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政
导读 不同的生育激励力度会左右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进而直接影响当下的经济表现、财政收支、生活水平乃至其他国家的对华立场甚至政局的稳定。发展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延续且越过越好，而不是做世界的工蜂——只是辛勤劳作却没有后代。
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是必须要做到的，而且越早越好。如果能在5-15年内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中国未来的发展水平，将大大超过在80-120年实现这一目标下的发展水平，而前者的整体国力则是后者的20-40倍。我会在后续文章中进一步解释本文的判断。
1）当下人口趋势及其影响
根据2024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运行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2023年出生902万，死亡1110万，总人口减少208万，出生人口与我的预测完全相符，死亡人口低于我的预期。由于新冠疫情抑制的生育意愿会在这一两年内逐步释放，中国出生人口在2024年有望小幅回升，甚至可能重回1000万。
根据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和民国局部地区生命表估算，中国1929年出生人口是1700-1800万。而根据清朝各期总人口推算，目前的出生人口已经退回到清朝中叶水平。
生育率，可通俗地理解为每个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是决定未来人口趋势的核心指标。如果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那么出生人口与其父母辈数量持平。根据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和女性累计存活率，中国的更替水平约为2.15，即每个女性平均需要生育2.15个孩子才能维持代际平衡，确保出生人口大致稳定。
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所有国家都经历过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人口增长。但过去200年来，中国的生育率相对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绝大部分国家，以至于中国人口增速几乎一直低于世界人口增速。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在182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4%、21.8%、22.1%，到2022年则降到18%，而中国出生人口已不到世界的7%。在当下不足世界一半的生育率下，中国出生人口在一代人时间，即30年左右，会跌到世界3%-4%。除非之后中国生育率大幅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否则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以后最多也只有3%。
根据出生人口推算，2022年中国生育率为1.07，仅为更替水平的一半。相比之下，由抽样调查计算的生育率为1.05。按现在鼓励生育的力度，生育率只会继续走低。韩国近年鼓励生育的力度远大于中国，但生育率却从2017年的1.05降到2022年的0.78。
只要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萎缩会不断加速；人口结构的影响只会将波动叠加到这个趋势上，整体上并不会改变这个趋势。目前中国基本上是每出生一人，去世一人，但如果生育率一直维持在目前1.07的水平，到今年出生人口达到预期死亡年龄时，中国总人口将以每出生1人、去世至少6人的速度匀速萎缩，直至归零。届时，老龄化程度达到峰值并维持在峰值水平。
出生人口下降会依次影响各行各业：
（1）0-5年内是奶粉、儿童用品和托育服务；
（2）5-20年后是教育、食品、服装；
（3）20-50年后是房屋、家具、家电、电子消费品、汽车、旅游、娱乐；
（4）50年后是医疗、养老、殡葬等。
这些面向消费者的行业所受到的影响，会逐步传导到面向企业的行业。上述影响不只是实际需求的萎缩，还有预期需求的下降，导致国内投资意愿低迷，进而引发资金和富裕人群加速外移。这也是为何自2016年开始的这波出生人口坍塌对消费需求的实际影响虽然要在十多年后才会呈现，但现在经济增长势头就开始萎靡。
把产能转移到国外利用外循环短期可以维持投资收益率和企业竞争力，但如果本土市场不断萎缩，这些产能很容易被本地化为他国资产，甚至促使当地的产业发展起来而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而美西方对中国企业的挤压会因为中国行业地位下降而更加无所顾忌。
