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是一个风云突变，天翻地覆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年。
正月初八，长安(西安)乍暖还寒，凋零的树桠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自皇宫(原秦王府)到城外大校场一带，战旗猎猎，号角长鸣，十万名全副武装，排列成整齐方阵的大顺将士整装待发，李自成定于今天东征，兵锋直指大明帝国首都-北京，李自成希望通过这次北伐，毕其功于一役。只要能够拿下北京，江南即可传檄而定，大顺江山就能万世一统。
东征大军二月初二(3月10日)在沙涡口造船三千，顺利度过黄河。渡河后兵分两路，一路由李自成和刘宗敏统领，自山西一路向北，沿途攻取太原、宁武、大同、阳和、宣化、居庸关、直抵京师。
另一路则由刘芳亮率领，沿黄河北岸进军，先占河南怀庆、山西潞安，继而东下河南卫辉、彰德，后再直接挥师北上，和李自成率领的主力会师北京。
沿途明军不战而降，闻风而逃，大顺军进展神速，一路势如破竹，初三攻下汾州、阳城和蒲州三个重镇，初四攻下怀庆，初五(3月13日)就拿下山西首府太原。太原城高府深、城墙采用外墙砖保护，里面夯土填实，坚固异常、防守严密，却在一天之内就被攻陷，太原失守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震动，崇祯和文武百官惶惶不可终日。
在山西的宁武关，大顺军终于遇到了一块硬骨头，一个难缠的对手-周遇吉。
一路顺风顺水的李自成不会料到，一个小小的宁武关，会成为他东征路上的最大挫折，甚至使他心灰意冷，准备打道回府。
周遇吉，辽东锦州人，“少有勇力，好射生”，当兵后，“战辄先登，积功至京营游击”，带兵以后主要负责清剿农民军，对与农民军作战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防守宁武关，他抱了必死的决心。
大顺军士兵虽然前赴后继，无奈在大炮和弓弩的立体打击下，激战了四天，却始终没能攻破城池，自己反而损失惨重，还折损了四员大将。“（遇吉）悉力拒守，大炮击杀贼万余。”
大顺军在城下遗尸累累，连一时冲进域的几千名农民军，都被周遇吉的明军全部围歼而亡。战至最后，杀红了眼的李自成不惜牺牲，以人海战术死命进攻，总算将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的宁武关打下，周遇吉力战而死，全身矢集如猬毛，夫人刘氏率妇女二十余人登屋而射，全被烧死。
但此役付出代价太大，前后阵亡将士十七万余人，《罪惟录》记“后贼陷京师，多有手足创者，皆经战宁武者也。”破城之后，为了泄愤，李自成竟然下令屠城:“遂屠宁武，婴幼不遗，百姓被杀者甚众。”
经宁武关一战，李自成捡讨：“宁武虽破，吾将士死伤多。自此达京师，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吾部下宁有孑遗哉！不如还秦休息，图后举。”
大顺军众将领也都为攻克宁武关烦透了，故都一致拥护李自成回师举张。并议定：第二日一早即拨营班师回陕。
不料，当夜，把守大同、宣府两关的明朝总兵姜瑞、王承胤，却不约而同派人送来了投降李自成的降书。
李自成接到这两份出乎意料的降书，惊喜万分，连夜又召集会议，改变原来回师的计划，重新挥师东进：直向北京，从而演出了他率数十万“大顺”农民军进京的轰轰烈烈一幕。
当天夜晚姜瑞、王承胤两位总兵送来的降书，就是一个极其偶然的因素，它起到了改变历史画面甚至历史进程的巨大作用。
如果降书不是在当夜送到，那么，李自成就将回师陕西休整，大同和宣府也不会投降。而1644年就不会集中有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至少，李自成不进北京域，山海关明朝总兵吴三桂就不会降清，更不会轻易让清军入关。
当时，清军仅仅十万，而守山海关的明军就有四万。“关宁铁骑”抵挡清军一段时间，并待后援，使清军不得入关是完全可能的。
只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两份降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四两拨千斤”之效。
机遇就像阳光，它会公平的照到每一个人身上。捕捉机遇就是捕捉历史，李自成在这里运气好得惊人，历史的天平开始戏剧性的向他倾斜，当然后来他在北京仅仅当了42天的短命皇帝又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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