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1月28日，周总理接到一封有关杨立三去世的报告，眉头紧锁，沉思许久，眼圈一红，沉声道：“如果我不去送行，他就会说爬出来说话的......”

在悼念仪式的那一天，周总理和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五大元帅，还有几个开国将军，都带着沉痛的心情，参加了葬礼。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杨立三的葬礼，其规模之大，不亚于一位元帅，杨立三的夫人为之动容，但也为之担忧。彭德怀元帅说：“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英雄，他应该得到这样的荣耀。”

这杨立三到底是谁？他和周总理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能得到和元帅一样的待遇？事情的起因，是杨立三出手相救周总理……

杨立三这个名字，在那段战争时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被称为中国军队后勤之父，同时也是八路军后勤保障体系的领军人物。

杨立三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杨立三父母皆为农家子弟，家庭贫困，但在教育上，他的父母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杨立三11岁的时候就被送进了学校，那时候连饭都吃不上，更别说学习了。

杨立三的父亲也知道，只有读书，才能让一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因此，他一家人都省吃俭用，供他上学。

杨立三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天才了，一本书他看过一遍就能记住，有些深奥的古文他也能看懂，这让他的老师也是啧啧称奇，感慨道：“这世上真的有天生就会的人吗？”

于是，等杨立三升学之后，本地的几所学校便对他伸出了橄榄枝，有些学校更是主动给他免了全部的学费，还给了他一笔不菲的奖学金。

杨立三在学院中，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无变故，杨立三本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大学者，可惜，人生并没有如果。

杨立三20岁那年，中华大陆上到处都是军阀，各大强国都在抢夺中国的资源，年轻气盛的杨立三觉得光靠学习是不可能改造中国的，于是他决定参军。

杨立三所在的那一支军队便是大名鼎鼎的湘军，杨立三在进入军队的时候就表现出了不凡的才能。湘军的将领大多都是些没文化的人，他们的公文都是交给杨立三来起草的。

杨立三也是个人才，每一次上级下达的公文，他都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让所有人都能一眼看穿，再加上他那一手漂亮的书法，得到了上面的赏识。

杨立三从一名小兵一跃成为湘军团司务长的位置。

1923年年初，湖南地方军阀赵恒惕横行乡里，抢掠民脂民膏，苛捐杂税。每个村子里的人都过得很苦，杨家的日子也不好过。

杨立三目睹了赵恒惕的罪恶行径，满腔怒火，立即参加了这次起义，并与“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并成了游击队的一名成员。

在谈到为什么要参加党的时候，杨立三总是很严肃地回答：“这是一支从农民中致富的革命部队，必将要为大多数人争取安定的生活。”

那时候，杨立三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游击队。不过，毛主席的同乡身份，也使他对共产主义有了更深的了解，并发展成为一名坚定的中国共产党人。

但是，“白色恐怖”，这一曾经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1927年，为了巩固自己在国民党中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大肆发动四一二政变，对党员和爱国志士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长沙这个革命重镇，更是受到了空前的打击。

这时，杨立三已是游击队的首领，他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行径，立刻发动了反攻，但因敌不过多，渐渐落入下风。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带领下，于1927年9月9日发动了“秋收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同时也正式建立了工农红军。

那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领导权都已确立，但是，红军军旗的设计却迟迟不能确立。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给了何长工，陈树华，杨立三三个人分配了这个艰难而严肃的工作。

三名战士都知道这面旗子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所以，经过长时间的不眠不休的工作，他们最终选定了一面红色的旗帜，上面有一把镰刀和一把斧头。

杨立三则在这一使命中显示了自己独特的文采。他不但自己参加了设计，而且把“工农革命第一军一师”这样几个大字写在了军旗上。

虽然战旗已经换了好几次，但镰刀和战斧的外形却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中国军人的标志，也是革命传统的延续。

自此，杨立三因足够的了解后勤，得到了我党的青睐，并担当重任。而他也不负众望，尽心尽力地为前线士兵服务。

右路部队出发过菜地，周总理和当时的运输部长杨立三等人，还有彭德怀的第三军也出发过草地。

两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比之穿山越谷，穿越草原的难度要大得多，而这片草地，就是川西北部的松潘大草原，占地15200余平方千米，海拔3500-4000米，有许多江河流经。

彭德怀现在最担心的，并不是红军能否渡过难关，而是周总理怎样了？由于红军能够在沼泽中并肩而行，而周总理却在这十多天里，一直处于极度的虚弱状态。

十多天以前，周总理一直处于频繁的昏厥状态，再加上高烧，导致饮食不能自理，脸色蜡黄，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了。

