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吉林：从辛酉之变到东北第一座近代化兵工厂的兴衰始末（上）|兵工厂|吉林省|咸丰|大清王朝|恭亲王|清廷|清末吉林|肃顺|辛酉

在各方势力的博弈下，原本被排挤在外的奕訢如何一步步登上权力的峰顶？

内有太平天国，外有英法联军，朝廷为什么要在内外交困之际花重金在吉林兴建机器局？

寻根求源，我们就先从咸丰十一年的辛酉之变聊起。

辛酉之变，洋务派上台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逃到热河行宫的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在烟波致爽殿驾崩，临终前传位给了自己唯一的儿子载淳，并授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额驸景寿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以辅佐幼帝理政。

为了防止顾命大臣们擅权弄事，咸丰帝将“御赏”、“同道堂”两枚御印分别交给皇后和懿贵妃，表示新帝登基后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盖上这两枚印才能生效，实际上就是授意了后宫可以适度干政这件事。

这个意思慈禧、慈安理解得很透彻，所以皇帝一驾崩，就立刻授意御史董元醇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后世有些人认为这是后宫，特别是慈禧贪图权利、野心勃勃的体现，其实如果设身处地站在她们的位置上想想，不争这个权，那下场势必会被架空，沦为盖章工具，连同小皇帝一起任人宰割，所以“垂帘听政”是必须要争取过来的权利。

不过这个要求遭到了载垣、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的强烈反对，据《越缦堂日记》记载，肃顺等人不顾礼数大闹朝堂，小皇帝被吓得尿了裤子，可以看出这些人根本就没把人家孤儿寡母当回事儿。

其实这个结果慈禧她们应该早就预估到了，因为董元醇上折是在八月六日，肃顺他们大闹是在八月十一日，而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所述，早在八月一日“奕訢就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

可当时本应该奉咸丰之命留在京城应付英法联军的奕訢，怎么就突然出现在了热河行宫呢？

这是因为慈禧派人给他送了信儿。慈禧明白这个时候为了争取到“垂帘听政”的权利，绝不能干等着别人对自己定夺，最好的防守就是主动出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势力，而这其中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奕訢。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奕訢的文治武功比他那个嗜酒好色、听曲儿、吸鸦片的皇兄强得多。随父亲道光帝南苑围猎，他箭无虚发，当时还是皇子的咸丰帝奕詝比不过，只能听老师的以不忍杀生为由搪塞过去。道光帝一直没有明确指定皇储，临死前叫来几个儿子做最后考察，奕訢对治国之策侃侃而谈，奕詝还是比不过，所以干脆打起亲情牌，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将孝子贤孙演绎得淋漓尽致。

有这么个处处比自己强的弟弟，对气量狭小的奕詝而言，嫉恨之心与日俱增，这种嫉恨在他登基之后转变成了对奕訢的猜忌，终咸丰一朝，奕訢的仕途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时起时落，虽贵为恭亲王，却一直被皇帝以及载垣、肃顺等人排挤在权利中心之外。空有一身才华，只能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被留下来处理烂摊子。

处于这样境况的奕訢，很清楚倘若让载垣、肃顺这些人掌控了大权，自己能落得个像两宫太后那样被架空的下场都算好的。所以当慈禧导演的苦肉计主角安德海逃出被顾命大臣的人马团团包围的热河行宫，将自己主子的意思告诉他的时候，二人一拍即合。

与此同时，八月二日，慈禧、慈安在行宫召见了载垣等人，提出郑亲王端华兼任官职太多，可以让醇郡王奕譞做步军统领，替其分担一部分工作。当时咸丰刚死，后宫太后没有任何动作，“垂帘听政”这事还没被提出来，载垣他们想不到这两个女人能搞出什么事情，竟然就这么同意了。

于是奕譞就拿到了京城的兵权。这位醇郡王是什么人呢？他的大福晋叫叶赫那拉·婉贞，是慈禧的亲妹子，说白了，太后娘家人。

咸丰驾崩不到半个月，慈禧慈安已经悄然布局完成，而后才有了八月六日御史董元醇奏请太后“垂帘听政”这件事。这时候载垣、肃顺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处在了十分被动的局面里。

等到九月二十三日，咸丰灵柩由热河行宫起驾回京，慈禧、慈安以新帝年幼，自己妇道人家不方便为由，在陪灵驾一天后就先行回到北京皇宫，足足比大队人马早了四天。抢占先机的两宫太后连同恭亲王，在紫禁城内昭告了载垣等八人的罪状，下令醇郡王带兵予以抓捕。此时是九月三十日。

