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天津静海蔡公庄镇大邱庄原党支书禹作敏可谓风头很劲，名声甚至超过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据说有一次，有人就他将被提拔为局长的消息向他核实，他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事儿有先例。陕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党支书陈永贵，作为毛主席在世时、党中央树立的农民典型，直接从村支书提拔成了副总理。所以，禹作敏也认为，自己作为毛主席去世后、党中央树立的农民典型，做个副总理当然也不在话下。
这里就不多说禹作敏了，单说陈永贵吧。1915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一)，陈永贵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沾城镇小南山。
解放后，由于陈永贵在农业生产中表现突出，1952年起，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1963年，大寨遭遇了“七灾八难”：特大洪水、两次风灾，一次雹灾，一次霜冻，加上洪灾前的干旱，春播时的涝灾。
在这样的大灾之年，大寨的农业生产也取得很大成绩，不但没要国家一分钱救济，而且还向国家缴了24万斤商品粮。且在当年年底，实现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标，让社员结束了住土窑的历史，全部搬进石窑。
这样的成绩让陈永贵声名远扬。1975年1月，陈永贵赴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被通知去见总理。总理开口就说：“这次找你来，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
陈永贵听后一愣，忙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这个副总理！”
总理态度严肃地说：“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从此，陈永贵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
陈永贵识字不多，是个大老粗、半文盲。在主席时代，陈永贵这样文化基础较低的、大字不识几个的草根直接升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不止一个。比如，陕西咸阳的纺织女工吴桂贤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辽宁的女售货员李素文，当了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然，他们的文化和陈永贵相比，高也高不了多少。但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
当了副总理、在国务院办公后，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这在当时叫做不脱产干部。具体到他的收入则是这样：起初、山西省每月补贴他六十元、后来涨到一百元，同时北京每天再给他一元两角伙食补助，大寨每年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一年的劳动日。年终，社员一个劳动日分配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
当时，大寨的分配水平在全国算比较高的，一个劳动日约一元四角到一元五角，能买一斤八两到二斤猪肉。那时厅级干部，每月工资是一百六十六元。陈永贵的收入大致与之相当。
大叔是个很朴素的人。成为国家领导人后，身边曾配过一名高级厨师，但他一句“他做的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就把人家打发走了，然后从昔阳县找了一个会做家乡饭的厨师，给他做昔阳面食：拉面、抿曲、假豆腐、饺子等。
陈永贵到了北京后，被层层保护了起来，大寨的党支部委员来看他，也会被拦在门外。于是，陈永贵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提出要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
被批准后，他回大寨时，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跟着去，他说：“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警卫干什么？你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
改开后，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1986年3月26日，因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71岁。
据说，陈永贵晚年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 “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
“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
“今后，再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作为国家主人捧到那样高地位的人了。”
愿陈永贵大叔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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