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响中国】在解决好“六个克服”中深度推进“第二个结合”（下）

原标题：【理响中国】在解决好“六个克服”中深度推进“第二个结合”（下）

　　三、克服中华传统文化的复杂难解

　　“第二个结合”的主体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是笼统的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深度交织的庞杂思想文化体系，落实“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原有庞杂体系中加以剥离、萃取、提炼，具有高度复杂性。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体系庞杂

　　以儒学为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体系庞杂。从积极层面来看，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应在新时代发扬光大。从中性层面来看，孔子的“仁”、孟子的“义”与“和而不同”等道德要求，即以“礼”为首、“爱有差等”、“礼之用，和为贵”等，本建立在宗法等级和社会秩序的伦理思想基础上，但具有永恒价值，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应用，应从中衍生出新时代的道德规范标准，服务于当今时代的文化建设。从消极层面来看，程朱理学主张的“三纲五常”中，“三纲”明显违背了时代潮流，必须加以摒弃；而“五常”，若能挖掘其时代内涵，有助于发挥当代价值。

　　（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庞杂体系的批判性继承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后的宗法等级和社会秩序，代之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原则下的新内涵。这实际上涉及冯友兰的“抽象继承”，实质是批判性继承，即剥离古代中国宗法等级和社会秩序，从中抽象出中华民族独特文化基因作为“根脉”，在马克思主义“魂脉”指导下，在扬弃中继承、发扬光大，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焕发出生机活力，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的独特魅力。

　　（三）让中华文明基因超越时空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批判继承，而不是原封不动地全盘复古。在批判继承中，立足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传统美德开展现代转换。具体来说，需要鉴别良莠，辩证看、务实办，让作为文明基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超越时空的积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像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73年所说的那样，使中华文化的和合文化、整合特征等积极因素，成为带领全人类跳出西方条分缕析哲学和文化窠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一体化的指路明灯。

　　四、克服两者结合面临的内外张力

　　“第二个结合”是在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背景下进行的，需处理好若干种主要思想文化的关系，既要注意防止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内部之间出现对立和紧张倾向，又要警惕西化分化势力对“第二个结合”历史进程及其产物的诋毁和破坏。

　　（一）学习现代文明应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

　　就生活方式而言，传统中国以家庭为本位，生活重点和要点均落在如何维系良好人伦关系上。其中，代表君子人格的士大夫阶层，就在修、齐、治、平的道德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社会解体，文人士大夫阶层在近代中国逐渐消失，不仅根深蒂固的家园一体结构出现瓦解，以“中庸”为支架的道德理想主义观念被重新审视。显然，这些变化并不是内在发生的，而是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联手”压榨下艰难展现出的历史图景。这是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在中国的表现，因此，需要处理好这几种主要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国需要学习现代文明的一般规律，因为不学习现代化国家的知识、技术、工业，会损害中华民族的独立性；而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和工业不仅不会丧失民族特色，反而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不过，学习一般规律以大踏步赶上时代，开展后发型现代化，与保留独特文化基因以保持民族特色并不冲突。因此，文化创新绝不是完全脱离传统文化，相反，应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将西方优秀文化融入之中，促进中西文化巧妙结合。

　　（二）追求现代性应警惕文化一元论为本质的西方中心主义

　　现代性追求一种统一、一致和绝对，排斥矛盾和差异，背后是文化一元和西方中心论，产生了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压制了发展中国家。近代史上，中国人需要将全部力量集中到改变现存秩序的革命活动中，唯有如此，中国人才能赢得独立自主，进而开展现代化建设；而革命活动，必定伴随着制度革命与文化价值观革命。革命胜利后，制度变革与文化价值观变革的相互促进与相互补充，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力。当时，西方文化传入我国后，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非此即彼”思维泛滥，导致一些学者习惯把西方文化放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对立面。

　　例如，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梁漱溟，针对中国文化存在的问题，反对东西文化调和论。他认为“调和”只看到文化表层而没有留意其根本精神，“未来文化只可斩截的改换”；而西方精神上左冲右突，未闻大道，需要以直觉来解救理智。他反对中断文化连续性盲目移植西方文化；在他看来，只有循着中国独特历史和文化，才能真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因此，无论是在《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初版还是1987年再版自序中，梁漱溟都特别强调：“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五四时期主张全盘西化的陈独秀则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从历史上看，上述隔绝中西文化的“复古主义”或“全盘西化”，严重影响了中西文化良性融合，导致近代我国故步自封，文化大幅度倒退，这两种错误观念二元对立，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的思维局限性，这种一味拒绝或全盘接受的极端理念，是束缚思维的锁链，导致当时国人无法开眼看世界。

　　（三）对仁义礼智信这“五常道德”发扬光大以克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影响

　　现代性片面强调科学技术和理性造福人类、推动社会进步，导致了“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而忽视人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缺乏对人生意义、幸福真谛的追求，形成了物质主义。鲁迅就批评过西方的“物质主义”，而今天表现为盛行的消费主义。这导致出现了许多“空心人”：不少人物欲膨胀、情欲泛滥、金钱至上、道德滑坡、贪污腐败现象，都与现代性的片面性有关。

