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军旅诗人”李瑛，河北省丰润县人，1926年12月8日生于辽宁锦州；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师承杨振声、冯至、朱光潜、俞平伯、沈从文等大家，边读书边从事进步学生运动；毕业后，曾任记者、文艺刊物编辑、文艺出版社社长、总政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文艺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1942年，李瑛开始发表作品；1944年与同学合出诗集《石城底青苗》；1948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枪》，此后，共陆续出版54部诗集，多部长诗和组诗获奖；如《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春的笑容》《生命是一片叶子》《我的中国》《美国之旅》《在燃烧的战场》《一月的哀思》等。
很多人都会记得李瑛的诗句“车队像一条河，缓缓地流在深冬的风里……”，这首《一月的哀思》是集政论性与抒情性、战斗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结合体，表达了诗人对周总理逝世的无限哀思。
2019年3月28日，李瑛去世。值其忌日，如去选摘其2016年3月16日，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访谈时的部分内容，以致追思。
谈到其早期求学经历时，李瑛说：“我在沦陷区读中学，对日本的统治怀着仇恨，心里有很多困惑得不到解答，就去图书馆看书，想从中找到些答案。我开始接触到文学，尝试写诗，在学校里组织文学社团。后来学校把我开除了……”
“我在大学参加了地下党，和一起搞学生运动的同学在红楼地下室、西斋学生宿舍里印了很多宣传品，包括党从解放区带回来的报纸、毛主席的讲话和一些政策性文件。我们在北京买通印刷厂工人给我们印刷，然后在北京地方和学校里散发。有很多同学暴露了被抓起来，我们就请愿，校长胡适就去把学生要回来，有的要不回来就被害了……”
到了1949年，李瑛大学毕业时，“和二十多个大学生一起跟随第四野战军部队南下做军事报道，叫‘南下新闻队’，我被任命为队长”。等到五十年代，总政要调一批年轻大学生到北京、成立总政治部，他就到了北京。随后，抗美援朝开始，他又先后三次被派去朝鲜战场工作和采访。
到了五十年代，李瑛曾三次被审查，三次下放。第一次是因为他喜欢绿原的诗，曾写过篇《论绿原的道路》，1955年反胡风集团时，他被揭发和绿原、胡风有联系，是反党分子；第二次是在1957年，老部长陈沂（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首任部长）被打成右派，他曾给他当过秘书，受连累、接受审查；第三次是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出问题了，李瑛去朝鲜战场时写过歌颂他的作品，又遭审查。
不过，三次审查的结果都没事。谈到这这里，李瑛说：“我这一生，没被打成右派，也没被打成胡风分子，但都是处于边缘。几次下放给我带来了精神上的刺激，但是丰富了我的生活积累，也营养了我的诗歌……”
李瑛说：“我把每一首诗都当成新的探索和尝试。从思想上我不做那种克里空（或称“客里空”，出自安阳方言“壳里空”，意即把壳儿扒开、里面什么都没有，指虚假， 耍花招），任性地想写什么写什么，我的诗是和泥土、汗水、血泪紧密结合在一起。“
谈到时下的诗坛，李瑛说：“诗歌作为情感的载体，最直观的首先是语言，诗是要用最准确、最生动、最形象、最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就是古人说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粗浅的大白话不是诗，但是现在诗歌中很多是这样的大白话。”
“五四时期，何其芳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有的诗人写诗是在语言和语言之间，在意象和意象之间搭了一座桥。这首诗写完，作者把桥抽走了；他把诗交给读者……”
李瑛认为，现在诗歌发展有很多负面影响，一是价值取向的混乱、二是社会浮躁；李瑛说“前几年访问山西，小雨（李瑛的女儿）陪着我去了刘胡兰的家乡。我看了刘胡兰的墓，看了杀害她的地方，写了一组诗。刘胡兰纪念馆给我来信说，现在很少有人写歌颂刘胡兰的诗了。像这样的民族英雄，不感动你，不激动你么？……”
“一首诗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写过一首《关于生命》，自卫反击战的时候，一个叫刘勇的战士，把这首诗抄在笔记本上，揣到怀里。火线上，他一个人杀了很多敌人，回来后火线入党，立了一等功。这个战士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是李瑛的诗激励了我。这是我看到《广西日报》才知道的。诗歌作用于人的感情和精神世界，它的力量甚至是无限的……”
热门跟贴