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26年登上权力巅峰后，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

尽管他指挥国民革命军打垮了北洋军阀、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尽管他通过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打垮了各大藩镇，维持了中央政府的军事优势。.

但那些被他打垮的军阀依然不服他，一有机会就搞事，比如桂系死灰复燃，阎锡山重新掌晋，冯玉祥不甘寂寞，到处策划、怂恿旧部进行反蒋活动。

盟友张学良，有着很大的自主权，蒋介石只能与之商量而不能指挥。

次一级军阀对蒋介石阳奉阴违，比如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宋哲元、陕西杨虎城等，更次一级的石友三、孙殿英等，也是反复横跳。

在南方，福建事变、两广事变都是挑战蒋介石权威的重大事件。至于云、贵、川、藏、新等地，更是蒋介石权力的盲区。

在国民党内，很多小团体和元老对蒋介石也不买账，比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比如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以至于经常有国民党元老另立中央，公开反对蒋介石。

军阀们反蒋，本质上是因为北伐时期，国民政府采用了“入股加盟”的方式，各地方实力派只要改旗易帜、参加北伐，就成了自己人。

地方实力派带团队入股参加北伐，短时间内极大地增强了北伐军的力量，北伐军不到两年就打垮了北洋军阀。但副作用也很明显——打垮了北洋军阀，出现了更多的新军阀，且新军阀比北洋军阀还厉害。

所以，北伐后蒋介石又不得不打新军阀——北伐太顺了，打天下哪有那么容易，太顺意味着根基不稳、隐患太多。

这个问题也不单单是针对蒋介石的。刘邦短时间内打败了项羽，登基后还要多次亲征，逐一扫平割据的异姓王。一样的道理。

另一方面，蒋介石个人资历太浅、声望不高，也是军阀、元老们敢于挑战他的重要原因。

1925年7月，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后，蒋介石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长洲要塞司令（还有一个他并不认可的国民革命军总监）。

这些职务都是军职。在党政方面，蒋介石没什么地位。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也就是1926年7月，蒋介石就成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了掌握最高权力的人。

简直就是权力暴发户！

小弟骤然变大哥，大家肯定不服气。在一个公司，后进来的小辈爬到老员工、老领导头以及众多元老的头上，当上了CEO，这些人心理肯定不舒服，要么消极抵抗不听命令，要么积极抵抗抱团造反。

蒋介石不是创始人，没有绝对权威，没有理论解释权，压不住元老们和大股东们。国民党的权力游戏规则，又不允许胜利者对失败者进行肉体消灭。所以反蒋失败者可以屡败屡战，国民党派系斗争此起彼伏。

派系斗争的问题以后再论，本文简单说说一年时间，蒋介石是如何攀上权力巅峰的。

02

1923年孙中山决定联俄容共，遭到大多数国民党元老反对，但孙中山意志非常坚定，元老们无奈，主动或被动离开了权力中心。

元老们靠边站的同时，新的权力圈子逐渐形成，它由孙中山的文武幕僚及亲戚组成，比如胡汉民、汪精卫、陈友仁、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此外，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实权人物。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最有资格接班的候选人有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

孙中山是军政府大元帅，胡汉民是代帅，类似于皇帝外出期间的监国，是第一号继承人，立场偏右。汪精卫是国民党宣传部长，是孙中山最信任的心腹，立场偏左。廖仲恺是左派，长期管财政，与苏联顾问关系很好。

这三个人谁能接班，某种程度上不是由国民党决定的，而由苏联顾问决定，特别是鲍罗廷。鲍罗廷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顾问，掌握苏联援助的分配权，对国民党内一切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都有极大话语权，且“其发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1925年7月，酝酿已久的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汪精卫、许崇智、胡汉民、谭延闿、林森为委员，胡汉民任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

为什么酝酿已久？因为这实际上是一次权力洗牌，暗流涌动。

在鲍罗廷的支持下，汪精卫成了接班人，胡汉民出局，廖仲恺虽然只是财政部长，但他是鲍罗廷的坚定盟友（两人都会英语，事事商量，关系密切），实际权力甚至高过汪精卫。

除了汪精卫和廖仲恺之外，许崇智势力也很大，是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粤军领袖。

但鲍罗廷不喜欢许崇智，认为他是旧军队不可靠，对他的个人作风也不爽，一直想把他搞掉。

鲍罗廷一心扶持以黄埔系为主的党军，这是按照苏联模式打造的样板部队，也是苏联援助的最优先对象。他曾说：如不培养黄埔势力，一切将成空谈。

因此，他积极扶持蒋介石抑制许崇智，以党军来压制粤军。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打破了刚刚形成的权力平衡。

在鲍罗廷的主导下，国民政府成立了特别委员会，指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特别委员，授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专门处理廖案及时局。鲍罗廷为特别委员会顾问。

