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挈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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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苏州古城的红豆树，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吴衙场那棵明代古红豆树。红豆树所属的吴之佳宅，为控制保护建筑，并认定为“红豆山庄”遗址。在经学史上，“红豆书庄”或许是最为纯粹的清代汉学学统发源地。“红豆书庄”为清前期苏州学者祖孙三代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的书斋，东吴惠氏三世传经，引领一时学术风尚，使得以苏州为中心的吴地成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变迁之枢纽。我们不如从这棵古红豆树开始，认识红豆主人与他的朋友们。
一、溪上造红豆斋
红豆树、红豆山庄的身世与东吴惠氏紧紧联系在一起。惠氏一支原居太湖边的东渚，直到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春，惠周惕移居元和县葑门。惠士奇记其父：“结庐于葑谿南、清谿北，名其居曰红豆斋，坐卧其中，嚣然而乐。”
这棵“红豆斋”的红豆树实则大有来历。同治《苏州府志》有载：“东吴惠氏红豆书庄，在苏城东南冷香溪之北。先是，东禅寺有红豆树，相传白鸽禅师所种，老而朽，复萌新枝。周惕移一枝植阶前，生意郁然，因自号红豆主人。”综合文集所述，大概可以厘清，原先只有东禅寺拥有一棵宋代红豆树，惠周惕在康熙年间移植一株于宅前。“僧目存为绘《红豆新居图》，主人自题五绝句，又赋红豆词十首，属和者数百家。”《红豆新居图》现已不存，但诗歌尚存，惠周惕至交朱彝尊云：“粥鱼茶板近松门，夕照双浮塔影存。一入画图看便好，城居僻似沈尤村。”那时的城东葑门一带并不喧嚣，多为田地，是读书治业的幽静场所，红豆斋传至后人，名声更响。
在惠周惕之后，惠氏三世研经，蔚然为东南耆硕。惠周惕研溪先生曰“老红豆先生”，子惠士奇半农先生曰“红豆先生”，孙惠栋松崖先生曰“小红豆先生”。红豆斋一度成为学人访苏必停留的处所，《国朝汉学师承记》谓“四方名士，过吴门者，必停舟访焉”。江藩建构的汉学谱系中，吴中三惠之学享有极高的地位，他论及“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这是将清代汉学的发端直接归于苏州的三惠，并隐隐约约将“皖派”代表戴震认为是“吴派”三惠的后继。某种意义上，红豆斋三代“红豆主人”，不仅是从前辈顾亭林那里接过了苏州学脉，整个惠氏家族世代治学，也在不断扩散吴门经学的学术影响力。晚清及民国学者在重写清代学术史时，“吴派”不仅是以苏州府为中心的地域学派，更是整个清代学术得以发展的动力。
那么，红豆斋具体位置在苏州哪里呢？吴衙场的那棵红豆树是否就是红豆斋的那棵呢？经由颜世和先生考证，《吴门表隐》、《双塔影园记》中可以分析出，红豆书庄东不超过东禅寺，南不越过冷香溪，西不过官太尉桥，北不超过升龙桥，吴衙场并不符合这个范围。
从清代《苏城地理图》、《姑苏城图》上，我们可以标志出具体地标。东禅寺在现在苏州大学校园内，文星阁（旧称钟楼）的北面，官太尉则在唐家巷西端，升龙桥宋代称“万寿寺前桥”，明代始称“升龙桥”，在清末图中称为“兴隆桥”，而这几幅地图上的“冷水湾”应是“冷香溪”。冷水湾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溪，后被填平，民国时的读书湾就是冷水湾、冷香溪，惠氏红豆斋遗址应就在现在的唐家巷读书新村附近。令人失望的是，吴之佳宅的古红豆树被认为是红豆书庄遗址，应该是个美丽的误会，红豆书庄与红豆树都毁在太平天国兵祸中。
值得一提的是，东禅寺所在之地临近晚明吴宽的东庄园墅，为沈周、文征明昔日觞咏之处，不过东禅寺的古红豆树大概在清乾嘉年间就已衰败。黄不烈为常熟瞿绍基《芙蓉山庄红豆册页》题诗“东禅衰朽留南圃，六十年来一再开”，指的便是“东禅寺红豆久不存矣”，而分枝留在了惠氏红豆斋中。没想到几十年后，红豆书庄也在庚申兵燹中消亡。当清末苏州学者叶昌炽作《藏书纪事诗》时，咏惠氏一门诗曰“红豆新移选佛场，葑田北去有书庄。一廛负郭三分水，四世传经百岁堂”。恐怕当时红豆书庄已不存，“红豆”与“百岁堂”皆为追忆。