如果行业进入持续性收缩，企业会从开疆辟土的扩张变成萎缩存量的争夺，从而加剧职场内卷。而市场规模下降会降低需求和供给的匹配效率，推升全员失业率，这特别表现为中壮年大量失业。
随着人口加速衰减，大量农村和小城镇会没落甚至消失，中等城市会变成小城市，大城市会变成中等城市，同等规模下可供选择的城市数量不断减少，窄化人们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人口会不断向少数中心城市收缩，而且这些中心城市人口也会下降。
随着需求和财力下降，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大幅放缓，大量已建设的会老化，失修甚至被迫废弃。城市面貌也会逐渐凋敝。每个城市的居民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少，机场、车站、医院、学校、小区、公园、办公楼都会愈发老旧。较之人口稳定下的情形，人们生活水平会相对更低，社会甚至面临人道主义危机。
在这样的人口趋势下，中国将难以维持全产业链优势，科技竞争力相对欧美会先升后降。在中国仍然落后的领域，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而在中国已经领先领域，中国可能会被反超。现在印度在校大学生就比中国多17%，届时会是中国的数倍，甚至印度每年上大学的人数都远超过中国的同龄人数，虽然这不意味着印度科技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超越中国。中国现在引以为傲的如航天、高铁、大飞机、北斗等大项目和大工程，可能会因为人口持续萎缩放缓技术迭代甚至难以为继。这些行业产业链很长，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才和庞大市场规模来支撑。
尽管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相对西方的上升势头依然会维持数十年的时间，但如果中国人口的相对颓势无法逆转的话，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中国整体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会大幅下降。国际关系演化高度依赖于路径，美西方根本不会因中国国力下降而放弃遏制中国。其他国家会根据预期站队，现在隐忍的敌对势力可能会伺机反扑，中国或将面临严重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挑战。
人工智能有望取代大量的工作职位，但其发展却高度依赖于丰富的应用场景、优秀的人才和雄厚的财力，而这些都需要巨量的人口规模为基础。人口规模的萎缩会严重放缓中国在该领域的迭代速度，让中国逐步失去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
如果北大清华不减少录取人数，未来年轻人考上这两所大学会比现在容易，只是那时的北大清华因为筛选的人口基数大幅减少，其生源的基础质量恐怕也就是现在二流大学的水平。而它们的科研水平因为财力和整体国力的萎缩，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大概不会高于现在的国内二流大学。
2）中国未来发展的四种可能
更关键的是，只要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人口会持续萎缩，直至归零。因此，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迟早必须要做到的。中国未来的生活水平和整体国力，高度取决于我们何时能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以上。在中国维持社会基本稳定，并在分配制度、户籍和土地政策等进行深层改革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的恢复时间，我们可以探讨下面四种情形。
情形一、如果在80-120年内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人口会维持在1-3亿，中国届时会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并面临很大的安全风险，科技和社会发展处于世界中间略偏上水平，但会显著低于现在的相对地位。
情形二、如果在40-80年内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人口会维持在3-6亿，中国能勉强维持地区性大国的地位，科技和社会发展处于世界中上水平，与现在的相对地位大致持平，但整体国力在世界上的地位无法与今天相比。
情形三、如果在15-40年内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人口会维持在6-9亿，中国能作为世界力量的一极而存在，科技和社会发展在世界上的相对位置，会略高于现在，整体国力在世界上的地位接近今天。