杨立三得知周总理的病情之后，对周总理的健康也是忧心忡忡，坐立不安，因为他知道，周总理根本就没有休息好，已经累坏了。

杨立三清楚，他每一次与周总理见面，他都是忙于工作，有时行军途中不便，他也会到一地，匆匆寻一处工作场所坐下，把来自各处的电文看一看，研究敌情，看形势，商量对策。通常，周总理忙完的时候，已经是黎明时分。

因为缺乏睡眠和过度疲劳，周总理有时走路时会睡着，跌倒在地，杨立三他们把周总理抬到担架上，希望他能在路途中得到充分的休息。

但是，周总理怕士兵们劳累过度，无论怎样劝阻，都拒绝了，最后还是杨立三强行把周总理抬到了担架上，可是没过多久，他就下来走了。

周总理的情况越来越糟糕，起初，医生们还以为周总理是普通的疟疾，但数日之后，他的病非但没有好起来，还在发烧，医生检查他的肝脏，诊断出他患上了肝炎，而且是阿米巴肝脓肿。

那时候，周总理的身体状况很差，药品也很少，他派通讯员翻山越岭，到六十多公里外的山里，想要找到一块冰，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一方面，大夫们在竭尽全力地救治周总理，另一方面，军队还在不断地向前推进，彭德怀心急如焚，思前想后，终于下定了决心：“抬!”

彭德怀将参谋长萧劲光叫了过来，说道：“周总理生病了，不能再走了，你去安排一支担架，将周总理抬出去，哪怕是牺牲掉我们的装备，也要将周总理从草地上救出来！”

萧劲光接到这个任务之后，立即召集了一支担架队，当陈赓听到周总理要从草原上抬出来的时候，他就自告奋勇地要当担架队的队长。

杨立三更加焦急，赶紧找到萧劲光，希望他能参加担架队，一方面是周总理对他有恩，另一方面也是对周总理的敬重。

红军时代，杨立三负责军需物资，他让军需处的同志到集市上一问，才知道一件灰布的价格。想要让所有人都穿上军服，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杨立三为了压低价格，竟然跑到了染坊。

他先买了一堆便宜的白布，再染色，再剪，最后才知道只要3毛5毛，比在市面上买要便宜6毛。多么精明的大总管啊，红军就是缺乏这种人，在艰难的财务状况下，还能以最低的价格满足需要，真是难能可贵。

红军到达陕北后，毛主席正在为东征而作准备，目的是要冲破国民党的包围。然而，西行黄河，要靠船，而国民党反动派又严密地封锁了边界，如何筹集到船，这就成为一个难题。

危急关头，杨立三带领村民到当地的渔民家中，向他们打听他们怎样过江。

杨立三在询问了许多人之后，终于想出了一个最省钱的办法，那就是用皮筏。西北的牛、羊、都是最不缺的。他带着手下的人去买羊皮，每一个铜板都要讨价还价很久，每一个铜板都要掰成两半用。

杨立三在紧张的准备工作中，为红军筹集了皮筏一百余条，羊皮纸筒三千余条，木板千余条。

东征的时候，不仅解决了需要的船只，而且还给了他们十天的口粮，以及大量的军火和弹药。

毛主席听了之后，也是喜出望外，对这个“财神爷”赞不绝口。红军渡江而过，山西军阀阎锡山曾赞叹：“共产党进退有据，用兵之道，远在诸葛孔明之上！”杨立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在红军或八路军或解放军中，他都能很好地处理好后勤问题。

1937年，工农红军整编为八路军，开始了对日的东征。杨立三一开始并未前往，他到了陕甘宁边区，主持了经济建设。然而，不到两年，前方的战线就坚持不下去了，朱德和彭德怀打来电报，要求派遣杨立三去前线主持后方的工作。

毛主席相信杨立三，鉴于前方战事艰难，毛主席便将杨立三调往前线，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兼政委，129师后勤部部长兼政委。

八路军的后勤工作，几乎全交给杨立三去做，别的人根本干不来。

要知道，1940年之后，八路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十万之巨，而国民党政府却还只给四万五千人发放军饷（合计六十三万元），并且还时不时的克扣，有时候还会停几个月。

物价飞涨，军队扩编，国民政府拖欠军饷，如果没有杨立三的管理，八路军的士兵将会挨饿。

不仅军队的战士们，就连前线的八路军战士们，也都吃了不少苦头。

八路军诚心诚意地进行了抗日，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随着战斗的持续，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这支队伍迅速壮大。

从原来的四万余人，到1940年后，扩充7倍，约30万。

但蒋氏所承认的，只有正规编制的四万五千人，其余的军队，一律不发给子弹和薪饷。

就连编制人员的工资，都无法及时发放，有时候甚至要拖延两到三个月。

灾荒频仍，物价飞涨，军队扩编，军饷拖欠，使八路军陷于困境，举步维艰。

不要说抗日了，就是活着都成问题。

于是，大家纷纷求助于八路军的“管家”杨立三，也就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兼政委。