二、红豆斋藏书、著书
虽说惠氏三世家学，真正的集大成者则是三代之后的惠栋。作为吴门经学领军人物，惠栋《九经古义》考稽群经古义，集中体现了尊古崇汉的治学思想，考据学时代自此降临。观察惠栋生活的清中期苏州，这可能是诞生大师的极佳时代，晚明以降江南刻书业、藏书业飞速发展，学术交流空前频繁。
藏书是学术研究的首要条件之一，惠栋研究材料多来源于家中书庄红豆斋的藏书。惠栋祖父惠周惕所编《百岁堂书目》中藏书已甚多，祖孙相继，家学与书籍一同传承下来，这为惠栋治学提供了难以估量的支持。乾嘉后学钱大昕在《惠先生栋传》中就提到：“先生自幼笃志向学，家多藏书，日夜讲诵。雅爱典籍，得一善本，倾囊弗惜。或借读手钞，校勘精审，于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辨黑白。”古人得善本比我们想象的艰难，手持藏本的学者往往会倾注全力做校勘、注疏之学。学者成书过程极为漫长，往往各种借阅传抄，博采群书，逐条累积修订，从微处渐知反思，反复批校定型，至晚年方可成书。
所幸惠栋离我们的时代较近，至今仍有多部手稿存世，得以一窥乾嘉学人治学路径。以惠栋代表作《九经古义》为例，此书稿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定稿在惠栋身后才由李文藻主持刊刻出版。这些稿本可能是初稿，初稿资料的累积又来源于惠栋随书的批评、校勘、题跋，汇编成札记，思考成著述。“九经”之《礼记古义》，就有惠栋批校《礼记注疏》藏于上海图书馆，惠批《礼记正义》藏于国家图书馆。另吴江图书馆有一珍贵手稿《礼记注疏钞》，正文主要摘录《礼记正义》的内容，另有眉批、小注。该书经考证为惠栋稿本，其正文为惠栋之子承德、承学所抄，批笺则为惠栋亲笔。暂时无法确定惠栋批校的具体时间，但从中可见古人治学并不是武断地评点经文注疏，而是积累多种前人阐释后，才与经典文本对话。更何况，惠栋生在清中期的苏州，因此能够见到许多孤本秘笈。
批笺为惠栋亲笔，上有“惠栋之印”“定宇”印
乾隆十四年，惠栋在苏州璜川书屋得见宋椠《礼记正义》，如获至宝。明末至清嘉庆以前，学术界广泛流传的《礼记》经注疏合刻本，是毛晋汲古阁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63卷，底本是明万历北监本十行本，存在大量空白和错误，但这错误较多的十行本已经是毛晋能找到的较好版本。直到清初，南宋刻八行本《礼记正义》70卷横空出世，此版文字完整且错误少，先入藏虞山季振宜辛夷馆，后转藏苏州吴用仪璜川书屋，即惠栋看到的八行本《礼记正义》（现藏国图）。
宋绍熙三年（1192）黄唐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
孔颖达 唐 国家图书馆藏
惠栋大喜，果断“以北宋本校毛本”，校勘毛晋汲古阁本《礼记注疏》，改正脱误万余字，自言“校雠是正，四百年来阙误之书，犁然备具，为之称快”，改善了《礼记》疏义缺文误字的情况。校勘学为文本考据的基础，惠栋的批校对当时主流《礼记》版本面貌起到了极为深远的塑造作用，并广为流传。
当阮元校勘《礼记注疏》时，他无法看到这部南宋八行本，直接参考了惠栋校勘成果，称为“惠栋校宋本”（事实上是“惠栋校毛本”），并直接进入阮刻《十三经注疏》中。乾隆五十六年，清廷进行《十三经》校勘刻石工作，阮元充任校勘官负责《仪礼》校勘。这一版本成为清中期以来大众的基本读本，也是今日我们所谓十三经经典文本的主要来源，而这版《十三经注疏》随处可见清代苏州学者的身影。
以三惠之学为代表的吴派学术，于晚明毛晋汲古阁刻书就开始萌发，吴地藏书家们以收藏建立起学术网络，学者们通过校勘、传阅古籍以交流学术观点，每个普通的书商、刻工、抄手都成就了“吴学”的最终出现。吴派经学并非仅仅是惠氏家族的成就，他们的治学基础建立在整个江南地区的学术生态上，分享了国家权威对经典文本的解释权力。这种影响力非常持久，经由苏州学者重塑的经典文本，至今仍在学人的阅读世界中占据一定位置。
三、书庄中的学者世界
大名鼎鼎的红豆主人们，在藏书、著书之余，同样从事刻书事业。有趣的是，惠氏三代相对于学术著作，更喜刊刻诗文集，现存红豆斋刻《砚溪先生诗说》、《砚溪先生全集》、《半农先生集》等等。而最著名的红豆斋刻本，是乾隆年间的《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二十卷，这与惠栋的经学论著几乎同时完成，是惠栋对渔洋山人王士禛已刊诗集所作的一部集注。
