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津）宋安娜

我下乡那年十六岁。

我插队的那个地方，是河北省的清苑县。有个曾经挺红火的戏叫《七品芝麻官》，“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故事，据说就发生在这个县里。抗日战争时期，我抗 日军民大搞地道战，神出鬼没，杀得日本鬼子魂飞魄散，地道挖得最好的村，也在这个县里，至今冉庄的地道还保留着，电影《地道战》就是在冉庄拍的。

县里接知青的汽车早晨出了天津市，将近中午的时候又出了保定市。出保定往南，一路皆是平展展的大平原。那是11月，田里没了高粱庄稼，冬小麦却正绿得耀眼。冀中平原盛产小麦，每到初冬，田野便一派油绿，对于一个从大城市的灰暗和“文革”人与人的倾轧中溃逃出来的女孩儿，一片绿叶就足以动情，更何况这一望无际的麦田。一簇簇麦苗以它们新鲜的生命汇聚成无限伸延、从脚下直达天际的绿，那宏大的生命气势竟比满园春色还能令人怦然心动。只看一眼，我就爱上了冀中平原，爱它的广阔，爱它的宁静，而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平原对我的整个人生意味着什么。

住下来才知道此地并非世外桃源。

“文革”中保定地区的武斗全国闻名，世世代代捋锄杠的农民扛起了枪，今天这一派噼噼啪啪打过来，明天那一派噼噼啪啪打过去。村民到村西麦地割麦，一猛子扎到地当间，刚想直起腰喘口气，一排机枪子弹扫过来，一生产队三四十个男劳力就都给趴倒在麦棵里。武斗带来的死亡机会还毫不客气地闯进村里来，居然登堂人室。老白的家把着村东口，村民有吃饭端着饭碗蹲到自家梢门洞里吃的习惯，为的是左邻右舍传递消息，拉拉家常。那晚老白刚端出饭碗来还没蹲下，便被一颗流弹击倒，其时他正与邻家穿街而过的小媳妇调笑，一个“哈哈”只“哈”了半截，就被流弹洞穿眉心，立时毙命。武斗斗得升了级，村民还听见炮声。稍有阅历的人都会知道，新中国禁止民间私藏武器，而对峙双方的弹药均能充足供应，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场“农民战争” 背后有什么影子了。

于是，踩着知青的脚跟，有军队进村，说是“支左”。

村里忽然就多了许多绿色的身影。每个生产队都有，士兵们倒也无大事可做，无非是早晨操练，中午之前在地头领着村民读读报纸，夜色降临时，便能听见他们呼朋唤友，各生产队的士兵往来交谊，那青春的气息反倒给乡村的冬日增添了些许生气。就这样报纸读了几天，大股部队便纷纷撤退，好像“革命”已经成功，只在每个公社留下一个军人，巩固成果。

我们村是公社所在地，就能常见一位年轻的军人在村前村后走动。

这一方民风淳厚，村民最是惧官，众口一辞，就都称他为班长，尽管也都弄不清他是不是个班长。那年头，军人只要一做到排长，就可以穿四个口袋的上装，是个干部了，而这年轻的军人却始终两个口袋着。

我与班长产生联系，第一个原因是我们都是外来人口，都是“飞鸽”牌的。那时候天津产的飞鸽自行车很有名气，在村里扎不下根来的人便都荣获了“飞鸽”的美誉。尽管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村民们还是执拗地认定知青留不住，至少女知青会远走高飞。有时候农民的机智甚至能与历史的结论媲美，这一次又被他们“不幸”言中。当然，班长更是留不住的，他是个工作人，迟迟早早会高升了去。于是，在村民们的眼光里，我便与班长有了等量齐观的位置。

我与班长产生联系，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每天早晨都同样地会刷牙。这一方农民从不刷牙。下乡第二天，我站在房东的院子里刷牙，便被房东的闺女嘲笑。这闺女比我大三岁， 指着我满嘴的白色泡沫哧哧地笑，说哎呀，你咋这样掏茅厕呀！而班长也是每天早晨满嘴白色泡沫，并且吐得公社大院常常白迹斑斑。自然村民不敢嘲笑，但知青与班长皆会“掏茅厕”，却成了农家炕头上最让人喷饭的话题。