　　近代史上，西方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也曾像“病毒”一样传入中国，造成了社会上的很多不正之风。冯友兰晚年总结道，这种不正之风的“治本”方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挖掘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德的恒常价值，提高人民道德水平。他要维护和坚守的是作为恒常道德的仁、义、礼、智、信，把它们视为承载中华民族渡尽劫波的“诺亚方舟”，坚守五常道德才能使我们民族在劫难中“得救”；不坚持五常道德，就会丧失民族特色。

　　五、克服两者结合过程的复杂艰巨

　　“第二个结合”涉及观念体系的深度融合，与“第一个结合”相比作用层面更深、收效更慢、需要花费的时日更多，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进程，必须保持足够政治定力和历史耐心，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摒弃一切心浮气躁、急于求成心理。

　　（一）民国时期新文化发展常常受阻甚至几度中断

　　由于中国皇权社会历史漫长，专制主义思想及相关意识根深蒂固，其传统难以割断，也由于五四时期新文化形成时间尚短，还不成熟，因而新文化发展常常受阻，甚至几度中断。例如，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人民个体自由、民主权利和人权受到严重摧残。1934—1936年蒋介石开展以“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为口号的“新生活运动”，在“三民主义”外衣下重新祭起封建伦理大旗，推行愚民政策，以图全体国民服从，学界一些人也由此重倡读经尊孔，这与袁世凯复辟时曾一度上演尊孔闹剧如出一辙，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二）新中国成立后封建主义思想观念行为依然有残余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思想文化界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度提出了“人的解放”口号，一系列新文化思想观念在全国大大活跃起来，表现出五四新文化传统不可阻遏的生命力。但是，封建主义思想观念和行为依然有残余影响。邓小平对此指出，“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因而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

　　（三）以新时代新文化拓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刻内涵

　　鉴于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发展的坎坷历程，应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并不断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每一个文明为维持其不竭的文化活力，必须不断重新整合，并吸收其他文明优点，以在文化方面积极开展自主创新，创建新文化。例如，张岱年主张“创造的综合”，坚持反对全盘西化又倡导“有抉择而深入的西化”。其有选择的西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等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吸收和消化，是现代化必由之路，是中国文化实实在在的开放精神，这种辩证态度富有启迪意义：在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而以新时代新文化，拓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刻内涵，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六、克服两者结合的人才隔阂

　　推进“第二个结合”关键在人，在于有一支政治坚定、学养深厚、具有强烈文化担当、能够融通古今中外的通才队伍。同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现实紧迫性相比，当前，我国亟需在破除学科壁垒、革新研究范式、加快人才培养、推进话语体系创新等方面做大量工作。

　　（一）近代史上“第二个结合”的四位代表性通才提供了光辉典范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百年史，近代史上有四位代表性通才值得深刻铭记。一是毛泽东，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深刻的力度，李大钊、陈独秀、刘少奇、李达等属于这方面的著名人物。二是艾思奇，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大众传播的最宽阔的广度，艾思奇等人主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武装革命、制度革命相结合，为实际斗争提供思想指导，强调马克思主义如何行之有效地适应实际革命活动，张如心、胡乔木、胡绳等属于这方面代表；三是张岱年，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理性的深度，开启了将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化的尝试，注重综合马、中、西哲学，为处于危难中的国人树立一种理想信念，提供了一套具有中国传统精神特色的现代思想体系，鲁迅、顾准、杨小凯等人属于这方面的名家。四是冯友兰，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持久的韧度，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通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梳理中国哲学史，让人们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鉴别，大大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域的指导地位，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属于这方面在历史领域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典型代表，而王国维、陈寅恪则不自觉地顺应了这一趋势。上述四位代表性通才及一大批精英，都是政治坚定、学养深厚、具有强烈文化使命、融通古今中外的大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光辉典范。

　　（二）两个学科之间的隔阂不利于培养两者结合的通才

　　如今，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以及学科壁垒等问题，需要通盘考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的人才队伍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别属于政治学和国学，分属不同学科体系，双方从业人员存在“文人相轻”因素，在学科基础、研究范式、话语体系之间存在学科壁垒。在一些国学研究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曾过度政治化，以权势压制思想，出现过教条主义，是政治灌输工具；反过来，在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看来，国学活在“故纸堆”中，有复古主义倾向，脱离时代和现实。总之，两个学科之间的隔阂，不利于培养二者结合的通才。

　　（三）以智库建设为切入点从战略高度培养两者结合的通才

　　在时代命题面前，我国需要培养大批对国学和马克思主义都精通的通才。可从高校、科研院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国学发展研究院所等智库建设做起，鼓励跨学科联合培养、跨专业人才交流，进而通过专业和研究方向设置促进通才培养。同时，立足以人才促事业、以事业引未来等思路，做好通才的成长、选任工作。具体来说，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战略高度审视二者的结合，通过在马克思主义和国学各自学科内部设置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方向等方式，调整学科、引进师资，并在党政宣传思想文化部门或企事业单位招录中，在“马工程”、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课题、各省市区课题设计方面，加大专业倾斜力度等配套顶层设计，通过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人员招录，鼓励范式创新、话语融合打破学科壁垒，打通学科壁垒。总之，通过科学的培养和选用机制，为两者结合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为“第二个结合”提供扎实的人才基础。

　　（作者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员）

审核：王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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