这实际上形成了汪、许、蒋三人共同处理军国大事的权力格局，鲍罗廷垂帘听政，掌握最终拍板权。

在查办廖案的过程中，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被发现有嫌疑，胡汉民因此受到牵连并遭软禁，不久被送往苏联，实际上是被驱逐了。

梁鸿楷、梁士铎等粤军将领也被查出卷入了廖案，许崇智很尴尬，下令逮捕二人，但随后又有一些粤军将领牵涉其中，蒋介石借口粤军不可靠，派黄埔学生军“保护”许崇智，并将忠于许崇智的粤军包围缴械。

完成这些步骤后，蒋介石打电话劝许崇智暂时离开广东，等问题查清后再回来上班。

许崇智见大势已去，又轻信蒋介石复职的许诺，黯然离开广州去了上海。

许崇智这一去，再也没能回来——过气了。

03

在处理廖案的过程中，蒋介石和汪精卫结成了同盟，两人配合默契：蒋介石支持汪精卫驱胡，汪精卫支持蒋介石倒许，两人都达成了目标。

1925年9月，陈炯明残余反扑广东，粤南的邓本殷响应，国民政府组织第二次东征，鲍罗廷力挺蒋介石出任总司令。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革命军先灭了陈炯明残部，转手又灭了邓本殷，基本统一了广东。

东征归来，蒋介石威望猛增。据他自己讲，东征以前，有许多黄埔学生都敢来劝他、责备他，东征胜利后，这样的学生一个都没有了。

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二大，蒋介石做军事报告时，全场代表欢呼雷动，风头之强劲，使得汪精卫等人为之失色。

二大上，汪精卫成了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则成了实际上的二号人物，掌握军权。

这样的结果，也是鲍罗廷所希望看到的——他想通过汪、蒋这一文一武掌控国民党局面，维持党权与军权的平衡。鲍罗廷自信地认为：汪蒋合作的局面，不会因为外间的挑拨而产生破裂。

汪精卫虽然顶着四个主席的头衔，但若没有军权做支撑，地位依然不稳固，所以他逐渐把手伸向了军队。而蒋介石在掌握了军权之后，自然想更进一步，挑战汪精卫的地位。

汪蒋合作的局面，只是鲍罗廷的一厢情愿。

二大闭幕后不久，鲍罗廷离开了广州，对外说是回国述职，其实是回国寻求高层支持。

在鲍罗廷的调教下，国民党走向了正轨，各项事业稳步推进，鲍罗廷获得了巨大的威望，与此同时，鲍罗廷与苏联同事们关系却益恶化——鲍罗廷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在多个重大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鲍罗廷离开后，广东方面失去了统摄人物，汪蒋迫不及待开始斗法。

蒋介石认为广东已经统一，应当立即北伐，苏联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公开宣称准备不足，北伐必败，两人见面时，季山嘉多次当面讥讽蒋介石。

蒋介石很郁闷，向汪精卫提出辞职，他向汪精卫抱怨说：不准备我辞职，就把季山嘉搞走。他还提醒汪精卫不要让实权落在外人手中。

汪精卫转头就把蒋介石的话告诉了季山嘉，蒋介石这才明白：汪精卫和季山嘉搞在了一起，两人要联合起来整自己。

更让蒋介石不能忍受的，汪精卫在拉拢自己的第二师师长王懋功，此举获得了季山嘉的支持。

蒋介石立即扣留了王懋功，任命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但他紧绷的心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越来越疑神疑鬼，在日记中，他感叹：单枪片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

总之，鲍罗廷走了之后，蒋介石在汪精卫、季山嘉的压迫下，极度缺乏安全感。

04

1926年3月20日爆发的“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季山嘉矛盾的总爆发。

“中山舰事件”的谜团，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搞清楚。据历史学家杨天石在《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中分析，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被国民党右派利用，然后蒋介石借题发挥，打击汪精卫及苏联顾问。

大致经过如下：因有商船在海上被土匪劫持，黄埔军校办公厅打电话让管理科派一艘巡逻船前去保护，恰好管理科无船可派，接电话的科员自作主张，向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派船。

接到报告后，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前往海军局协调。海军局局长李之龙外出，欧阳钟于是留下了话：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李之龙回来后派出了中山舰。

此时，在广州考察的苏联布勃诺夫使团提出要参观中山舰，李之龙打电话给蒋介石，请求将停在黄埔待命的中山舰开回去，让苏联使团参观。

蒋介石很懵：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

接完电话后，蒋介石感到事情很蹊跷。

不久前，汪精卫曾几次问蒋介石：你今天去不去黄埔？什么时候去？

同时，蒋介石收到了伍朝枢等人的密报，说苏联人得知蒋介石与季山嘉不和，断定蒋介石是反革命，要派船把蒋介石捉到莫斯科受训。

前面说了，蒋介石疑神疑鬼，极度缺乏安全感，他这几件事情联系到一起，推断这事是冲他来的，目的是把他劫持到中山舰上，强逼他去海参崴，而幕后黑手就是汪精卫和季山嘉。

实际上，这是失势的国民党右派搞的一个阴谋：欧阳钟矫令调出中山舰，然后伍朝枢等人向蒋介石散布军舰有异动的假消息，刺激蒋介石动手，目的离间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共产党的关系，拆散广州的局面。