我与班长产生联系，在我，其实是从公社邮局开始的。

刚下乡的时候，想家，就常往公社邮局跑，或寄信，或等信。邮局其实算不得邮局，公社院里一间小屋，只一个邮递员，村民恭维，叫他局长。局长老且脾气绵软，整日骑一辆自行车串村，每个农户他都熟络得很，不但叫得出姓名，连来信的内容似乎都了解，这家儿子寄了钱来，那家闺女刚出满月。读者千万不要误会，猜疑老邮递员私自拆看信件，他只是性情好，谁家的事情都往肚里去，然后白替人惦着。

我来邮局，他自然也惦着。我来了家信，他喜滋滋地放到桌面显眼的地方，让我一进门就能看见；若是家信不到，他比我还丧气，一双老眼躲躲闪闪，好像是他的过错，不知怎样安慰我才好。

于是就聊天。他平生没走出过保定地区，但因了送信，毕竟走街串巷，什么希罕事都听得，见得，讲出来能逗得我前仰后合。每每要逗得我捧着肚子求饶，老局长，别讲啦，肚皮快破啦，他才罢休-笑声未落，那班长便推门走进来。

十六岁，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作一见钟情，也从来未曾被异性的光彩击中过，却在那一刻像被谁用力推了一把，糊里糊涂就坠入情网-满脑子空空如也。

假如有谁从俄罗斯文学里读到过对于白桦树的描写，便会了解我面对他时的感觉。邮局的门他必须低一低头才能进，待他进来，抬起头来，那俊拔的身材便立时透出一股军人的威武之气，令人神清气爽。最吸引人的是他红润的脸庞上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九十年代的男孩恐怕很难有那样清澈明亮的大眼睛了，他们见得太多，明白得太多，而他，那时恐怕只有二十岁吧，他的世界单一而清晰，除了全国上下一片红以外，就是他身为军人的骄傲和二十岁英俊青年的自信了，于是他的眼睛便清澈得灼人，明亮得灼人-当然，这些感觉都是此后一段时间里慢慢品味出来的，而那个时候，我却整个傻妞儿一个，竟不知此身何身，此地何地。

他说，我认得你们。

我们才三个女知青，他真的一一叫出了名字。他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后，故意拖长了声调，叫完了，又问，是不是这样叫的？说就你的名字怪。说着，目光灼灼地望着我。

那个年代我尽量避免谈起自己的名字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我连忙转过脸去，用别的话叉开。说了几句话，待我偷偷向他看去时，却与他的目光碰个正着。他一直在等待着。

这之后，每个晚上我都会去邮局看信，不管有信的日子还是没信的日子；而他，也必定到邮局里来。老局长变得沉默寡言，一任我们海阔天空，自己只做成一个听客，眯缝着一双老眼，听到兴起处，竟摇头晃脑。

他告诉我，他是四川人；我连连笑着摇头，说四川人哪里有这样高的身材？他急得几乎发誓，说没有半句谎言，他生在成都郊区，他叫那地方为“我的成都平原”。他极爱他的故乡，用最美丽的词句描绘它。我从来没有进过川，在我的印象里那地方应该山山相连，也许成都周围真有一块小小的盆地，真有“我的成都平原”也未可知，总之，时至今日，我对那平原的知识还仅限于他当年的描述。

那些谈话多么美妙。永远也忘不掉他讲话时那神采飞扬 的样子，忘不掉他倾听时那明亮的双眸温暖得一如阳光照拂。记得就在他讲“我的成都平原”的那一晚，他送我走出公社大院，当我打着手电转过墙角时，听见他在院子里唱歌。村民都睡了，他却唱着歌，很嘹亮地唱着。

