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以后不能接你看海了，我可怜的孩子啊……”这条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内容，来自一位伤心的父亲。
3月10日下午，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旧店中学的13岁初中生王子耀失联。经过警方调查，他的尸体在离家十余公里外一处蔬菜大棚的土坑里被发现。发现时，他已经面部模糊，颅骨损伤严重，或遭遇过重击。
涉嫌杀害他的，是三个不满13周岁的少年，其中甚至还有他的同桌。有消息指，王子耀在学校遭遇过较为严重的校园暴力，长期被他们敲诈勒索。
事件发生后，网络上一片沸反盈天。最常见的意见，是希望“未成年保护法不能成为恶法，它应该保护的是未成年人，而不是未成年罪犯”。同时，希望“法外严惩”，尽快送这三位嫌疑人死刑。
这里提到的法，是指的我国《刑法》。根据现行《刑法》规定，未满12周岁不负刑责，12到14周岁，报请最高检可以核准是否追诉，但未成年人不在死刑圈定的适用人群范畴内。
从宏观层面看，《刑法》对于未成年的处置年龄标准，确实根据修正案出台，在逐次递减。其中不得不提的大背景是，随着社会变化，青少年摄入信息的能力大幅提升，灵窦初开时间明显提前，加之营养供给充足，身体发育速度加快，让青少年犯罪低龄化现象愈发严重。司法惩处手段和犯罪人群、行为不相适配，不作调整，明显跟不上时代需求。
可这种变化，很多时候是通过无数让人觉得悲痛的个案来推动的。2020年，大连有个13岁的男孩，杀死同小区10岁女孩，令无数人痛心，但却不承担刑责。刑法修正案十一，很大程度就参考了这个案例，一场悲剧，间接推动刑事责任年龄部分下调至12周岁。
本案中，这几个13岁的学生，大概率难逃刑责，可这仍然不能满足更多义愤填膺的网友的诉求。他们的诉求朴素而简单：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让他们死。
但法律层面上看，对于未成年这一禁区，当下侧重的仍是法律的教化作用和矫治理念，即未成年还有更多救治希望，积极应对仍有改良余地，要大力支持以教育改造为追求的刑罚体系。
所谓的诸事都报请最高检，把法律适用的审核层级放在天上，更多时候则相当于“核武器”，非必要不使用，威慑有余，杀伤不足。这几年来，你可听过几起未成年犯罪，真正套上了12到14岁追究刑责的条款？
另外需要刻意留意的是，这案件背后还有涉及死刑的讨论。沿历史脉络走来，整个民族朴素正义观里面，对于“斩立决”“杀人偿命”的价值感，一方面在推进死刑作为终极制裁手段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一方面也沉溺于某种类梁山好汉的私力救济途径——老天不长眼，那就由我来替天行道。
“所谓死刑有阻吓作用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死刑顶多是打击暴力犯罪的一种极端手段，它本身不能解决造成多数暴力犯罪的社会条件，即剥削、压迫、两极分化等现象所产生的各种反社会倾问。”1853年，卡尔·马克思很清楚地说明了，死刑只是一种工具，“是妨害人们全面理解犯罪机制和消灭犯罪的障碍物。”
他进一步表达了，在实现了平等的文明社会里，死刑是残暴的、不文明的、不人道的、不公正的、无效的、没有正当根据的。
可当这种理论基础，能否适用于当下的社会情境，则有更宽广的讨论空间。当法律成为施暴者和违法者的倚仗，成为特定犯罪群体的保护伞时，恐怕通过下调未成年人死刑年龄门槛，以强化刑罚的威慑力，只会是时间问题。
当然，哪怕这个案件最后真作死刑惩处，依然很难起到“杀人立威”之效。背后更宏大的问题至今难解，比如城乡二元化，比如留守儿童，比如乡镇教育能力缺失，比如未成年普法……靠严刑峻法解决问题的出口，并不能拦住问题的入口，只要根源还在，再杀十个百个，恐怕也是于事无补。
这些就不是仅仅依靠法律，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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