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原名沈雁冰，是我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茅盾和毛泽东初识于1923年夏天。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茅盾为部长秘书。
以下为如去注。
中共初创时，毛先生以其才干，博得了陈独秀赏识；1923年4月，从中共湘区委调至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并作为中央局秘书、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当时的中共最高决策机关，是由陈独秀、毛先生、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组成的中央局。
国民党组织历来涣散，没有凝聚力。中共三大后，毛先生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联名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给孙中山去信，建议“在上海、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新军队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
其时，毛先生不仅关心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对湖南的国民党的组织建设也倾注了心力。在此之前，湖南只有一个国民党员邱维震；毛先生和夏曦一起商议筹备湖南国民党党组织的计划，在他的指导下、湖南很快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1924年1月20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毛先生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毛先生在湖南的工作以及在大会上的表现，很受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赏识和注意，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时，顺利地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4年2月中旬，毛先生由广州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和叶楚伧组成常务委员会，实际负责人是组织部长胡汉民。作为胡汉民秘书的毛先生，其职责是“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
其时，毛先生不仅是组织部秘书，还兼任文书科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代理文书科主任一职。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特别倚重，国民党改组后的许多重大事情、都离不开胡汉民的参与；这样一来，组织部的实际工作就落到了毛先生的肩上，这从胡汉民给毛先生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顷得觉生先生来书，要取《宣言》十份，《党章》十份及《民国日报特刊》一份，入党表、登记表各四十份，志愿书二十份，请即交其来人为幸！此上润之我兄。”
信中所说“觉生”乃是国民党元老居正。当时的胡汉民已经45岁，毛泽东是31岁，一句“润之我兄”可见胡汉民对其器重的程度。
上海执行部成立之初，主要的工作有两项，一是组织发展，二是平民教育。在执行部的第二次会议上，成立了平民教育委员会，毛先生是9名委员之一，并是常务委员。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毛先生身兼数职，既要做组织部和文书科的工作，又要处理平民教育委员会的事情，工作量超负荷。
在当时，上海执行部的叶楚伧对共产党员一直持戒备心理；到后来，更是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处置共产党分子问题”，共产党员邵力子遭到殴打。毛先生与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联名上书孙中山无果，遂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
1925年9月，毛先生从长沙来到广州。此时，广州已成立了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宣传部部长汪精卫为政府主席。他看中了年轻且有才华的毛先生；10月5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推荐毛先生代理宣传部长，常务会议当即通过。
如去注毕。
“中山舰事件”后，茅盾回到上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在上海家中闭门写作。1928年初，茅盾离沪赴日。1930年4月回到上海，不久就参加了“左联"，并在1931年5月和1933年下半年两度担任执行机构的行政书记。他和鲁迅一道出席“左联"的各种会议，井主持编辑“左联”的秘密刊物《前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策略。
以下为如去注。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集团和蒋介石集团明争暗斗。汪精卫是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以及黄埔军校校长；在资历和威望上，蒋介石难以望汪精卫之项背。
1926年3月18日，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接命令说“奉校长命令”要派中山舰到黄埔听候派遣，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又传出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的谣言。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O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先生、周恩来等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也主张给蒋以回击。但在苏联红军布勃诺夫使团的影响下，陈独秀妥协了、中共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省港大罢工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共同领导），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这一事件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如去注毕。
1931年10月起，茅盾集中精力创作长篇小说《子夜》。这部小说以一个中国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主角，展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1936年3月29日，当得知红一方面军东征成功后，他和鲁迅联名致信红军。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祝贺红军东征的伟大胜利，声援红军的英勇斗争。
以下为如去注。
红军长征结束后，日本导演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调动几十万大军对陕北苏区大举进犯，妄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之。
为此，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红军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基点是“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此后，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集中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并提出“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1936年2月至5月，红军渡河东征、取得胜利。
如去注毕。
1940年5月26日，茅盾来到延安。安顿好后，他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看望老朋友。自从1926年在广州分手后，他们已有十四年未见面了。毛泽东依旧和十多年前一样平易近人、谈笑风生。
6月初的一天，茅盾正在住处阅读吴玉章主编的《中国文化》，门外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湖南口音：“雁冰在家吗？”茅盾一听，是毛泽东，连忙把他迎进窑洞。
毛泽东对他说，直到今天才来问候他和夫人、孩子，是因为实在太忙，请原谅。接着他又拿出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送给茅盾说：“刚刚出版，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呵！”毛泽东兴致勃勃地与茅盾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并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中午，茅盾留毛泽东吃便饭。在饭桌上，毛泽东问到他今后的创作活动，茅盾说：“在新疆呆了一年，使我深感大大落后于沸腾的生活，非常需要补课，我想多读点东西，再到前线、后方走走，体验体验生活。我今后仍想搞我的创作。”
毛泽东听了频频点头，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建议你搬到鲁艺去住。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罢。”在这之前，曾有人劝茅盾搬到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去住，并说丁玲等作家都住在那里。现在他听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搬到鲁艺。他对毛泽东说：“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
茅盾的妻子孔德沚见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甚至在饭桌上也不停，而饭却吃得很少，便劝他戒烟。毛泽东摇了摇头，幽默地说：“戒不了啰！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烟，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
同年9月下旬的一天，张闻天来到桥儿沟茅盾住的窑洞，递给他一封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电报的大意是，郭沫若等人已退出第三厅，政治部另外组织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郭沫若主持。为了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希望茅盾能来重庆，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待续>
文后说明：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向原编著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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