后来才知道他也是许多乡村闺女梦中的白马王子。村女可能没读过那段西方童话，却天生成喜爱英俊异性的风流，并且能把这段风流表露得痛快淋漓。公社大院里有几个漂亮闺女，广播员、赤脚医生，整天嘻嘻哈哈围着他转。生产队劳动歇畔儿时，女孩儿家打打逗逗，也把他作了谈资。这个说班长的脸粉扑扑的，真比年画上的人儿还好看；那个讲俺就喜欢听班长开会，说话的声音好听，跟水声似的。乡女的胸怀一如她们世代居住的大平原无遮无拦，敢说便敢做，再有公社的大会，真就呼姐唤妹地赶了去，结果挤得会场竟比赶集还热闹。

而我对于他，还仅仅限于一些飘渺的感觉。

世间最脆弱的东西恐怕便是感觉了，它太易于更改，并且太易于被打碎。

“革命”还照常轰轰烈烈着，“革命”的成果看来也越来越巩固了，看不到报纸，我对形势的判断主要来自他，因为他越来越忙，后来就很少在邮局出现。

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在那种情势下重逢。

那时候公社的干部都吃派饭。有天中午，我收工回家，房东闺女把我拦在屋门外，说家里有派饭的干部，先让他们吃，我便在窗下收拾农具。有谈话的声音从窗户传出来，是他。就在听到他声音的同时，我也听到了自己的心跳，浑身的血液都涌进心脏里来，小小的心儿哪能承受这样大的压力，它一蹦一蹦的快要从喉管里跳出来了。我要见到他，必

须见。

我转身往屋里跑，这时候听到他在说：“有什么事你就说吧，这块地界现在是咱的了，没有办不了的事！”

那一刻我体验到了什么叫做“倒悬”。浑身血液迅速回流，刚刚还饱满得欢跳的心，突然变成了一只空瘪瘪的皮囊。

那是他来了战友，他特意请我的房东炒了鸡蛋。他对他的战友说了那句话，俨然一方主宰。

那天中午我没有吃饭，当然也没有进屋。躲在麦场上，把前前后后的他想了又想。我流了眼泪。也许当今的少男少女很难理解我那时的心情，他们会把我的眼泪看作莫名其妙，但那时的我，不仅仅是我，是整整一代人，都把“为人民服务”当作做人的宗旨。

后面的情势便急转直下。我们很少见面，即使见到，我也远远地就躲开。他先还面露惊诧之色，后来也如法炮制。很快我就发现了我们的距离，我是“可教育好子女”，而他是革命领导干部。

该结束的就快一点结束吧。

那是公社召开知青会。他来讲了话，讲完了，让大家到院子里集合。知青们陆续走到屋外，最后屋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并非鬼使神差，而是彼此都在寻找一个机会。

没有对话，甚至都不互相看一眼。

他堵在门口。

他用脊背对着我，身体倚着一边门框，伸出胳膊抵住另一边门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要想出门，就必须从他的胳膊下边钻过去。

他身材高大，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从 他胳膊下钻过去。但是我不能。我知道他在窃笑，他得意非凡，满院子的知青都会看到我从他胳膊下边钻出来。

天知道我那时怎么会那么镇静。我平静地走过去，只伸出右手的食指，在他挡在面前的胳膊上轻轻一敲-最后是他兵败如山倒。他收回了自己的手臂。

当第二个初冬来临的时候，班长便如村民预言的那样离开了村子，到保定城里的一个什么单位“支左”去了。乡女们依然热情不减，公社大院的闺女还骑了自行车跑到城里看他。我也依旧跑着邮局，因为那里仍然有家信，也仍然有着一个性格绵软的老局长。

十六岁的爱情其实根本算不得爱情。那些飘渺的感觉，经历了，就留下了，不管是美妙还是气恼，都不会刻骨铭心，也不会让心疼痛。直到有一天，我那永生难忘的冀中大平原终于成为了我文学的故园，当我的想象在它坦荡无际的胸膛上滑翔，当我的思绪在它纵横交错的田垄上歇息时，那些感觉便会升起。它们伴随着一个时代，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