情形四、如果在5-15年内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或以上，人口会维持9-15亿，中国会成为世界一流国家，科技和社会发展而富裕程度在世界上具有压倒性优势。
按我们的估算，这四种情形下中国的购买力平价GDP的比数约为1 : 1.2: 1.6: 2；也就是说情形四相对于情形一，人均购买力平价GDP会是2倍左右，而购买力平价GDP总量可能会是12-15倍。不同生育率带来的长期结果会是天壤之别。按目前的趋势，未来的前景会比上述最差的情形一更差，因为目前鼓励生育的力度根本无法维持现在的生育率，更别说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
在情形四下，中国在高端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远比情形一下远为更强，而这些领域的商品和服务占国际贸易的份额比其占实际产出的份额更大，所以不同经济体在这些领域的效率差异更能决定汇率。这也是为何同样是理发，在发达国家的名义收入要远高于在发展中国家。再者，中国在情形四下比情形一下更强的国际地位也会强化本币的汇率。
考虑到上述汇率因素，按名义人均GDP，情形四大概会是情形一的3-4倍左右，差异比购买力平价的GDP更大。而按GDP总量计算，情形四会是情形一的20-40倍。换言之，在5-15年内把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比起80-120年内做到这点，未来的整体国力差距高达数十倍。
上述四种情形的远期人口数量都是基于现在的实际人口，以达到更替水平所需的不同时间所计算的。具体就是假设生育率匀速上升到更替水平，而预期寿命、平均生育年龄、出生性别比大致维持在当下的水平。中国人均GDP在不同情形下的比较以及与同期全球各国的比较，则是基于发展程度与人口规模效应的关系的分析框架估算的。尽管存在短期的不确定性，经济发展与人口趋势之间的关系是基础性的。在给定未来人口趋势以及不发生剧烈动荡的前提下，长期的经济表现其实是相对明确的，按时空联系紧密度加权的人口规模效应，包括内部人口规模效应和外部人口规模效应，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性因素。
这个框架能很好地解释有关发展的下面一系列看起来互不相干的经济现象，并可对相应的效应进行量化估算。
（1）近代欧美要比人口更多的中印更发达；
（2）现在美国要比欧洲更发达；
（3）开放和教育会极大促进发展；
（4）一些小国家也可以非常发达；
（5）同一国内部大城市通常比小城市更发达；
（6）中国在国防科技，新能源领域进步神速，但在芯片业的追赶却更加困难。
由此框架可以得到的核心结论是，本国人口规模是本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正面因素。当然，自然资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但其价值占经济产出的比例不到5%，远小于中国人口规模带来的价值。
在2015年，梁建章和黄文政在《林毅夫可能高估中国经济增长》一文中预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会在5.5%-6.9%，而非林教授所预测的7%-8%。从2016年到2023年，中国的历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8%、6.9%、6.7%、6%、2.2%、8.1%、3%，而经济合作社组织对中国2023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为5.2%。如果没有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应该完全落在我们的预测区间之内。我们的预测之所以相对准确，是因为分析中系统性地考虑了人口趋势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影响。
不同时间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带来前景的差异会左右人们对发展的预期和信心，进而直接影响当下的经济表现、财政收支、生活水平乃至其他国家的对华立场甚至政局的稳定。因此，尽快将生育率恢复到可持续的更替水平不仅造福于后代，也对当下具有根本性的现实意义。在我们看来，只要政府表现出提升生育率的坚强决心，如宣布在15年内将出生人口逐步提升到1500万到2000万水平的愿景，经济发展和预期和信心很快将会恢复，经济表现将进入上行通道。
3）提升生育率事在人为
将生育率恢复到可持续的更替水平虽然是逆水行舟，但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几乎完全取决于生育激励力度。最突出的是以色列生育率在2021年达到2.98，其中正统教派单位生育率高达6，而真正的奇迹是以色列世俗犹太人的生育率也有2.3，高于更替水平。相比之下，美国以及法国和北欧生育率也有1.7-1.8，远高于东亚，而且这并非归功于移民。俄罗斯和日本生育率，前些年在缓慢提升，但近年有所下降。欧洲国家补贴生育在GDP比例高1个百分点，生育率高0.1；鼓励生育是有效果的，效果多大取决于投入多大。如果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需要100分力气，中国目前用的力气连3分都不到。
