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1日，德国柏林，戈尔巴乔夫参加纪念活动。
戈尔巴乔夫的独特性在于他是“基于有原则的道德价值观，在俄罗斯历史上唯一执掌大权而自愿选择限制大权、甚至冒险失去大权的政治家”。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为了保持大权而采取武力和暴力，都是“失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原则：“他的最终失败是胜利。”尽管这一点不一定为戈尔巴乔夫在失败之际所能感受到。
今天的推送摘自威廉·陶伯曼(William Taubman)的著作《戈尔巴乔夫传：生平与时代》（Gorbachev: His Life and Times），第七章。
虽然编辑总是盼望“重版出来”，但经常也有“初版出不来”的时候。这是一个新栏目，我们将在这个栏目里推送一些“初版出不来”书稿的书摘。
“每一人民都有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的和社会—经济的道路的权利。”
自列宁开始，布尔什维克党人就把世界政治视为在全球舞台上体现的阶级斗争。苏维埃俄国代表的是地球上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政权是莫斯科不共戴天的敌人。斯大林认为世界分为两个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的阵营，不可能持续维持和平。在斯大林时代，帝国主义阵营似乎更加强大，但苏联阵营取得了重大成就。它能在帝国主义政权中利用“种种矛盾”，如果不能征服他们那就分化他们。苏联阵营可以鼓励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如果不能夺取政权，那就抵制他们的统治者的反苏攻击。斯大林死后，他关于世界上狗咬狗的观点依然重要，但进行了限制和调整。赫鲁晓夫调整为“和平共处”，它从短期策略变成了长期战略。他缓和冷战的努力有助于招致两个最危险的危机，即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在赫鲁晓夫通过谈判来缓解东西方关系没有成功的地方，勃列日涅夫在1970年代成功了。但是缺少对苏联目标的根本上的再反思，在西方警告“苏联威胁”并没有相应减少的情况下，这种缓和关系很快让位给戈尔巴乔夫继承下来的再次出现的高度紧张关系。
甚至在1985年3月之前，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两个新假设，格拉乔夫阐明为：苏联在经济、技术、生活标准等方面“显然丧失了与其历史性的资本主义对手之间竞争的能力”；与苏联所宣传的西方整体上具有侵略性完全不同的是，“所谓‘帝国主义世界’代表的是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复杂现实”，“显然决不会准备进攻或入侵苏联。”到了1985年，切尔尼亚耶夫适时确定了一种在戈尔巴乔夫未来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道德基础”——“这种信念有可能把政治和道德统一起来”，再加上戈尔巴乔夫“对暴力的反感”。戈尔巴乔夫相信，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迅速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如果继续军备竞赛，尤其是如果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即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拓展至太空领域，那么戈尔巴乔夫担心苏联会在战争中被打败，并随之失去全部动员资源实现国内复兴的机会。更不用说日益上升的战争风险会毁灭文明。除了其他所有的这些教训外，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也向他展示了核打击会产生多么大的灾难性后果。他在1989年11月3日惊呼：“在切尔诺贝利之后，人们怎么能够想象出在核战争后如何继续生活？毕竟，这才只有一个反应堆发生爆炸。”
《切尔诺贝利》剧照
如果这些就是新思维的基石，那么旧思维与之并无根本不同。莫斯科的很多背信弃义反反复复了数十年的“和平攻势”，目的不是要获得暂时的“喘息机会”。它们为戈尔巴乔夫试图带来更长久和平的努力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庇护。多勃雷宁回忆说，甚至在1985年前，苏联领导人们就知道，“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核战争”，“至少最低限度的合作”有益于苏联和美国的利益。允许戈尔巴乔夫最终寻求其前任的那种最大限度合作注定是既不可能也没指望。苏联削弱北约的传统策略就是在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基础上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安全结构。戈尔巴乔夫把宣传性的虚幻看法变成了一种“共同的欧洲家园”的观点，这听起来好像骗人，但并非如此。
