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个妙趣横生的司法案例，来说明裁判文书不再公开之弊|判决书|原告|司法案例|合同纠纷|推定|法官|裁判文书

自2013年起上线运行10年的中国裁判文书网行将落幕，最高法拟另起炉灶，建设裁判文书库，裁判文书不再全面开放，而是供司法干警内部查询的消息一出炉，就一石激起千层浪。

批评者主要集中在法律学者和律师两个高知群体。清华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在微博感慨：“心里很不是滋味”；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发文；更有律师彭瑞萍律直指；律师曹宗文发声：

这不禁让人想起罗大佑的一首歌：“《告别的年代》”。

我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只是普通老百姓。没什么高屋建瓴的义理多讲；只想分享个亲身经历的鲜活司法案例，以说明裁判文书不再公开之弊。

今年我代理了个继承纠纷案。该案例一言以蔽之：对方当事人一个劲儿抵赖、撒谎，结果却还得着“赠品”了——二原告主张的遗产款之一部分，被“推定”成了对他的“赠与”。事发江苏南通市崇川区法院南通港法庭，承办法官夏建华。太可乐了。

拿“干货”，拿证据说话。该案经历3次听证、1次正式开庭。

5月19日，第1次听证。

我出示对方当事人支取、被继承人王某名下3张邮储存单合计6万余元的取款业务凭证。清晰可见取款人是他；他就敢当堂睁眼说瞎话，说不是他取的，从来没见过存单。他代理人——女儿念过大专，看取款人标明是他，知道没法赖，帮改口说：记不得了，要去银行查。

故书记员概括记录为：“：我没有取过，我去银行问。”

时间稍前，我还出示了疑为他取的，被继承人严某名下农行3存单、王某名下农行2存单的业务凭证。不过，农行出于风控，客户经理只是手写标记了取款金额，不肯透露实际取款人。他都一概否认：“我没见过，也没取过。”

那次庭后，我又进行了调查、复合。被继承人去世前夕，留下108000元现金，交待给原告2，回头给对方当事人接管了；对方当事人和原告1平分掉48000元后，剩余60000元转存至当时在世的母亲王某邮储银行名下。他一年后支取的王某3邮储存单6万余元，就是这笔钱。被继承人严某去世前遗留款108000元的流向，是查清并形成证据链的。

6月21日，第2次听证。

对被继承人严某名下农行3存单，他继续否认支取。

8月15日，第3次听证。

这时，承办法官已依申请、依支取去农行调取来严某名下3存单的，有取款人签名的个人业务凭证（王某名下2张漏查，尤其第1张，在严某去世时已存在，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数额应析归严某）。

这次铁证如山，对方当事人赖不掉了。其律师戴洪林忽帮改口称：这3张存单合计45000元就包含在108000里；笔录记载为：“被代：……严有华……取款是事实……严汉书在病故前将63000元交给原告严淑华，严淑华将该现金交给被告严有华保管，共计十万八千元，在被告严有华处……”

这样，存单和现金就混为一谈了。但，撒谎撒出明显破绽来了。

因为108000元现金的分剩款60000元，已于2016年1月23日完成存至王某邮储银行名下；而严汉书农行3存单里，还有2月1日支取的。这2月1日农行取款，怎么存得进1月邮储存款呢？时间不可逆，不倒流，是自然规律，谁也不能违反，爱因斯坦不能，法官也不能。再有，漏查的1张王某名下农行存单，当时就存在，原是严某代管的，支取时间还要在后边。这张存单怎么解释？

对于对方当事人及律师戴洪林把严某农行3存单混入108000现金的说法，二原告强烈反对，后更要求依法处罚其虚假陈述行为，及制裁其隐匿、侵吞遗产行为。但，反对无效。

9月16日，是转正式立案后的正式开庭。

关于漏查的被继承人王某名下2存单取款业务凭证，对方当事人当堂表示：“原告编造的”。血口喷人简直把人肺都气炸。农行出具的东西，原告方也没技术能力去造假呀。

11月14日，审限届满，判决书下达。那6万余元，对方当事人代存至王某邮储行名下的，严汉书现金分剩款，居然被“推定”为，是对一路抵赖、撒谎的对方当事人的“赠与”了。

好玩的地方在于，5月19日第一次听证时，原被告三方，众口一词，不存在赠与（这构成了无争议事实，系免证事项）。所以，承办法官的“推定赠与”，还是绕了一个大弯子，迂回进行的。

第一步：既然原被告三方都不主张赠与，那么，先推定为：被继承人严某处分（赠与）自己份额给了当时在世的王某。

可是，判决书中所谓严汉书临终卧床期间把钱款“交给严淑华保管，并交待给王连珍今后的使用……”，插入的“并交待给王连珍今后的使用”这句话，我反复翻看历次听证、开庭笔录及对方当事人《民事答辩状》、自己历次庭后《代理词》等文本，都找不着出处呀。

