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苏轼,恐怕你会很为难。的确,苏轼的人生经历太过于传奇,很难用某一个词来概括他。
早在1947年,林语堂就在国外出版了英文版的《苏东坡传》,通过这本书,很多人对苏轼有了详细的了解。这么多年过去了,无数文人学者都对苏轼的生平进行研究和撰写,但内容基本大同小异,毕竟传记类的书籍,再怎么解读也没什么新意。
可是《苏轼全传》却与众不同。这本书的作者洪亮,数年来一以贯之地研究宋代文化,他对苏轼的理解是人文式的,而非科学考据式的,因此他撰写的书,也是诗人式的“倾情”,而非纯粹的学术式“求真”。
这种写作方式,与洪亮的人生经历有关。
1968年,大学毕业后,洪亮被分配到鲤鱼洲农场锻炼。那里血吸虫猖獗,环境相当恶劣,洪亮在这里吃了多少苦可想而知,直到多年后,在接受采访时,他依然表示自己不愿回首那段往事。在那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同样在恶劣环境下却保持乐观的苏轼,便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1993年,洪亮出版了《放逐与回归——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写尽了苏轼这位中国文人代表性人物复杂的心路历程。洪亮认为,宋代文人多遭贬谪、流放,对这些文人来说,流放是一种加速度,将他们推入绝对的孤独。这个历程本来需要花费毕生的时间,而在流放状态下往往几朝几夕就完成了。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距离是双重的,不仅可以用里数来衡量,而且也可以用年月来标识。他们带着刻骨铭心的创痛,陷入不可自拔的怀旧,在毫无节制的恐惧与怨艾中,喋喋不休,顾影自怜。
在这种状态下,对这些文人来说,诗不仅是一种自慰,一种倾诉,一种生存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维持生命的一种呼吸。而苏轼却是个例外。他的诗较少浮泛的内涵、功利的目的,而更多体现为至情至性的流露。加之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贬谪之地异质文化的熏染,因此苏轼的诗词往往展现出别样的魅力和风采。
换句话说,苏轼在努力地用诗来拯救自己,同时也拯救了当时的诗坛,使之不致走向僵滞与颓败。
因此,在《苏轼全传》这本书中,洪亮并没有事无巨细地描述苏轼的生平,而是更加注重对苏轼诗词作品的解读。
比如在《熙宁变法》这一节里,洪亮按照历史叙述了这样的历程:雄心勃勃的新皇帝——蓄势待发的王安石——一拍即合——雷厉风行、“摧抑兼并”的变法——反对的暴风雨——苏轼被变法派推向对立面——《上神宗皇帝书》——受困遭诬,牢骚满腹——“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让读者大致了解了当时的历史,又在这个基础上解读苏轼那个阶段里创作的诗词作品——
总的来讲,居丧、困于烦琐事务和卷入党争,造成了苏轼这一时期创作上的歉收。作诗仅五十六首,为他编年诗中的最低数字(凤翔三年达一百三十余首),而且质量大多平平。其中《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一诗,又遭到没有知人之明的讥讽。安惇也是蜀人,考试不中西归,苏轼加以勉慰。安惇后来成了章惇、蔡下手下的猎犬,大兴冤狱,积怨天下。但细观全诗,似也是借此以浇自己胸中块垒。苏轼回忆青少年时代:“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复窥园葵。朅来东游慕人爵,弃去旧学从儿嬉。…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
这种情绪在《石苍舒醉墨堂》那首论草书的诗中,发展到“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那样的愤语。接下来是“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恍令人愁。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诗中既赞美草书的神速,又指出它“惝恍”的缺陷;称许友人的爱好,又认为它是一种病癖,正如他以前在凤翔任上所作的《次韵子由论书》一样,是带揶揄意味的戏笔。但也只能借艺术的“至乐”“逍遥游”来化解忧愤。诗不失为一首佳作,王文诰以为苏诗之纵笔“实发端于此”。
这样一解释,读者就更容易理解苏轼作品的涵义,继而对苏轼这个人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再比如《赤壁词赋》这一节里,洪亮这样写道:
在东坡的意识里,他与李白一样,都是“谪仙人”,糊里糊涂给贬到了人间。但他又清醒地知道,自己是无法“乘风归去”的,或者说内心深处的恋世情结作怪,使他终于在“乘风”前面加了“便欲”二字。
仿佛是一个怪圈,在《西江月·黄州中秋》里,东坡又回到了现实:“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这首词既怀子由,又忧国事。“人生几度秋凉”,与他的“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情怀相类。“月明多被云妨”,指皇帝周围群小(吕惠卿、章惇、蔡确等)当道。他挚爱亲友,却长向别离;他忠于其君,却屡遭排斥,于是词调更为低沉,不再喻月为“婵娟”,而称其“孤光”。
但即便如此,苏东坡也不放弃享受“秋凉”。《鹧鸪天》词云:“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古城傍,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乱蝉、衰草、古城、斜阳,似乎一派凄凉。而东坡却杖藜徐步,领略野趣,看到雨后嫩晴的充满生命力的景象——“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甚至感谢“殷勤昨夜三更雨”。
这便是东坡的“旷”:超旷、清旷、空旷、旷达、旷逸、旷放,使人难以截然分辨。
寥寥数语,便将苏轼的矛盾、乐观、才情等特征书写得淋漓尽致。
洪亮先生曾自言自己写的苏东坡只是自己心中的东坡——这是一种自谦,更是一种自期。
古人常云:“诗无达诂。”在时下林林总总的传记研究中,我们目睹了大量的文字以“论著”的形式在知识流水线和文字作坊中被生产出来,实质上就算读完也并没有什么新的收获。作为读者,我更愿意去认同像《苏轼全传》这样,用心灵化的解读方式创作出来的传记。
读罢《苏轼全传》,你会觉得洪亮是真正理解苏轼的人。用洪亮的话说:苏轼“因贫困而富饶”,也可换成“因(精神)富饶而(物质)贫困”,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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