回顾以往，戈尔巴乔夫早期做出的声明所体现的不连贯是显而易见的。他在1985年8月告诉《时代》杂志：“我们必须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在9月初，他告诉来访的美国参议员们：“所有关于发动核战争的想法都是疯狂的。”他对法国议员抱怨说“军备竞赛就是通往地狱的火车。”他在11月告诉诺贝尔奖获得者，指导人类的不仅有“国家利益，还有世界利益”。同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美苏峰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民族国家的相互联系和相互独立需要新政策。”在给苏联人民的新年致辞中，他强调：“在原子时代，地球上的所有人都要同舟共济。”1986年2月4日接受法国共产党报刊《人道报》的采访时，他说：“自我毁灭对文明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愚蠢行为或犯罪。若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像数千年来人们一直行动的那样采取行动——一直依靠军队和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这正是我们必须无情摧毁的传统做法。”
“冷战”漫画
因为这些公开主张被淹没到大量陈词滥调中，所以西方观察者能够而且通常也确实把它们当作宣传口号不屑一顾。这个世界不了解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5月8日在政治局说的话，即勃列日涅夫缓和关系的行动仍然推进得不够深入。他（在1986年1月28日与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阿雷桑德罗·纳塔的谈话中）也没有认识到一种普世的权利，即如果认真对待东欧，人们就可能推翻苏联帝国：“每一人民都有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的和社会—经济的道路的权利。”
1986年2月的第二十七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给明确论述外交事务提供了一个平台。继续准备去年夏天开始筹备的大会，从外交部和国防部以及中央委员会各部中得到的是老作派的来稿。在1985年8月看到中央委员会提交稿的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把它们描述为“原始的和传统的”。一份草稿把社会主义阵营描述为“遭到围攻的堡垒”并且号召“做好一切准备来抵制帝国主义的威胁。”对于苏联盟国的“主权和独立”未置一词。整个稿本都充斥了“教训性的”口吻。“几乎每个短语都包括这样的字眼：‘必须’、‘必然’、‘应当’、‘应该’、‘要求’。”
作为回应，戈尔巴乔夫把这些草稿转交给了那时担任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出于对这种集体起草的稿子的厌恶，以及对自己写作能力的自负，雅科夫列夫只招募了两个助手来帮助他准备最终的稿子。他告诉其中一位即瓦连京•法林，戈尔巴乔夫想要“关于国际舞台的新视角，具有苏联准备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内容”，进而补充说：“试着把你自己最好的想法加进去。”另外一位报告撰稿者记得，雅科夫列夫说“是时候在报告中总结在我们这些人当中过去曾梦想和讨论过的大多数想法了，我们必须利用好这个提供给我们的机会。”
雅科夫列夫的草稿是戈尔巴乔夫在其报告草稿中未做任何重要改动就采用的“唯一部分”。除了核危险，它还警告了威胁了双方的生态灾难：“我们的地球从未经受过这种政治上和物理上的超负荷。人类从未从自然界中攫取这么多的东西，而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力量却使自己非常容易受到伤害。”然而，就在下一段落退回到了过去：“全球发展确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结论——社会历史不是一个任意发展的过程……而是一个必然向前推动的过程”，其中“只要还存在着剥削和剥削阶级，那么这个过程就不可避免地是在斗争过程中展开的。”
尽管有这些段落，戈尔巴乔夫的前同事们认为他在第二十七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是一个转折点。谢瓦尔德纳泽回忆说：“它四处回荡着绝对‘否定’这个制度主流看法的声音。”多勃雷宁记得：“它剧烈改变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向。”切尔尼亚耶夫说：“这种改变的基础”是这样的理念，即“我们必须放弃孤立，加入到文明的主流之中。”切尔尼亚耶夫继续指出，需要做的就是把新思维转变为“实践的政策”，使国家安全机构去执行它，让世界承认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并不仅仅是“花言巧语”。