不过谁都知道，他有自己的苦衷，正所谓巧妇难做，杨立三不是孙悟空，不可能凭空变出一份食物，一份军饷。

杨立三把欠钱的事，告诉了周总理和朱老总，叫他们走关系，要他们出面催讨。

周总理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桃李满天下；朱德是同盟会的元老，又是护法战争的元老，他的关系网十分强大。

这两个人一催，就把数月的饷银要回来了，这才解了八路军的燃眉之急。

由于八路军人数众多，拖欠的薪饷不过是九牛一毛。

杨立三有很多种方法，可以供他选择。

一是社会各界的爱国人士都被动员起来捐赠。

每当八路军取得胜利，杨立三就会抓住这个机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庆祝胜利，并与记者进行采访。

这样一来，爱国的人就会踊跃捐款捐物。

抗日战争时期，华侨为国家抗击日本侵略提供了超过13.2亿的资金，其中的一部分捐赠给八路军。

例如陈嘉庚发起的「南洋侨赈会」，共捐出6万余元。

根据不完全的数据，全国各地的爱国人士捐献了相当于八路军全部资金的一成。

另一个办法，就是请边区帮忙。

边区是可以收税的，也可以公开发行公共债券；边区也有自己的买卖，所得尚可。

杨立三向边区提出请求后，援兵纷至沓来。边区拨给八路军的钱，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92%的开支，都用在了军队上。

第三，开办自己的银行，从银行借钱。

最富有的无疑是银行。

1940年，八路军从主要银行借了2185万元，第二年又借了3358万元，为八路军度过了困难时期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外，晋冀鲁豫地区也建立起了冀南银行，它的分支机构遍及各根据地，共有信用社880家，在艰苦的条件下，为群众的生产自救、振兴革命老区的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样的补给，即使有再好的策略和策略，也不可能取得胜利。

谁是淮海战役中的后勤负责人？“杨立三”

杨立三的突出表现得到了组织上下的肯定，博得了大家的喝彩。

新中国建立之后，杨立三一直都是保持着一名普通士兵的本色，他的生活很简单，杨立三对自己的工作要求很高，不管是什么事情，他都会亲自去处理，为此，有几次，他甚至被送到了医院。

也许是上天的妒忌，1954年杨立三到医院做体检，发现怀疑得了癌症，却不能确诊。

周总理和彭德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非常难过，他们立刻决定，把杨立三送到苏联去治病。

杨立三知道这件事后，觉得出国治疗费用太高，坚持要在国内接受治疗，但在军委领导的再三劝说下，坚持要把这件事办好，不惜一切代价尽力治疗。

最后，杨立三不情不愿地答应了这件事，他深深地被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心所打动。

不过临走之前，杨立三也没忘记自己的工作，他先把手下叫了过来，给他们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然后把财务部的领导叫到了一起，把需要做的事情都说了一遍，并且约定了联络方式。

1954年6月18日，杨立三和他的夫人一起飞到了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的医院里，经过医生的诊断，他患上了癌症，而且已经是最严重的晚期。

这一年七月末，周总理赴瑞士出席日内瓦大会，途径莫斯科，特地到医院探望杨立三，见到自己的救命恩人，如今已经病入膏肓，周总理心疼不已，紧紧握住杨立三的双手，亲切地说：“立三同志，我来看你了！还有十分钟的时间。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我们都希望你快点好起来，回到祖国去。”

杨立三闻言，顿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说：“谢谢周总理，感谢各位战友！”

然而，无论是周总理还是杨立三，都没想到，这竟然会是一场永别！

尽管饱受病痛的折磨，杨立三却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即便是卧病在床，也要让自己的妻子帮他写一封信，和家里讨论一下工作上的事情，字里行间，总是充满了对战友和工作的担忧。

但杨立三并没有回来，1954年11月28日莫斯科7点，杨立三去世了，年仅54岁，当天早上，医生来看他的时候，只听见他说了一句话：“好好工作！加油！”

没过多久，杨立三去世的消息就传到了周总理的耳中，周总理看着这份报道，双手都在微微颤抖。

“咱们共产党员不信邪，但也不是无情无义之人，杨立三救了我一命，我要是不去给他送行，我现在不送他一程，死人也会说话的.......”

周总理，吴玉章，彭德怀，聂荣臻，都在他的葬礼上，组成了一个文官和武官的出殡行列，杨立三是新中国有史以来，唯一一个举行这样盛大葬礼的部长，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之间的深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