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程颐18岁时著《颜子所好何学论》。认为颜回所好之学即学圣人之道。提出为学之道就是正心、养性。从而明确提出，“学”的最高境界不是学知识，而是进行心性修养。
该文一出即大受赞赏，表明儒家已把心性修养作为核心。
“先生始冠，游太学，胡安定以是试诸生，得此论大惊，异之，即请相见，遂以先生为学职。”
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夫《诗》《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
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学之道如何？
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故《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诚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
故颜子所事，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尼称之，则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此其好之笃，学之之道也。视听言动皆礼矣，所异于圣人者，盖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故曰：颜子之与圣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颜子之德，可谓充实而有光辉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心，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盖伤其不得至于圣人也。所谓化之者，入于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谓也。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也。
或曰：“圣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谓可学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学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则生而知也，孟子则学而知也。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文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也。”
北宋程颐论孔颜乐处的论文。程颐师事周敦颐时，曾受过“令寻孔颜乐处”的薰陶。入太学后，适逢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考试学生，程颐便运用从周敦颐那里学到的观点作答，撰成此文。文中提出，孔子门人颜回所爱好的学问是“学以至圣人之道”。程颐肯定圣人是可以通过学习而达到的，因为人人都先天地具有仁义礼智信这种圣贤的本性，只是后天的情欲才使这种本性丧失，但它可以通过修养加以恢复。所以，学习的方法就是“正其心，养其性”，只要尽心知性，反身而诚，就能成为圣人。程颐强调，颜子学圣人，已经达到乐圣人之道的精神高度，按照孟子“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的标准衡量，以颜子那样的好学之心，若“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可惜早亡，结果与圣人只“相去一息”，未能优入圣域。程颐还指出，圣人有两种：一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一种是“学而知之”的圣人。后人由于不懂得这一点，认为圣人本来生知，非学可至，也就不能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这正是今人与颜子所爱好的学问不同之处。这篇论文系程颐早年的作品，以求“圣人之道”为指归，以学圣人为标的，是其理学思想的先声。《河南程氏文集》收有此文，后汇入《二程全书》。1981年中华书局校点出版的《二程集》亦载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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