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新年伊始，著名刑辩律师姜彩熠朋友圈发布其新判决的成功案例：历时五年，从无期到无罪，成功为阮某某等三名民企经营者，拿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三项罪名。姜彩熠在朋友圈中还提到，特别感谢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本溪平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处理本案。

据粗略统计，这是姜彩熠在2023年办理的第五起成功无罪辩护案件。

姜彩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案成功无罪，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是与国内著名刑辩律师北京的毛立新、王殿学、刘志明等联手共同努力的结果。该案所涉罪名，都是民营企业常见的犯罪，一个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个是虚开运输发票，即抵扣税款发票罪，还有一个是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该三个罪名能成功无罪，对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解决涉产权案件罪与非罪的问题，特别是对改善营商环境、发展经济，都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有真实交易，代开发票，不构成“虚开”犯罪

姜彩熠说，本案“虚开”的事实确实存在，“虚开”的金额也特别巨大，公诉机关《起诉书》认定为5.5亿多，涉税额8000多万元。为什么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呢？

“有虚开行为、虚开事实存在，不等于构成虚开犯罪”，姜彩熠说。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本溪公司将铁精粉出售给抚顺一家国有钢铁企业，但本溪公司没有给“抚钢”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是有丹东一家公司为“抚钢”开具了涉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机械执法，从表象上看，丹东公司与抚顺钢铁公司确实没有任何交易，从税收征管的角度，确实是属于比较典型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就是本案控、辩双方对“虚开”的事实、“虚开”的金额是没有异议的，罪与非罪，也就是争议的焦点，是法律适用问题。

姜彩熠表示，本案罪与非罪之争，实质上就是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的“行为犯”与“目的犯”之争。自1995年全国人大对虚开罪名立法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争论不休。对“行为犯”的问题，最高法院自2001年起，就通过《会议纪要》、《请示答复》，及领导讲话和《指导案例》，多次反复明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行为犯”，是“目的犯”，只有以偷骗税为目的，并造成国家增值税款损失才能定罪。但在司法实践中，用“行为犯”办案比较直观、简单，所以，很多法院都是习惯于用“行为犯”定罪量刑并作出判决。

去年，姜彩熠在辽宁某县法院，还经历了一起“虚开”案件，法院判决书中，直接明确写到“虚开”是“行为犯”，只要有“虚开”行为，就能定罪，有无国家税款损失，不影响定罪量刑。结果9位被告人（开票方和受票方）分别被判处3年—12年不等有期徒刑。上诉后，该案至今尚无结果。

“关于行为和目的之争，2021年最高检领导在‘六保六稳’电视电话会议上讲的很明确，构成虚开犯罪，必须3个要件同时具备，其中实质要件就是国家税款损失，最高检领导的讲话，应该是对20年来行为和目的之争画上了句号”，姜彩熠说。

姜彩熠介绍，他亲自办理的案件，有的按“目的犯”无罪了，有的按“行为犯”定罪了。姜彩熠举了两个例子，都发生在近两年内，一个是在四川泸州，一起6个多亿的虚开案件，两名被告人无罪了。一个是辽宁朝阳，为“平账”虚开运输发票，10多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3年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开票方和受票方的相关人员都判了。该案上诉后，虽经多次开庭审理，姜彩熠也在庭上据理力争，但最终还是维持了原判。

姜彩熠表示，该案原一审是本溪中院，因为区法院判不了无期。后来，拿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将该案转到平山区检察院起诉，起诉的罪名是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姜彩熠特别感谢本溪中院公正处理本案。如果按照有些法院的做法，数额5、6个亿，肯定判无期徒刑了。

为“平账”虚开运输发票，不构成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

本案涉及到虚开运输发票2000多万元，公诉机关按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起诉到法院。姜彩熠认为，本案虚开属实，但目的是为了“平账”，且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依法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虚开发票犯罪。

本溪这家公司是矿山企业，生产经营期间，雇佣了大量农民的个体车辆，从事铁矿石运输。这些农民从事个体运输，没有开运输发票的资质，不可能也开具不了运输发票，但该公司每年有大量的运费支出，都是用“白条子”入账，显然不符合税务管理和会计制度相关规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该公司就找到了当地几家运输企业，给他们交纳税点后，签订了虚假的《运输合同》，然后到当地税务机关交纳税款后开具运输发票。从行为上看，肯定是“虚开”。

姜彩熠告诉笔者，这种“平账”虚开，最高法院曾有过指导案例，一审和二审判11年有期徒刑，再审改判无罪了。最高法院解读无罪的理由就是，为了“平账”虚开，没有实际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不能按犯罪处理。姜彩熠说，最高法院领导在全国刑事审判座谈会讲话中，明确指出，虚开犯罪是重罪，可以判处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现在取消死刑了）。如此重罪，必须严重危害社会，如果税款没有损失，就意味着没有刑法上的危害性，怎么能处以重刑呢？所以，姜彩熠认为，就是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总则，也能推导出只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才能定罪，并且根据税款损失的数额确定重罪与轻罪。

本案中，阮某某公司实际支付的运费，远远大于虚开的运输发票数额，就是为了“平账”，解决“白条子”入账，不符合财务规定的问题，没有也不可能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怎么能按重罪判刑呢？

姜彩熠介绍了发生在去年的一个案例。同样在本溪，同样是矿山企业，同样是虚开运输发票，同样是为了“平账”，解决“白条子”入账问题，同一家运输公司给开具的。还有都是姜彩熠代理辩护的案件，而且这个案件是在税务机关和当地政府建议下，通过运输企业（也是给阮某某开发票的公司）到税务机关开具运输发票“平账”。结果，就是因为管辖法院不一样，阮某某的案件判决无罪了，而这家矿山企业就没有阮某某幸运了，异地管辖最终判决的结果是公司判处巨额罚金，包括股东、总经理在内的王某等10多名工作人员，都被判处了3到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在承包范围内开采矿石，不能认定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

本案阮某某还有一个罪名，是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上诉后，本溪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平山法院重审。

姜彩熠介绍了阮某某不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的事实和理由。本案涉案的矿山是当地政府的集体企业，先是由阮某某个人承包租赁经营，之后由阮某某在鞍山的公司租赁承包经营。存在着出租和承租法律关系，占用林地的事实属实，但罪与非罪不能简单的认定。姜彩熠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该罪名的主体错误，该矿山的租赁主体是鞍山一家企业，不是自然人阮某某，一审法院认为是阮某某个人经营，属错误认定责任主体。二审期间，姜彩熠向法院提交了《承包协议》等新证据，证明不应该追究阮某某个人刑事责任。姜彩熠提供的《租赁承包协议》明确约定，阮某某鞍山公司是在甲方（政府方）指定同意的矿区范围内采矿，征占林地的手续由政府方负责办理，所以，不应认定阮某某及阮某某鞍山的公司承担占用农用地的法律责任。

姜彩熠在发回重审辩护中，还提出了本案超过追诉时效，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鉴定资质，以及政府“先占后批”和“以罚代征”等当时的普遍做法，因为20年前，普遍存在着“先上车、后补票”的做法，涉案的林地当年已经过林业部门行政处罚，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了。

该案发回重审后，检、法两院采纳了姜彩熠律师的辩护意见，平山检察院撤回起诉，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书》。平山法院裁定准予公诉机关撤诉。至此，历时五年，姜彩熠无罪辩护画上了圆满句号。（文：澳门法治报 董阎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