十月一日，恭亲王奕訢被任命为议政王、军机大臣，两宫太后正式开始垂帘听政；三日咸丰灵柩抵京；五日将新帝载淳改年号“祺祥”为“同治”，寓“共同治理”之意；六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被赐白绫自尽，大学士肃顺拉出菜市口问斩，额驸景寿等其余五位顾命大臣革职；后来安德海被提拔为总管大太监，奕譞进封醇亲王，辛酉政变以时年二十七岁的慈禧和三十岁的奕訢赢得胜利告终。

洋务运动，吉林机器局创建

虽然争取到了“垂帘听政”的权利，但这个时候的慈禧其实还是个守着孤儿的寡母，对内朝堂上那些宦海浮沉多年的大臣没几个真把她放在眼里，对外列强环伺，随时都有再次攻入京城的危机存在。稳住朝堂、稳住人心、稳住自己的位置成了第一要务，她需要时间来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无论是否认同奕訢的主张，对恭亲王还是要拉拢而非打压。

怎么拉拢呢？那就是支持奕訢的政策——兴办洋务。

其实早在咸丰朝，以奕訢为代表的洋务派就本着“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的观点，开始推行洋务运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因此而设立，兼管洋务、外派使节和留学生、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等，左宗棠、李鸿章都曾任职于这个机构。

辛酉之变后，洋务派站到了那个时代舞台的C位，以“自强”为旗号，通过兴“西学”、倡“洋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在各地创办了一大批能够生产新式武器的近代军工机构，诸如同治四年由曾国藩规划、李鸿章在上海主持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于南京设立的金陵制造局，同治五年左宗棠成立的福州船政局，同治六年由三口通商大臣完颜崇厚创设的天津机器局，当然还有洋务运动最早官办的安庆军械所，由曾国藩于咸丰末年在安徽安庆创办，后来迁到了南京。

而同一时期的东北，吉林机器局也应运而生。

来说一下当时东北的历史背景。

咸丰元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只用了两年就打下江宁，建都天京。速度之猛、攻势之快，如果不及时平定，说不定等不到列强瓜分，大清就已经亡在了这帮人手里。

当时南方战场上清军节节失利，为了抵御太平天国企图北上攻占京师，朝廷下令命盛京将军、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各调数千人马，赴关内平定太平天国。结果这时候英法联军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东北三地将军再次调拨数千兵力南下驰援。这就导致了自己辖地上的防卫力量变得十分薄弱。

有清一代，“东北驻防兵制，共驻四十四所，兵三万五千三百馀人”，几番抽调使得东北兵力削减过半。当时珲春副都统衙门管理着紧邻中朝俄边境的5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人口过万，然而驻守兵力只有300多人。黑龙江将军统辖一万多名士兵，到咸丰五年，就只剩4000多人了。

沙俄瞅准了清廷注意力都在应对太平天国上的时机，趁东北兵力空虚，从咸丰四年到七年，四次发起对东北地区的侵略行径。

为了保障东北的防卫，盛京、黑龙江、吉林三地将军不得不增加兵役数量，适龄的人不够，就扩大年龄范围，再加上当地的闲散旗人，即便这样，数量还是少得可怜。

这么一支东拼西凑出来的队伍，战斗力可想而知得有多弱，更何况大刀长矛根本没法对抗火枪大炮，为了避免两面夹击，本着先“安内”再“攘外”的想法，清廷分别在咸丰八年、咸丰十年被迫与沙俄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将黑龙江省以北60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了出去。

时至光绪六年，东北边患再度升级。在李鸿章的保荐下，吴大澂授三品卿衔，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宁古塔、三姓、珲春边务。吴大澂一到任就带着干粮、帐篷到处走访，结果发现吉林这地方因为是“龙兴之地”，封禁了二百多年，再加上兵马都调到关内打仗去了，“从穆棱到中俄交界之三岔口三百五十里”一户人家都没有！

边境无人，防务就是空谈，铭安和吴大澂冒着违反祖制的罪名上疏朝廷，请求“废除封禁，招民安边，以固根本；编练新军，以强边防”。这一提议得到了光绪、慈禧的部分认可，同意在吉林东部进行开垦，东北延续了二百多年的禁垦令终于正式松开了口子。

要“编练新军，以强边防”，就得给这些兵丁配备兵器，从南方运过来耗时太久，万一和沙俄正面冲突起来，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路上不确定因素也太多，指不定最后运送的兵器会落到谁的手里，所以在东北本地建厂制造是最好的选择。

其实最早提出在吉林设厂的是李鸿章，不过当时他提请的负责人广东机器局总办温子绍以照顾母亲为由不愿北上，建厂的事就被搁置了。他后来举荐吴大澂去吉林，其实也有替自己完成这项规划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