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
袁宫保归隐期间，清廷的日子却不好过。
从1905年到现在，立宪呼声越闹越大，士绅们请愿不断，清廷内部也让载沣颇为伤神，他们共同的诉求无非只有一个——宪政。所谓宪政，让政府的权力接受宪法制约，改人治为法治，宪法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也保障了公民的权利。可正是关系到“权力”二字，王室对此才不甚满意，天下是我满人的，凭什么和你分享？
既然不分享，只有请愿，请不成再作计议。
请愿一事，可以追溯到立宪时期。1907年，清廷预备成立资政院，各地设谘议局，类似于今天的地方人大。消息出来，立宪派仍不满意，要求成立国会。迫于各界压力，1908年8月，清廷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宣布立宪预备期为九年，届时召开国会，公布宪法。
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江苏咨议局新任议长张謇发表通电，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于次年1月进行第一次请愿。接下来的大半年里，各地立宪派又两次发动请愿活动。
1910年11月，载沣宣布将九年期缩短为五年，国会召开前，内阁可提前试行。清廷让步了，代表们还是不愿意，三年也等不了，随即发动第四次请愿。这次轮到清廷不愿意了，觉得请愿团有点得寸进尺，勒令他们就地解散，并严肃处理了直隶的请愿代表。
1911年5月，清廷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阁员名单为：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载泽、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司法大臣绍昌、农工商大臣溥伦、邮传大臣盛宣怀、理藩大臣寿耆。
数学好的一看便知，内阁成员十三人，汉人四席，满人九席，仅皇室就有七人。
闹了半天，搞出来个“皇族内阁”，简直是欺骗感情。
其实清廷一直都很“单纯”，立宪就是为了“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还直言“预防革命，惟有立宪”。人家本身就这么打算的，还能期待什么样的结果？
立宪派对中央绝望了，你清廷这样瞎搞，我只有寄望共和，在那帮革命党身上下个赌注，别说我不帮你，是你自己不争气。如果你老老实实搞君宪，爱新觉罗家族还是皇室，我们所谓资产阶级上流人士的利益也毫发无损，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是挺好吗？再说了，相比革命党，我们算是保守的，你们要是落到那帮人手里，别说皇位，性命有没有都难说。
正因如此，张謇才着急进京，准备做最后一次努力。后来的结果表明，他那次北上没有达到政治目的，载沣表面敷衍，实际上根本没听进去。从北京回来后，以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士绅阶级开始与革命党谋求合作。
既然谈不拢，就等革命党来收拾残局吧。
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早在预备立宪时，关于九年之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就颇有微词：“清朝伪立宪，许人民以预备九年，今吾党之方略，定以军政三年、训政六年，岂不与清朝九年相等耶？吾等望治甚急，故投身革命，若于革命成功以后，犹须九年始得宪政之治，未免太久也。”
于是，继立宪派第四次请愿之后，同盟会也开始了它的第十次起义。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一支百余人的敢死队直冲广州的两广总督府，另一路从吴公馆出发，以阻止清军增援。黄兴等人赶到督署后，两广总督张鸣岐早已经逃到了水师提督李准的办公楼。擒贼先擒王没错，但是找不到王，谁也没辙。黄兴一气之下，火烧总督府，退出时与李准的卫队交火，并遭遇大量清军后援，敢死队员多数牺牲，黄兴也被清军炮火炸伤，断了两节手指。
这便是有名的广州起义。
举事失败后，七十二具革命党人的遗骸被葬于广州郊外的黄花岗，因此，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林觉民的《与妻书》就写于这次起义的三天前。1921年12月，孙中山回忆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这一年注定是骚动不安的一年，清廷集团也注定要在不久之后宣告破产。
国会请愿团平静了，革命党起义失败，四川又发生保路运动。
1904年，川汉铁路总公司在四川成立，次年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川汉铁路总公司改制，成为彻底的私企，由民间集股，自行筹办川汉铁路。1909年，督办川汉、粤汉铁路的张之洞觉得集资缓慢，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遭到湖北民众反对，清廷同意再次改为商办。张之洞去世后，继任的盛宣怀一改之前政策，宣布铁路国有，由政府承包修建，并打算再向四国借款。至于原先发股筹来的资金，不退现钱，只给股票。
显然是拿群众当傻瓜了。
入股的商绅和老百姓们当然不同意，借款多少是你政府的事，破产也跟我们没多大关系，主要是你欠我们的钱，多了我们没意见，但要是少一分，我们跟你没完。讨债风波一日千里，一时间，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的反对浪潮铺天盖地，尤以四川为盛。
不可否认，闹事的商绅中不乏爱国者，有一定的政治站位，让老外插手中国铁路，他们觉得是丧权辱国。但大部分人关心的还是自己的血汗钱，暂时也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而很多时候，成事的恰恰是前者。6月17日，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由川省谘议局领导蒲殿俊和罗纶任正副会长，在立宪派的支持下，讨债行动迅速演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保路爱国热潮。
蒲殿俊（中）和罗纶（左一）
四川总督赵尔丰先是开导，开导失去耐心，干脆逮捕了领头的蒲殿俊等人，第二天又查封了同志会。游行群众到总督府门口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作为一代学儒赵尔巽的弟弟，赵尔丰不但没有好言相劝、跟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还命人开枪扫射，当场打死请愿者三十多人，造成“成都血案”。
川民忍无可忍，发挥了义和团精神，拔电线杆，毁电线，切断了四川与外界的信息往来。潜伏已久的同盟会和四川地下组织哥老会趁机起事，联合川民队伍攻击省城，一场保路运动瞬间演变成起义性质的反清暴动。
事情闹大了。
本来也就是个讨债游行，被赵尔丰搞成了起义。很明显，老赵难辞其咎。
接着，赵尔丰被免职，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
端方南下时，路过洹上，袁世凯曾出谋划策说，“近闻湘人颇有风潮，大节似宜先驻汉阳，分段委员勘查，步步经营”，结果端方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去做，一猛子扎到四川，落到了革命队伍手里，连同弟弟端锦一块儿被枭首示众。被杀前，端方说自己祖上本是汉人，想借此保命，谁知革命党根本没理会他那一套，端方最终未能逃脱被杀的命运。
郑孝胥曾言，“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说明端方这人也极不简单。当初他顺访洹上，袁项城提出婚约，欲让五子克权娶其一女，端方满口应允，一桩婚事就算定了。有了密友和亲家的关系，端方死后，其家眷换上汉人衣着，逃至洹上，项城热情接待，并腾出房间留他们小住时日，风头过了方才准其离去。袁氏出山后，花重金派人找回端方的首级，让其长子端继先带回，安葬于北京。
武昌起义的集结号已然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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