我们提出一个简单而直接的指标用来反映人口趋势和评估人口政策效果。这个指标就是"预期人口”，指的是在生育率、平均生育年龄、预期寿命、净移入人口维持在今年的水平的假设下，今年的出生人口达到预期的死亡年龄时总人口的数量。该指标具有明确的含义，但只是基于当年数据的简单外推，并不像人口预测那样需要对未来参数做任何假设，从而避免被误导的可能。我们计算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预期人口。在2021年，中国实际人口为14.2亿，排名还是世界第一，比涵盖所有发达国家的经合组织加起来还多，但中国的预期人口仅有3.85亿，在世界各国排名中已经退居第7位，不到经合组织的1/3，甚至少于五眼联盟。
由于预期人口仅依赖当年的数据，其在不同年份可能出现较大的波动。例如，从2021到2022年，中国的预期人口就从3.85亿降到3.15亿。预期人口可以用来监测人口状态是逐渐接近还是远离预想的人口总量。如果预想目标是将中国人口维持在10亿以上，那么我们就需要确定预期人口会逐年趋近于10亿以上，所以预期人口从远低于10亿目标人口的3.85亿进一步下跌到3.15亿，则说明我们离预想目标渐行渐远。
现在低生育的症结是激励机制错位；养育付出代价的是家庭，但受益到却是全社会。目前一些激励政策也难以奏效。例如，增加产假是让企业承担成本，但企业并不能从员工多生中直接得益。地方政府鼓励生育也没有动机更缺乏财力，因为小孩长大需要二十年，而且届时可能去赴外地做贡献。提升生育率的受益者是全社会，是整个国家的未来。因此激励生育的主体就应该在国家层面，而且需要从长计议。中国在这方面有特别的优势。在文化上，我们是一个祭祖的民族，注重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慎终追远。在机制上，中国有强力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执行力。
因此，我们希望设立由国家领导人直接主导的高级别机构统筹负责鼓励生育，而原计划生育和人口学会体系已经习惯于限制生育的思维和政策惯性，在组织和人事上应该被排除在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之外。
提升生育率的要点是让养育成为有收入的工作，而且养育家庭获得的收入应该是稳定和可预期的。我们建议设立国家级人口基金，系统性和常态性地向全国养育家庭发放养育费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设立地方性基金做额外的补充。发放金额可以从零开始逐步提升，直到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目标应该是把预期人口逐步提升并稳定在14亿以上。人口基金的资金来源至少有三个渠道。
一是人口国债：由中央政府发行特别国债，将出售收入向人口基金注资，人口基金则从额外增加的出生人口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中获得收益，给人口国债还本付息。中国国债相对于GDP的比例要远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水平，有相当大的空间来发行人口国债。原则上，国债是未来的政府向未来的市场借钱，而不是现在向未来借钱。中国现在是物质产能过剩，但人的繁衍却难以为继。人口国债则是由国家直接对未来人口进行投资，有助于平衡对人和物的投入。
二是信用扩张：通过信用扩张向人口基金注资，相当于把部分货币发行锚定于本国人口这个经济基石，这比锚定于外汇和大宗商品更合理。在经济下行时，信用扩张尤其必要。其实降准降息和过度基建都是信用扩张，结果是增加产能或沉淀于资产价格，很难涓滴到普通民众。将扩张的信用通过人口基金发放给养育家庭，能直接惠及民众。供给跟不上有效需求才会导致通胀。中国是生产型大国，家庭养育收入带来的需求很多属于面临需求萎缩的行业，通胀压力有限。
三是起点收入：以电子货币为基础，将经济中所有交易的增加值中一定比例实时发放给所有民众。发放比例跟就业市场工资挂钩以确保就业市场稳定；如果就业市场工资整体上升，那说明市场缺人，发放比例应该下降；反之发放比例应该上升。这是我构想的嵌入业市场反馈机制的全民起点收入框架，能够在普惠性的基础上维持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将发放金额向儿童倾斜则可以用来提升生育率，这里向儿童倾斜的部分可以名义上记录为通过人口基金实施。
上面三种渠道，本质都是把当年经济产出的分配更多向养育家庭倾斜，也就是让全社会来分担部分养育成本。这样做是公平合理的，因为育家庭付出时间、精力和财力养育小孩，小孩长大后则通过消费、工作来支撑整个经济，并通过纳税等方式直接贡献社会。
