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作者陈忠实先生曾回忆，当他打开笔记本，写下《白鹿原》草拟稿第一行字时，“整个世界已经删减到只剩下一个白鹿原”，而白鹿原“又具象为一个名叫白嘉轩的人”。
一、“沉重”的白鹿原
作者在小说里不过写了白鹿原几十年的历史。现实中的白鹿原，其负载的悠远的历史，是足以让人惊叹的。在《从追寻到转折，再到删减》一文中，作者细数了白鹿原及周边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古迹。在此只摘录原文中的一部分。
“白鹿原的西北端埋葬着汉文帝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夫人。凤栖原上埋葬着汉宣帝。神禾原是柳青住过14年完成史诗《创业史》最后自选安葬自己骨灰的地方。秦始皇在铜人原上焚书坑儒……从白鹿原东北端下原，沿灞河往东走不过20多华里，就是挖出距今110万年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公主岭……”
面对白鹿原太过悠久的历史，作者曾感到一种“沉重”。当他翻阅书籍，试图走进历史烟云笼罩中的白鹿原时，他感知到那时人们的心理被“一种太过腐朽太过厚积的封建尘埃淤塞”。
小说里，“关中大儒”朱先生曾说他不过是“一只陶钵”。我曾想为何他会有这样的比喻呢？
距离作者陈忠实的老家不足20里的半坡村落遗址上，曾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但是那些几千年前的珍贵文物，无论具有怎样的文化历史价值，都不能再盛一汤一饭供今人使用了。朱先生把自己比喻为“只能鉴古，于今人已无用处”的“陶钵”，是恰当又让人感到一丝悲哀的。毕生所学，倾尽心力，却少有用武之地。
鹿兆鹏当然也曾感受到白鹿原的“沉重”。他和冷家大女子的婚姻，完全是由父母包办的。是父亲鹿子霖的巴掌，将他一步一步打到洞房中，打到祠堂里。但“沉重”不代表着坚不可摧，白鹿原逃不过历史风浪的淘洗。
二、“剥离”
时代在不断变化，小说作者陈忠实也在不断适应。小的方面，从布鞋到皮鞋，从自制的布衣到西服，从不习惯吃鱼到品尝第一口鳝丝。大的方面，更是作者在基层工作十年的直观感受。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经历了艰难但十分必要的思想上的转变。后来他用了一个词“剥离”，来概括那种精神和心理上的变化。
在《千年的告别》一文中，作者对“剥离”一词有过清晰的阐释。“剥离是旧的心理秩序被打乱、新的心理秩序重新构建的过程”，而“完成一次剥离就完成了一次弃旧图新的过程”。“剥离”无疑是痛苦的，而且，“剥离不会是一次性完成的”，但如果经受不住蜕变的痛苦，就会永远困在“旧秩序的罗网里”。
作者关于心理剥离的个人体验，成为他把握小说《白鹿原》中各种人物心理形态和心灵历程的途径之一（注意不是唯一）。作者自己所要“剥离”的，不过是二十几年的思想和文学观念，而曾经的白鹿原所要“剥离”的，则是沉重的封建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其改变必定是艰难的。
三、白嘉轩：一个人与一道原
白嘉轩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那道古老的原，他与它，都在时代变幻中被动经受着“剥离”。
白嘉轩“撑着”白鹿原，而《乡约》则“撑着”白嘉轩。作者以《乡约》筑成白嘉轩和白鹿原上其他人的心理支撑的框架。但《乡约》具有两面性，“《乡约》应该是倚赖木犁和棉布延续生命的一个支撑性质的因素，也是抵御饥饿、灾荒和瘟疫之后继续繁衍的力量，却也是固封在木犁和棉布这种生活形态的枷锁”。
当朱先生固执地只穿自家做的布衣布袜，当白嘉轩自信踏实地踩踏着轧花机的时候，他们也在这种熟悉的生活中困住了自己的脚步。
白嘉轩从朱先生手中拿到《乡约》后，如获至宝，在村中推行。而这个时间点，恰好是“反正”之后。皇帝的皇位都不稳了，那本从宋朝传下来的《乡约》却在白鹿村被传诵着。
《乡约》，是乡间带有约束力、起到教化作用的教材，白嘉轩没想到的是，“乡约”，又变成了一种官位职级，而他这个白鹿村的族长，还要服从于乡约鹿子霖的管制。
这是他受到冲击的开始，此后他的损毁不断加重。他晕倒在地，腰被打断，后来又瞎了一只眼。他精心培养的长子孝文堕落，宠爱的女儿要将他“踏倒”，他的祠堂被黑娃带人砸坏……
白嘉轩的小名叫“拴狗”，后来他标志性的腰杆断了以后，作者多次用“狗”来形容他的体态。白嘉轩好像丧家之犬，封建王朝覆灭，他还在故作强硬地固守着。这种对时局变化的漠视，加剧了白嘉轩的损毁。
但是，白嘉轩的文化心理结构太过稳固。直到孝文和黑娃都当上了营长，白嘉轩还坚信着他那一套，说什么“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他的确战胜了逆子孝文和浪子黑娃，也抵御了来自小娥的反抗。他的心计远在鹿子霖之上，所以鹿子霖也不是他的对手。
他真正的敌人是自己。在那样的时代，作为族长的他就是在祠堂里惩罚一百个狗蛋，一百个小娥，带村民背诵一百遍《乡约》条文，又有什么用呢？他敢发起“交农”，但他能像鹿兆鹏和黑娃那样直接把矛头对准岳维山和田福贤吗？
白嘉轩的顽固，就像孝文领读乡约条文时，鹿子霖在心里偷偷抱怨的那样，“世事都成了啥样子了，还念这些老古董！好比人害绞肠痧要闭气了你可只记着喂红糖水”。
白嘉轩注定撑不起那道“沉重”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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