戈尔巴乔夫在5月23日外交部的重要谈话中提出了最初的两个任务。之前没有哪一位领袖把他的事例直接提交给国家外交官们去讨论，更不用说用他的方式跟他们讨论了。外交政策需要“根本重建”。和平具有“至高无上的优先性”。主要任务是“停止核军备竞赛。”美国想要继续进行，目的是阻止莫斯科把军事资源转移到民用需求上去。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必须减少国防开支负担。至于如何处理莫斯科的东欧盟国，“我们一定不要认为我们是无所不能的，能够教育所有人。”即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实验不是为了苏联的利益，但必须允许他们去做。苏联外交官们也要把“人权”的引号去掉，就像这些人权并不实际一样，必须停止担心它们，必须停止去防范它们。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通过电视发表辞职演说后整理桌子。
像这样的谈话，尽管是革命性的，但说服不了戈尔巴乔夫的所有听众。如果要公开，也得不到外部世界的信任。就像整个苏联官僚体制内的官员一样，召集在一起的外交官见证与很多之前没有改变任何事物的“运动”。西方冷战斗士并不相信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甚至长时间在内部对苏联显示出犬儒主义的东欧盟国也认为，他号召改革与之前不过是大同小异。真正的考验是他在世界重要领域所采取的具体政策和行动。
“指示、命令、说教——所有这些都应该归于过去”
冷战始于东欧。斯大林在二战后占领了东欧，把它作为缓冲区，并且建立了一系列卫星国。赫鲁晓夫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试图让他们的盟国更加自治，却干涉并镇压了东德（1953年）、匈牙利（1956年）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当以团结工会而闻名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运动威胁到波兰面临类似突变时，苏联在1980年的第四次干涉迫在眉睫。不过，波兰比其他邻国更大也更强硬，苏联军队深陷阿富汗泥潭之中，苏联领导人们年龄越老而至少在某个方面越聪明。勃列日涅夫叹道：“波兰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安德罗波夫对一位信得过的下属说：“干涉的指标已经用完了。”甚至在意识形态上非常纯粹的苏斯洛夫也准备让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士加入波兰政府，而不是派军队过去。为了替代入侵，莫斯科推动波兰的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戒严令，给他提供资金、食物和其他供应，以平息波兰的动荡，至少暂时如此。从1981年到戈尔巴乔夫执掌大权这段时间里，苏联领导人实际上没有任何到东欧的出访活动，也避免东欧盟国领导人来莫斯科访问时提出尖锐问题。这预示着不是这个地区的重要性日益降低，而是他们自己身心均已恶化。
戈尔巴乔夫强调，东欧对他而言仍具有全方位的重要性。他说，他了解即将出现的内部危机，苏联面临着同类的危机，但情况更坏，因为年老的东欧领导人们已经执掌政权数十年之久，拒绝承认需要改变。此外，“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越南、古巴、北朝鲜和东欧的诸盟国）已经拖累了苏联经济的后腿，从莫斯科收到了价值多达170亿美元的原材料和其他物品，而只提供了35—50亿美元作为回报。戈尔巴乔夫记得：“一开始，我们就制定了我们的规则”，即苏联的盟国应该“独立自主，使‘布拉格之春’发生的事情不要重演——当人民想要建设‘带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时……我们的反应却是派出坦克。”
©️约瑟夫·寇德卡
然而，关于戈尔巴乔夫处理东欧的方法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之前关注的太少。在成为苏联领袖之际，他在外交政策上里列出了一个包括十项最重要的优先事务的清单。不管是东欧还是华沙条约组织（对付北约的东欧阵营）都没有在清单上。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至于‘社会主义大家庭’，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对它没有多少兴趣。”切尔尼亚耶夫并没有直接参与接待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沙赫纳扎罗夫负责），但“看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听到了我所了解的他的观点——这方面不仅我一个人——他对联系社会主义领导人没有什么兴趣，他不愿答应去出访（这些国家），显然不想强调他的‘领导角色’。”沙赫纳扎罗夫补充说，这并不是说，戈尔巴乔夫对东欧诸国的态度是“你们现在可以走，我们不再需要你们了。”他想要看到它们被改革，以便继续提供一个“（苏联）边境的友好国家地带”。但是，这个地区“不是他的优先考虑的问题，就像他并不想通过暴力手段把苏联团结在一起一样，他也不想用暴力手段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谢瓦尔德纳泽的助理塔拉先科记得敦促在华沙条约国中实施改革，这就会“减少我们的出场规模，并使我们”在东欧盟国中“少出现、少提供保护。”谢瓦尔德纳泽把备忘录带给了戈尔巴乔夫，回复则说这种活动是不成熟的。塔拉先科说：“他们可能决定这并不具有优先性。”
