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书兰

近日受冯锦荣院长之邀来香港珠海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暨中国文学系，于陈济棠演讲厅做讲座“从《黄花岗外》看孙中山先生与辛亥革命”；这是去年（2023年）10月27日在北京团结出版社举办《黄花岗外》作者分享会的延伸。

《黄花岗外》一书曾于2009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出版，后于2021年由北京团结出版社为纪念辛亥革命成功110周年，出版简体字增订本。

这原是我在珠海学院的硕士论文，指导教授何沛雄先生，人称“沛公”。回想当年从搜集、胪列、爬梳资料到深入研究，经历沛公多次退回，甚至在我的论文A4纸上，打了无数次刺眼的红色大交叉，唯有强忍泪水，重头再写，如此来来回回数年，耗费心力，所幸论文最终获得委员会通过，沛公将此论文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定为：《黄花岗外》——《党人碑》与孙中山首次起义。

侧闻有位作家是某位辛亥革命烈士的亲戚，他批评，《黄花岗外》仅根据《党人碑》小说撰写而成，并刻意丑化了他的亲戚，这些话并不够全面，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了《党人碑》纪实小说，受到故事的启发，产生兴趣与动力，收集资料做田野调查，口述历史，曾经到过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广州、澳门、美国西岸、美国东岸、英国伦敦等地，走访孙中山先生的足迹。当中获得珍贵的一手资料，例如，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蒙难被拯救出来后，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看书9个月的借书证、阅览证、宣誓纸；又如，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典藏室借阅的珍贵档案资料等等。从收集资料到出版成书籍，前后花了10年时间。

庆幸自己身处香港，有此机缘，能为在辛亥革命历史长河中，一段被忽略的或被遗忘的人和事，尽己所能刨书、研究、撰写，虽然工作是孤独的，但我甘之如饴。

关于孙先生伦敦蒙难事件，有不同说法，费正清和刘广京合编《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有足够的理由假定，孙中山是经反复权衡才冒此风险，走进中国驻伦敦公使馆……”我认为有其参考价值。

辛亥革命精神是爱国主义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一尊丰碑。

回到母校与教授和同学分享撰写论文、整理出书的苦与乐，感到十分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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