蒋介石越想越害怕，他的第一反应买票逃离广州去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就在汕头。

去码头的路上，陈立夫劝他：你跑什么，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

蒋介石思考良久后，决定先下手为强。

20日，蒋介石下令省城戒严，派兵解除中山舰的武装，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50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又命令警察包围苏联顾问的住宅（当天下午就是撤去了包围）。

当天下午，何香凝去质问蒋介石：你想干什么？是不是发了疯，还是想投降帝国主义？

情绪高度紧张的蒋介石再终于绷不住了，竟然像小孩子一样趴在写字台上哭。

由此可知，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后，蒋介石心里也没有底，惶惶不安。

很快，汪精卫也收到了消息，他又懵又气：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的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

汪精卫表面上称病躺平，实际上暗中联系谭延闿、朱培德、程潜、李济深等将领（这些将领都对蒋介石擅专不满），密谋组织反蒋联盟，调兵和蒋介石干一下。

05

调兵和蒋介石干一下，汪精卫说了不算，甚至季山嘉说了也不算。

掌握最终决定权的，是布勃诺夫使团，就是要参观中山舰的那个使团。

布勃诺夫使团级别很高，团长阿·斯·布勃诺夫是联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使团来华的主要目的考察政治军事形势，评估各方力量对比，确定北伐大计。

布勃诺夫使团拥有巨大的权力：（在中国）可以不经批准就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可以理解为先斩后奏的钦差。

布勃诺夫使团派人问蒋介石：你搞出这么大动静，是针对个别人，还是针对苏联？

蒋介石回答：针对个别人。他还表示，希望鲍罗廷快点回来。

布勃诺夫使团大舒一口气，决定留住蒋介石，争取恢复他与汪精卫的关系，同时撤掉季山嘉、鄂利金、罗家乔夫等与蒋介石相处不愉快的苏联顾问。

布勃诺夫认为，这件事的主要责任在苏联顾问，顾问急于求成，简单粗暴，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宽，引起中国将领们反感，激起蒋介石暴动，他要求顾问们不要越俎代庖，发号施令。

3月24日，布勃诺夫使团带着季山嘉等人离开广州，蒋介石前去送行，与布勃诺夫谈了两小时，相谈甚欢，蒋介石解释了之前不愉快的事，双方就北伐问题达成了共识。

使团回国后向苏联最高层做了汇报，最高层认为：使团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是得当的。

可见，保住蒋介石，维护广东的团结局面，是莫斯科的意思——蒋介石还有重大利用价值（打击右派，领导北伐），如果和蒋介石决裂，不仅实力上无法打倒蒋介石，而且多年投资打水漂，得不偿失。

斯切潘诺夫接替了季山嘉的职务，他要求苏联顾问们对蒋介石处处迎合，处处让步。

对此，汪精卫又气又失望，彻底萎了。他不辞而别，失踪了。

意志软弱，遇到困难就跑路，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也是一生都斗不过蒋介石的重要原因。

4月16日，蒋介石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时候，鲍罗廷回来了。

鲍罗廷何等精明，蒋介石是莫斯科支持的人，他不想犯和季山嘉一样的错误。

鲍罗廷的策略是向蒋介石做最大限度的让步，换取蒋介石打击右派，同时尽可能帮助蒋介石获得更大的权力，推动北伐大业。

当共产党人计划反击蒋介石时，鲍罗廷竟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该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

当然鲍罗廷也留了一手，他说：将蒋介石哄出北伐，以便我们能在广州来个自己的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在前方倒蒋。意思就是利用完后就把蒋搞掉。

5月12日，蒋介石以“整军肃党，准备北伐”以及减少两党冲突与纠纷为由，与鲍罗廷商量“党务整理办法”，其实质是想把共产党员排挤出国民党中央机关，全面控制国民党党权。

鲍罗廷虽然不爽，但最终接受了蒋介石的主张。

二届二中全会，整理党务决议案顺利通过，蒋介石的盟友兼导师张静江当上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上台后，提议蒋介石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

张静江和蒋介石当选，获得了鲍罗廷的大力支持，鲍罗廷说：这是革命的需要。

6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本来，蒋介石有点不好意思，想推辞一番，但鲍罗廷说：你不当总司令，我就卷铺盖回国。

蒋介石只能笑纳。

7月6日，张静江为树立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威望，力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提名由蒋介石担任，蒋介石不再谦虚，笑纳之。

至此，蒋介石的职务有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国民革命金总司令，登上了权力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