2017年10月10日，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出席新书《我仍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签售会。
既然共产主义仅仅在四年后就在东欧土崩瓦解，并且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粗暴地谴责他听之任之，那么他的顶级助手们的评价似乎就特别可恶。然而，不是说东欧对戈尔巴乔夫而言不处在优先地位，而是其他领域——国内改革、东西方关系和阿富汗——更优先地位；不是说他对即将来临的共产主义的分崩离析视而不见，而是他、他的同事们甚至是保守派都认为这个地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非常稳定（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就是“显然很平静”）；不是说他不能纠结于去干涉其邻国事务，而是说他原则上就反对这样做。
但在切尔尼亚耶夫看来，除了像雅鲁泽尔斯基（还有身体健康恶化的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亚诺什）这样的例外，戈尔巴乔夫“并不觉得其他东欧领导人可以与他平起平坐。他认为他们没有达到现代国际关系的水准。他不能允许自己公开跟他们谈话，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僵化的”，并会“误解他，甚至情况更坏的是，他要像与西方领导人谈话那样与他们进行谈话。”不能平等对待他们就导致了重要误解。既然戈尔巴乔夫主要用盟国领导人自己的意识形态语言跟他们交谈（这也有确保莫斯科保守策略性的优势），那么他们确信他不是抛弃他们，而是把他们从自掘的陷阱里拯救出来。
在契尔年科葬礼那天，通过选择私下会见的国外领导人中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的优先安排——西方人包括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唯一的共产党领导人是意大利共产党的纳塔。波诺马廖夫向切尔尼亚耶夫抱怨说：“（戈尔巴乔夫）有毛病吗？这里有这么多‘好的’共产党领导人，但他只接见了意大利人，还有那些‘坏’家伙。”葬礼后，东欧领导人们排队去克里姆林宫等着与新的苏联领袖进行集体会谈。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开宗明义支持东欧“盟国之间的平等地位，尊重他们的主权和独立”，他后来回忆说，换言之，就是“否定（为苏联干涉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提供理由的）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他承认，听众们“并没有认真对待它”。他们之前听到的是甜言蜜语；他们的态度是“我们会等一等、看一看” 。
公开谴责勃列日涅夫主义会说服他们。沙赫纳扎罗夫回忆说，但是“公开这样说，就意味着，‘你们知道，朋友，明天开始，如果你们想离开我们，那就加入北约，不要害怕’——……这样说人们就必然会成为白痴。”的确，戈尔巴乔夫对他的东欧盟友说过的唯一的狠话就是直接反对傲慢的罗马尼亚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他想把华沙条约的有效期改为10 年而不是20年，这有助于在这一盟约组织里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总之，戈尔巴乔夫在第二天告诉政治局，这次会见充满了“非常温和的、同志般的和公务性的气氛”。
戈尔巴乔夫可以在1985年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申明他关于东欧的政策。但是，这次全会根本就没有涉及这一地区。后来在同一个月华沙召开的会议上，他对盟国领导人们的致辞也主要是老生常谈。有人可能认为他是在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而不是抛弃它，实际上，他的高层助手之一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总目标。奥列格·拉赫曼宁是中央委员会社会主义国际部第一副部长。沙赫纳扎罗夫说他“非常保守”，是“非常强硬的原教旨主义者”。拉赫曼宁认为，戈尔巴乔夫会“规劝”“失序的”社会主义阵营，其中匈牙利领袖卡达尔“为所欲为”；东德领袖昂纳克“对我们隐藏了一些事情，与西德做交易……接受贷款，让人民旅游”；齐奥塞斯库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而波兰人“与美国人眉来眼去，计划购买波音飞机而不是我们的飞机。”因此，拉赫曼宁以笔名“弗拉基米洛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猛烈抨击苏联盟国的民族主义，甚至是恐俄症，谴责“不必要的改革”，要求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更大的服从。