据原告2回忆：当时被继承人严某交代对象就她一人，无其他人在场；他就是指指箱子，说钱在里边，没有其他话。她事后告诉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是砸箱取钱的，清点后告诉她108000元。他连钥匙都没有，也不知当时究竟是严某睡着了，还是无力说话，还是不愿交给他钥匙。

既然严某交待钱款时，现场就原告2，无其他人，而无论原告2任何说法，也都是“孤证”。所谓“孤证不举”，是只能参考，不能定论的。

被继承人严某明确交待钱款给王某（那就是处分、赠与自己份额给王某）；和无交待，而子女考虑王某万一日后大病有大开支，对这钱暂不分割，作为“公积金”放那（那就是严某遗产和王某个人财产的混合物，属于王某和原被告4方共有），这是两回事啊。

第二步：对方当事人把这60000元，在代存至王连珍名下一年后就支取掉了，且他本人在5月19日听证中，还不承认是他支取的。判决书中却说：“对于严有华在王连珍生前取出的王连珍银行存款，严有华称已经全部用于王连珍的生活和严汉书的祭祀等……结合生活常理，如果仍有结余，王连珍未要回，那么应当推定为赠与。”

可这“推定赠与”，既不符合生活常理也不符合逻辑呀。一、这笔防病保命钱被支取，是2017年春夏，仅存了一年，离王某2021年底去世还差近5年呢，防病保命钱能这么早早支取、“赠与”掉？二、王某当时工资近2000元/月，她2009年消化道重症后即素食度日，5月19日、8月15日两次听证中，对方当事人都自认代管工资卡每月只给她1000元生活费，工资都约半剩着，基本生活够用；又没发生生病等大宗支出，这笔存款动用不到呀！三、按这推定的逻辑，她工资卡、工资款也由对方当事人代管了，她也一直“未要回”，是不是也该“推定”成：她月月工资赠与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再月月回赠她1000元？

判决书中，还出现了明显事实判断错误。“推定赠与”前，有句铺垫——“王连珍生前系农民，养老金收入极其有限，当时王连珍也没发现额外的经济来源”。完全不是这么回事。2016-2017年，王连珍早就拆迁农改居变城市居民，领社保工资第5-6个年头了，当时月工资约2000元，之前拆迁中也多多少少有点收益（严某代管）；根本不是什么靠微薄农保金吃饭的农民。陈桥万顷良田拆迁项目，是明星官员——现黑龙江政协主席、原南通市常务副市长蓝绍敏2010年下半年发动的，这在本地几乎尽人皆知。

若是裁判文书今后不再公开了，网友哪有机会看到“迂回连环赠”、不停撒谎有“赠品”这般妙趣横生的司法故事呀。人生中，岂不是少了诸多阅历、见识和乐趣？

当然，以上不过是玩笑话罢了。

要反拨上述裁判，一个途径，就是回到司法条文，回到证据规则。赠与事实的推定，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基础事实必须能够证实。对此，最高法《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9条、最高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6条第1款，均有清晰明确规定：“当事人……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即关于赠与事实，当事人不仅要主张，要举证，且举证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不是高度盖然，也不是占比较优势，而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在没有形成严密证据链，甚至没法交叉验证，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且当事人均不主张赠与的情况下，又怎么能作连环认定——严某赠王某、王某赠对方当事人呢？

要反拨上述裁判，再一个途径，就和裁判文书的公开相关了，即通过类案检索来反拨。

我国虽非判例法国家，而是成文法国家，但为防止出现明显的“同案不同判”——有伤司法公平、公信的现象，司法实践中，也是素来比较重视类案检索的。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律师对裁判不服，是有望通过类案检索，去尝试矫枉纠偏的。试举一例，我就轻轻松松检索到；发现相对而言，要公平公正得多。

裁判文书若不再公开，当事人、代理人、律师，就少了不服裁判而试图通过类案检索来矫枉纠偏的途径。一个绝佳的上诉利器就没了。承办法官一槌定音，咋说咋算，不服也得服，要反拨，难上加难了。这貌似是强化了司法的权威。

这不禁令人想起《论语》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识就是力量，信息就是权力。裁判文书不再公开，另建裁判文书库供司法干警内部查询，其本质，是信息的垄断，权力的上收。

但这究竟是使司法权得以强化，还是令司法的权威，外强中干脆弱化了呢？恐怕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小时候，看过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国王的新衣》。国王头顶王冠，手握权杖，一言九鼎，不要太权威哦。他说他穿着五彩神衣，大臣附和、民众附和，没人敢说二话。偏巧，一个不谙世故的小孩子，天真的说：没看见衣服，国王光着身子呢。人微言轻，却又有如惊雷，一句话就把附和国王新衣漂亮的臣民们给点醒了：自己怎么能诚信度不如一个小孩子呢！纷纷实话实说起来。国王的权威，一瞬间就摧枯拉朽式的土崩瓦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