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住自己的“龙兴之地”不为外人侵扰，这里主要指的是挖参的朝鲜人、游牧的蒙古人，以及自关内过去开荒的汉人，自皇太极崇德三年（1638年）始，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廷在东北筑起了一道宽、高各一米、绵延1300余公里的土堤，因堤上每隔五尺插柳条三株，所以也被叫作“柳条边”。

自那时起，这片沃野千里的黑土地改招垦为禁垦，成了“将军管辖”的地区。而彼时的汉地则沿用前朝的行省制，蒙地施行盟旗制，于新疆采取伯克制与汉式州府的混合体制，在西藏设置了噶厦制。

因地制宜的利好曾经一度使清廷的统治颇为顺畅，然而单就东北而论，这种特殊的区域制度侧重边关防务，而不是发展经济，所以相较于关内，东北始终处于一种极为落后的境地。

可皇帝坐在紫禁城，居庙堂之高未见得能望到江湖之远，东北就在“将军管辖”下艰难熬过了二百余年。直到关内天灾不断，百姓大量涌出关外，北方沙俄频频袭扰，边疆危机日益加剧，清廷才意识到改革这种不合时宜的体制成了势在必行之举。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遭受沙俄、日本三次侵扰洗劫之后，徐世昌授命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赴东北为改制作全面考察。

在《通筹东三省全局折》中，徐世昌如是写道：“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撤销将军管辖，设置行省公署，改旗治为民治。”

清廷遂正式下达“裁将军改设行省”的诏令。

徐世昌大量招揽各方“时务之才”，一时间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这些时务之才在这里大刀阔斧地施行近代化建设，仅仅两年，当留学归国的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涛途经奉天（今沈阳）时，已经是“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乃宿公署，俨然欧式”。东北的面貌焕然一新。

也就是在这一年（1908年），经朝廷照准，裁撤墨尔根副都统，正式设置嫩江府。徐世昌上奏，推荐周玉柄任知府。

于是这位举人出身，京师大学堂毕业的高材生，时任黑龙江行省公署秘书官的周玉柄，成为了嫩江由旗治改为民治后的首任知府。

他在任期间，延续了徐世昌的革新方向，一方面组建了城乡议董会、农工商会、警察事务所，以大力发展经济，推行新政；更重要的是加强对下一代的教育，在满文官学基础上，筹设了初等农业学生班、东奇小学校、木讷乡初等基础教育学校，进一步普及当地百姓的受教育程度。

时至民国初期，嫩江地区的基础教育已初见雏形，以嫩江县县立第一初等高等小学校为例，《嫩江县视学周晋报告春夏学务书》中作了如下记载：“县立第一初等高等小学校，校址在北关外，校舍八间，光线合宜，余一间为职教员室及礼堂，厅房、厨房各一间。校长潘云台，奉天政法学堂毕业，教授高等班国文、文学史、修身等课。教员包永卿系卜奎师范毕业，教授高等理科班地理……学校经费年一万九千三百五十三吊六百文，学生一百三十六名，高等班四十名，分甲乙两级，初等班九十六名，分甲乙丙丁四级……”

这仅仅是东北地区一个县城中的一所小学校，当时的教育相关部门对于硬件设施、教学环境、师资力量、经费支持等等都有考量。只就师资一点而论，校长、教员的教育背景，放在当今也不算差的。

东北时至今日，也算是重男轻女观念比较淡薄的地区，这追溯起来可要归功于百年前对当地百姓进行先进文化思想的灌输。

据记载，即便到了清末，嫩江在东北也是“男女幼即订婚，婚嫁最早”的地区之一，而自周玉柄起，清末民初前后不到十年时间，新式教育已经在当地蓬勃兴起，男女均可接受教育，且有规定“须令其年至二十左右，乃许婚配。”

“少年强则国强”，这句话虽自梁启超口中说出，又何尝不是清末许多能人志士心中所想。他们明白知识的获取和思想的转变都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不是仅凭一代人的力量就能完成得了的。

于是才有了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才有了李鸿章和曾国藩奏请西太后选派学童官费留洋，才有了光绪帝支持张之洞以“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设立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才有了后来我们更为熟知的詹天佑、胡适、李四光等等。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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