西方媒体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大肆抨击，问它是否反映了戈尔巴乔夫的实际政策或与之相反的政策。像沙赫纳扎罗夫这样的自由派接到了思想相近的东欧朋友的电话，同时盟国官员也要求了解，“这真是新领导层的官方观点吗？如果是，这就是一个丑闻。我们要走向何方？”戈尔巴乔夫认为，这篇文章如果不是彻底颠覆他的政策，那也可算是一种反抗。沙赫纳扎罗夫回忆说，他非常气愤，以至于他开始“把文件扔得到处都是”，并且要求知道为什么东欧人“就像我是魔鬼一样背叛了我。”戈尔巴乔夫在6月29日告诉政治局，他不得不表现出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和策略。他找出借口给卡达尔和昂纳克打电话，然后好像顺便向他们保证，“弗拉基米洛夫”的文章没有反映他的观点。“我的确不得不感到焦虑”，他向拉赫曼宁的上司、中央委员会书记康斯坦丁·鲁萨科夫抱怨并随后询问道：“你知道这篇文章是你部里的人写的吗？”他问经验丰富的书记米哈伊尔·齐米亚宁怎么样：“是你写的吗？”问《真理报》主编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是你写的吗？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他们当中没有人承担责任。尽管不久前戈尔巴乔夫关系密切的助手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取代了鲁萨科夫，沙赫纳扎罗夫取代了拉赫曼宁，但没有人被立即解职。
甚至在这次令人难堪的事件之后，戈尔巴乔夫还是不能完全澄清他的东欧政策。他后来承认，他“对在这一地区所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整的图景，几乎没有彻底思考过给我们的盟国提供制度性的（新）措施。”戈尔巴乔夫对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盟国的说法既是坚定的，也是模糊的：“指示、命令、说教——所有这些都应该归于过去。”他在另外一次华沙条约组织会议之后对政治局的评论则是把不必要的乐观主义（“我们的朋友……依然吸引着我们。”）与对他喜爱的受气包掺和到了一起，他说齐奥塞斯库：“总是试图（背着我们）去秘密行军，好像他总是在我们之前已经做了所有事情。好，见鬼去吧！……他的脑子里就是浆糊，一团糟。”
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甚至为政治局准备了一份有关共产党盟友的特别备忘录，但它的警告也是不准确的：“消除所有妨碍与我们的朋友发展合作关系的因素，（以便）提供新的推动力……在国际范围内释放社会主义的潜能。”他坚持认为：“与我们盟友的关系必须占据首位”，这非常正确地暗示眼下一切并非如此。这一备忘录要求中央委员会的机构与外交部和克格勃“克服消极现象并在我们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提供必要的加速（可怕的字眼，再一次出现！）。”他甚至在7月3日告诉政治局：“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曾使用过的方法现在并不好使；它们不会起作用的！”这是他首次宣称军事力量不应该用来对付东欧。但正如历史学家斯维特拉娜·萨伏兰斯卡娅注意到的那样，直到1989年初才对这一地区的“新的合作策略”采取“具体的步骤”，而“那时所有措施都已经太晚了。”
作者： 威廉•陶伯曼(William Taubman)，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政治学名誉教授。他的传记《赫鲁晓夫：他和他的时代》获得了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协会传记奖。其他著作还有《斯大林的美国政策：从协约到冷战》，与妻子，阿默斯特学院退休教授简·陶伯曼合著《莫斯科的春天》。威廉·陶布曼曾任2009年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lavic Studies)主席，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冷战国际历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学术顾问委员会主席。曾获捷克共和国卡雷尔·克拉玛尔勋章和俄罗斯联邦友好勋章。
译者：田毅松，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MEGA2）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
校者：唐少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瑞典隆德大学语言与文学研究中心访问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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