉这年只有四岁,让他做皇帝,慈禧可以继续当政。

果不其然,慈禧的做法刚一出台就频遭物议,直到载湉继位多年,仍有一位名唤吴可读的吏部主事把这件事端了出来,说她违反祖制,提议让光绪过继给早已去世的咸丰,等光绪有了皇子,再过继给同治,以穆宗继嗣之名,使“大统有归”。看慈禧根本不理他,老吴用上了威胁,说如果不答应,就死给你看。这位吴主事态度坚决,思路清晰,想法也足够长远,几十年后的事情都提前有了规划,但慈禧心里明白,他还是在揪着以前的事不放。

吴可读“死给你看”的做法被称为“尸谏”。在影视剧中,大臣谏言皇帝,如果聊得不开心,直接跑到一边用头撞击柱子就已经很牛了,再狠一点,来个“死谏”会更让旁观者肃然起敬。吴可读更牛,直接来了个尸谏,看似一字之差,但操作起来绝对更有威慑力。

慈禧不是从小被吓大的,当然没有答应,吴可读说到做到,便“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地服毒自尽了。史载:(吴)自缢,未绝,仰药死,于怀中得遗疏,请为穆宗立嗣事。”

查查老吴的档案,这位吏部主事早期也是干御史这个行当,并以敢言直谏著称朝野,怪不得有如此惊人之举。按照慈禧的说法,吴可读到底是一位“孤忠可悯”的汉子。

此时张之洞已有清流之称,但他绝不是一个迂腐不化的清流。换一种说法,他“清”得并不纯粹,做清流不是他的目的,更不是他的个性。针对吴可读事件带来的尴尬,他发挥了才子应有的圆滑机智,当场列出一大串与吴可读相反的看法,为慈禧及时提供了最需要的理论根据。慈禧有了台阶可下,对眼前的这个“得意门生”更青睐有加。

青睐归青睐,张之洞还是在翰林院与笔墨纸砚打了半辈子交道,直到1881年才有个像样的官职,被外放到山西做了巡抚。三年后,中法事起,张调任两广总督,次年他起用老将冯子材,击败法军,在善后问题上,张之洞还力阻清廷向法国乞和。

此后,张之洞历任湖广和两江总督,创办汉阳铁厂和兵工厂(有名的“汉阳造”即出于此)、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湖北织布局、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湖北工艺学堂、粤汉铁路等实业项目和教育基地,为民族工业和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由此看来,老张虽然有着“屠财”之名,也确实把钱砸到了正点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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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与西人合影

做出政绩的同时,张之洞始终有一个困惑,为什么慈禧一直没有调他入值军机呢?天子脚下,中枢重地,他这个才子的用武之地也能更宽敞点。心里这样想,张之洞却没有表现出来,所谓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者,老张绝对算一个。有这种特质,他才能沉得住气搞新政,并取得不俗的成绩。在新旧交替的晚清,忧国忧民跃跃欲试者众多,有张之洞这等造诣的,没有几个,什么时候发什么言、办什么事,绝不浑水摸鱼、滥竽充数。

但是,要说老张是个安分守己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干实事的同时,作秀也是必需的。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可你真一味埋头干,大清国那么大,一般不会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综合诸多想法,老张开始出书,对于“有学有术”的张之洞而言,他在戊戌年发表的《劝学篇》绝对不是沽名钓誉。赶上维新风潮,他的期许是获得一个类似“全国进步青年”的荣誉,一可证明自己办洋务的实力,其次也是一个炒作机会。有人将张之洞饱含维新思想的《劝学篇》称为“唱红”,倒也恰如其分。

戊戌那年,康有为这个居心叵测的后进生出尽风头。老康清高自负,但他在“公车上书”时就对张之洞极为钦佩,说他“有天下之望”。当时老张署理两江总督,康有为还去南京拜访过他。谭嗣同也曾表示:“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张香帅一人。”后来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豪捐白银五千两,襄赞维新,出手可谓阔绰。戊戌事变后,为了与康、梁的变法保持距离,老张对他的著作重新定义,以示区分,巧妙避开了慈禧的政治红线。后来《劝学篇》被慈禧列为官员必读教材,一版再版,一时洛阳纸贵。

身为大清要员,想在政治立场上逢凶化吉,风向标必须掌握,任何风吹草动都要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一点老张也想到了。他身居湖北,能迅速捕捉到京城的政治讯息,上下融通,适时机变,与一个人不无关系。前面已有提到,此人便是杨锐。很多时候,杨锐的角色便是张之洞的驻京办事处。从开始赞成维新到摇身一变成为与康、梁持不同意见的洋务派旗手,老张的政治敏感度不单来自他天生的官场智慧,更来自于杨锐这个驻京办主任。

“唱红”的同时,老张一直没有停止在北京“跑官”的活动,或是间接委托他人,或是找朋友在清廷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但始终收效甚微。直到1907年的这天,张之洞终于如愿以偿,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总算完成心愿,入值军机。

纵观张之洞一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亲涉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辛酉、甲午、戊戌、庚子等重大事件,能仕途平稳,步步高升,除了其广揽人才的因素,更得益于他成熟的处世之道。谨言慎行、恪守中庸、审机观变、适时而动,同时又不失左右逢源,说老张是最会做官的官场老油条,也算当之无愧。

说到底,还是人家脑子够用,学霸不是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