惠氏祖孙始终与吴中诗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惠周惕就少从尧峰山人汪琬游，且从王士禛诗学。“训纂”二字足见惠栋经学家本色，他详证王诗中的史实及典故，考订校勘文字，将传统吟咏诗学过渡到笺注之学上。这提醒着我们注意，不能以现代学科去划分学者的文学与经学，17、18世纪的江南学者在处理各类问题，无论是诗歌还是经学，都有他们独到的思维方式，有那个时代的责任与目标。
从单线程的清代学术史来看，惠栋的时代上承清初，下启乾嘉。钱穆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及惠栋时说：“夫苏州惠氏专门之学，其意本在于考古，而常州诸贤，乃尊之为大义，援之以经世，此则其蔽也。”这实际上是在突出吴派让步于皖派的地位，直到皖派戴震那里考据和义理彻底分家，将文本、语言与思想两者对立，萌发出前现代的实证精神。苏州的三惠一旦成为汉学开山宗师，就置于被超越的线性进化进程中。但今天的我们还要反问一句，惠栋仅仅是“意在考古”吗？
惠栋倡导汉学，强调“古训是式”，要求治经从识字审音入手，在《九经古义》中无处不彰显此意。汉儒去古未远，是佛道学说被理学家混入儒学之前的时代，因此更接近古代圣人原义，其说可信。惠士奇所谓“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指的是微言和大义存在于历代经师传承和口授之中，汉代经师有各自的理论体系。正是因为汉代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师承家法，不加更易，不容易像宋明理学那般“自得于心”。
三惠之学从宋学中脱胎而出，继而以“尊汉”与宋学对立。但红豆斋的楹联分明写着“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身为乾嘉汉学的旗手，惠栋仍力图在实践中遵循宋儒修身之学。惠栋的“古训”不是狭窄的、考据意义上的语言学，而是通过明辨古字、古音，再次回到先王六经中进行经义阐释。师法所传虽关乎经文训释，更在于义例，义例则是微言与大义之寄托，汉学的考证方法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宋学道德思辨框架之中。
王士禛 清 国家图书馆藏
换而言之，清代汉学家都有义理的追求。惠栋弟子仅江声、余萧客，但几乎所有乾嘉学者如戴震、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毕沅等大儒，都曾来请教。吴地学者云集，以惠栋为核心的吴门汉学引领全国学术转向。某种意义上，东吴三惠的解经思路为乾嘉学术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规范。当红豆斋主人于冷香溪觞咏诗歌时，他们认为自己是经学家还是考据学家呢？理学与朴学，汉唐与宋明，书斋与世界，江南与国家的张力，都嵌藏在“红豆斋”印中。
参考文献：
1.惠栋：《九经古义》，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13年。
2.江藩著；钟哲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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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应宪：《清代吴派学术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
5.李开：《惠栋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6.赵四方：《九经古义》与惠栋汉学思想的形成——以该书撰写过程为中心[J].学术月刊,2016,(第3期).
7.於梅舫：汉学名义与惠栋学统——《汉学师承记》撰述旨趣再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第2期）
8.於梅舫：惠栋构建汉学之渊源、立意及反响[J].中国哲学2014.（第3期）
9.吕友仁，吕梁：“惠棟校宋本”辨[J].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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