在经济产出的初次分配中，因为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收入乃至财富会向少数人集中，最终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甚至导致政权更替。这种财富的持续集中和刚性重置，是农业时代王朝兴衰的主线，也是工业化时代很多国家政治演化的历程。互联网普及和交通的便利，更加速了马太效应；以前企业做到本地最好就可立足，现在可能要在全网数一数二才能生存。如果经济循环中的增加值越来越大比例被头部企业摄取，财富涓滴更加困难。这也是为何中国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很快，但社会内卷却越来越严重，让中间阶层感受到生存愈发艰难。
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工智能可能取代大量重复性乃至创造性的工作，以大语言模型为典型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更是预示了这种前景。这意味着人类整体投入更少的人力，可获得更大的产出。这本来是人类的福祉，但在当前经济制度下，没有工作就意味着失去收入或收入大幅减少。过去很多工作被机器取代，造成短期失业潮，但因新工作产生速度整体上快于机器取代工作的速度，就业反而越来越充分。然而，这一局面人工智能的提升整体可能会快于新工作的产生，让越来越多的人会失去工作和收入而被挤出经济循环。他们既无合适劳动技能，又无消费能力，从而成为经济意义上的无效人口。
如果技术进步反而让人类无法维持繁衍甚至生存，那说明现代社会对人的价值判断已不合时宜。从人类文明看，生存和繁衍是目的，物质生产是手段。在生产难以满足消费的物质贫乏年代，价值观中物质生产会显得比养育更重要。但目前中上发达经济体的主要问题不是物质短缺，而是社会无法维持正常繁衍。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认识到，物质生产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只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即使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人的价值不只是劳动力，更是消费力以及产生杰出人才的人口基数。
越来越集中的收入分配机制会抑制需求而阻碍经济发展。如果收入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发展好的会是奢侈品等需求量很小的行业，但维持大部分人日常需求的行业则萎靡不振，品质趋于低端化。这种拉美化的经济模式会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也加剧富人的不安全感，甚至人心思走。如果收入和财富不是那么集中，富裕家庭生活质量几无差别，一般家庭也可拥有高品质的房屋、轿车、智能手机等。这对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都极有利，也让富裕群体更有安全感。
因此，通过人口基金将经济产出的分配更多向养育家庭倾斜其实会激发原来没有的供需匹配，从而做大经济大饼。这其实是让民众分享发展果实，实现共同富裕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对未来最好的投资，确保中华民族永续的可行之道。对每个孩子给予普惠性扶助也体现了民众才是平等的国家主人，有利于促进共同体意识。
中国现在一年固定资产投资是58万亿元，但很多投到少有回报的项目中去了，比如各地大量空置的产业园区、人口稀少地区使用率极低的桥梁和高速公路以及数不清门可罗雀的人造景点。只要把相当于58万亿固定资产投资中的1/15的钱给到养育家庭，那就是3.8万亿，即GDP的3.2%用来辅助家庭。这其实也就是欧洲鼓励生育的力度。假设我国每年出生2000万人，这些钱就足够给0-16岁的小孩每人每月发放1000元，这样一个三孩家庭就可以有3000元的育儿收入，与现在内地年轻人的收入基本持平。如果能把出生人口逐步恢复到每年2000万的水平，对中国发展的整个预期都会改善，现在很多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
生活水平最终取决于生产力，也就是将劳动转换为产出的效率。中国有巨大的生产和建设服务能力，民众就应该过上与能力相对应的生活。如果大量的产出只是用于低效的投资和贸易顺差，而不是投给辛勤养育的民众，最后迫使年轻人放弃婚育而成为世界的工蜂，那将是我们发展方式的失败。将养育视为有体面收入的工作是出路，短期内会提振信心，带动投资，打破经济下行的恶性循环，长期可以提升经济增长，又提升生育率，赢得未来。更重要的是，它让经济回归根本意义，让群体可以延续下去，而且过得更好。最关键是要认识到，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是必须要做到的，而且越早越好。人口即命运，我们这个时代在历史上的地位取决于在人口问题上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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